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田小龙

一、引 言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中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中提出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人类自觉应对全球化与后工业化之挑战的基本途径。经过多年讨论，国内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已大致达成共识，即“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的新的政府类型，是一种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模式”(1)张乾友：《变革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任务型组织的途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对于“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张康之教授在《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2)张康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12年第1期。等文章中澄清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定位凝练为“人民满意”——“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相较之前“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表述，更为凝练的“人民满意”凸显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开启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新篇章。理论研究需要回应现实要求，因此，本文拟在阐明当前全球化、后工业进程中道德境况的基础上，拓展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伦理路径研究。

二、全球化与后工业化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尽管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人们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称谓，如“第三次浪潮”(3)[美]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三波”(4)[美] 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来概述这一时代特征，但它们都表明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显著增加。在此过程中，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正被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当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格局结束后，许多心存善念的人纷纷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纪，甚至是“历史的终结”(5)[美]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但是，当20世纪的经验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注入了悲观主义时，21世纪却同样是以血腥和恐怖启幕。人类社会刚进入21世纪便发生了“9·11”事件，紧接着便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军事行动。此后，全球各地恐怖袭击事件接连不断，一些宗教族群之间的冲突也不断激化。目前看来，紧密的联系并没有必然给人类带来包容和谅解，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危机。“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连人类本身的命运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了”(6)[英] 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演讲录》，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人类进入了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为特征的风险社会。

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使康德所试图清除的不安——我们的认识是由独立于我们的世界决定，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自身——又重新显现，“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包括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7)[美]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页。。康德认为，就我们的认识而言，我们无法走出人类的立场之外而达至一个如其所是、无所遮蔽的世界。当然，康德为消除这种不安而包容性地使用了“我们”来囊括知识与理性之船上的所有存在物，“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8)[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即是说，对于人类立场之内的知识与推理而言，对于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及我们如何推理而言，我们没有理由恐慌与焦虑，因为我们可用的知识是在预先给定的范畴内由人们构建的，而正是先在的范畴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使知识成为可能；而且，作为理性的人，我们如何推理是由理性的要求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9)[英] 卢克斯：《道德相对主义》，陈锐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

当然，早在19世纪，尼采便通过“视角主义”——“只有一种视角性的看，也只有一种视角性的认识”(10)转引自[英] 卢克斯：《道德相对主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第1页。——对康德的认识论思想造成冲击，我们的认识受到自身欲望和情感的指导、规范并最终形成，现实世界中总是存在多种获取知识的观察视角，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客观的且为我们所认识的“真实世界”。当这种视角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群体联系在一起时，便形成了一种完全