新疆和平解放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诞生

2019-03-13 08:12吴跃农
湘潮 2019年12期
关键词:张治中王震兵团

吴跃农

1949年10月,王震率11万大军进军新疆。陶峙岳响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号召,在张治中的密电动员下,在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具体接触感召之下,毅然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羁绊,率领10万官兵和平起义,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把五星红旗插上昆仑山、帕米尔和阿尔泰之巅。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陶峙岳又一起为新疆的和平与建设立下了赫赫功劳。

王震主动请缨去新疆——“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的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隆重召开。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与中共中央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于2月17日由西北前线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会。到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4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12人。王震在会上发言表示:“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毛泽东主席当即插话说:“王震同志的意见很好!很有全局观点。”

会议期间,王震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将请愿率领部队到新疆去的报告递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扶着王震的肩膀一起坐下,打趣地说:“今晚俱乐部上演《红娘》,是一出精彩的戏,机会难得,你应该去看。”当晚,毛泽东请王震坐在他身边看京戏《红娘》,边看边对他说:“一个戏里缺了哪个人物都不行。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红娘很聪明,她会做团结工作。你到新疆去就要当红娘,做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间的红娘,为各族人民大团结服务。红娘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的人。你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啊!”同时,他还叮嘱王震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在西柏坡期间,朱德、周恩來、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也同王震进行了亲密交谈。

1949年6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在陕西关中地区成立,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第一野战军发起河西追歼战,王震率部参加。此役历时19天,行程1600公里,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4.1万人,直叩新疆大门。至此,青海、宁夏、甘肃3省全部解放。第一野战军前委完成了进军新疆的部署,新疆和平解放指日可待。

当第一兵团沿着河西走廊西进时,王震豪情满怀地赋边塞诗一首:“白云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王震的这首边塞诗,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由第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王洛宾谱曲。一时间,《凯歌进新疆》的雄壮歌曲,飘荡在军营内外,回荡在天山南北,成为全军将士进军新疆的号角。王震率领的11万进疆部队,正是唱着这首边塞诗叩开了新疆大门。

新疆和平解放——“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

1949年4月16日,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为了促进新疆和平解放,亲自找到迪化市市长、共产党员屈武谈话,要他赶紧回到新疆,策动新疆部队起义,以尽量避免或减少新疆人民的损失,确保新疆不被疆独分裂势力利用。屈武回新疆后,盛赞陶峙岳的“保国安边”思想,联络陶晋初、刘孟纯、刘泽荣等人,积极襄助陶峙岳实现和平起义大计。

鉴于原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新疆有较大影响,毛泽东、周恩来于5月初委托留在北平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经绥远向新疆转发电报,劝导陶峙岳、包尔汉·沙希迪等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严防疆独分裂势力,适时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9月8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张治中,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兰州和青海向新疆进发,铁壁合围,希望张治中再致电陶峙岳、包尔汉·沙希迪等国民党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以大局为重,立即和平起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献礼。张治中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即向毛泽东表示:“这是我乐意做的事,我可以马上去办,尽力促进之。”并谈了他对新疆问题的看法:“以文白之见,新疆问题唯一的出路在于和平解放,使人民免遭涂炭!”9月10日,张治中两次发电,敦促陶峙岳、包尔汉·沙希迪等人及时表明态度,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在中共领袖的正义感召之下,在王震第一兵团大军压境的勇猛凌厉态势之下,在迪化市市长、地下党员屈武的鼓动下,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内部分化加剧,以陶峙岳将军、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沙希迪为代表的爱国力量,包括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新疆警备副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主张和平谈判,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方案。

是时,尽管全国解放在即,但新疆局势仍极复杂,国共斗争大背景之下,又隐伏着新疆分裂分子的阴谋,新疆旧有的地方势力“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思想一直阴魂不散。哈萨克族上层人士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在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克南(Mackenan)支持鼓动下,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发动叛乱。甘肃军阀马步芳控制的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和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准备武装对抗陶峙岳将军“背叛党国”的命令和指挥,发动暴乱,杀害包尔汉·沙希迪。陶峙岳与他们进行巧妙斗争。最后,陶峙岳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3人礼送出南疆去印度,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拔除了内乱的导火索。

9月15日,中共中央派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的电文,从苏联入境伊宁抵达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包尔汉·沙希迪、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和进步组织“战斗社”“先锋社”的负责人。陶峙岳向邓力群介绍了新疆军事情况及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邓力群向陶峙岳转达了毛泽东对新疆和平的关注及张治中的电文内容,并向他们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及政策,对他寄予了深切期望。

陶峙岳和包尔汉·沙希迪连夜聚在一起,密谈到深夜。9月17日,陶峙岳与包尔汉·沙希迪复电张治中,表达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坚定决心,并提出了稳住新疆的具体意见。张治中收到电报后,把陶峙岳和包尔汉·沙希迪联名发来的电文转呈周恩来,并由周恩来交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完电文,高兴地说:“王胡子(王震)说得对,陶峙岳将军就是和平的希望嘛。看来和平解放新疆,指日可待了。”

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沙希迪,指示他们派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兵团司令王震接洽和平起义事宜。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赴兰州面见彭德怀、王震,商谈新疆起义事宜。9月23日,曾震五到达酒泉,同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曾震五表示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条件,并介绍说在陶峙岳的鼓动授意之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河西警备总司令参谋长汤祖坛等率国民党西北残部3万人,于24日在酒泉起义,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当晚,王震的命令传到酒泉:驻高台、酒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并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27日,王震、许光达等率领第一、二兵团进驻酒泉,直接领导起义部队的接收改编工作。

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新疆和平起义成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一份献礼。9月25日,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人民军队的行列。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沙希迪、迪化市政府市长屈武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5日,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王震宣读了向新疆进军的命令,宣布10月10日开始向新疆进军。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王震率部靠两条腿丈量了从河西走廊到新疆天山南北的大漠戈壁,路途遥远、天寒地冻,物资给养严重缺乏,生病的战士得不到及时救治,饥饿时时威胁着每一个人。面对着脚下一座座冰雪山峰,面对着前方一个接一个的难以预测的艰难险阻,战士们就只有一个信念:向前进!

王震指挥部队如此艰苦卓绝地进疆,令陶峙岳激动不已。他摆出放置许久的文房四宝,展纸命笔,写了一首《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渡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

1949年11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机关抵达迪化。

12月7日,新生的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和三区民族军首领赛福鼎担任副司令员。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于12月20日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包尔汉·沙希迪担任首任主席。同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将起义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的请示。王震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陶峙岳表示:“起义部队过去守土有责,立了功。起义以后,可以一起和我们转向生产,妥善安置大批退伍官兵。”

屯垦戍边——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粮草问题是王震率部入疆以及新疆和平解放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第一兵团进疆部队11万人,陶峙岳将军起义部队和民族军共10多万人,加上政府工作人员5万人,每年需要的粮食在10万吨之上。然而,新疆生产力低,异常贫困,平均每3户农民拥有1头耕畜,2户农民拥有1把砍土曼(一种新疆特有的农具);全疆人均占有粮食195公斤。各族农民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依靠当地解决20多万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绝无可能。

毛泽东借鉴历代经验,要求军队屯垦戍边,确保西陲边疆长治久安。1949年12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针对新疆军区发布了《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王震率部进疆,想的就是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布后,新疆军区立即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在干部动员大会上,王震说:粮食问题不解决,我们在新疆就站不住脚。怎么办呢?从关内运粮进疆,地遥路远,等于粮价的7倍,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运输工具。从苏联进口粮食不是不可以,但10万吨粮食要3000万卢布,没有钱老大哥他不卖给你。我们国家穷,拿不出这么多外汇,怎么办?还是毛主席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走我们的南泥湾之路,我们自己来垦荒生产粮食。

王震挥挥手,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肩膀把天大的困难扛起来,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肩膀都应该是年轻共和国的坚强支柱。现在,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王震要求60%以上的官兵必须投入生产。每人要开6亩荒地,当年要开垦荒地60万亩,要生产粮食5000万公斤,棉花180万公斤,每人养1头羊、1只鸡,10个人养1头猪、1头牛。王震第一兵团喊出口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超过、不许减少。”

1950年1月23日,也就是从那天起,进疆部队在天山以南,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至和田,北抵天山,环绕塔哈拉马干沙漠排兵布阵,拉开了西部荒原屯垦戍边的壮丽序幕。四处荒漠,没有人烟,又都是男人,大家干脆脱光了衣服干。王震身上的弹伤在冬日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工地没有拖拉机,全靠人力畜力开垦;将士们住的是地窝子——地下掏个洞,搞几个木棍子一搭,上面用草和泥巴一糊就住人。当年,部队开荒种地5.58万公顷,养牛养羊,实现了全军粮食自给7个月,食油、肉、蔬菜全部自给,这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还极大地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

同时,王震号召全體官兵:每年两套军服节约一套,两件衬衣节约一件,一年发一套棉衣改两年发一套;鞋、袜自备;帽子去掉檐,衬衣去掉翻领,军衣口袋由四个减为两个……集中由此节省的经费,加上从粮食、菜金、马饲料、杂支、办公费用等挤出的一部分资金,用来建设工业。1951年,新疆兴建的工业建设项目有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新疆水泥厂、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配厂、新疆机械厂、八一面粉厂、木工厂等10多个工矿企业;各师、团还先后建成了发电、碾米、磨面、榨油、轧花、修造、皮革、被服、锯木、砖瓦、陶瓷、印刷等作坊76个。

1950年3月,陶峙岳率领二十二兵团10万人踏着积雪开赴北疆玛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同年7月,陶峙岳率二十二兵团来到石河子,选择一座垦荒新城的城建位置,组建了城建处,赵锡光兼城建处处长。在三五九旅成长起来的张仲瀚担任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进驻石河子,开始新城建设。

1952年10月,石河子落成了第一座行政办公大楼。二十二兵团九军官兵们体会了张仲瀚言传身教的“南泥湾精神”。

1952年,国家调拨大批拖拉机给各军垦农场,推动了各军垦农场的机械化大生产。

1953年,王震调中央工作,离开新疆,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屯垦戍边工作由陶峙岳、张仲瀚肩负起来。

根据王震、王恩茂两位将军的建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4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大部、二十二兵团和由新疆民族军整编的第五军一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受新疆军区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双重领导,其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从1956年5月起,兵团受国家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

陶峙岳得到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后,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舒心地出了一口气:“10万人有了归宿,要得,要得。”

陶峙岳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张仲瀚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持日常工作的第一副政委(政委由王恩茂兼任)。原二十二兵团的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依次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七师、八师、九师,骑兵七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十师,骑兵八师改编为工程建筑第一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执行“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历史使命,长期扎根边疆,世代守卫和建设边疆。

1958年到1960年的3年时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莫索湾开垦荒地90万亩,播种面积达84万亩,植树造林5万亩。陶峙岳视察莫索湾时即兴赋诗称赞道:“红旗播遍莫索湾,大地茫茫一手翻。唤起千年沉睡梦,永葆青春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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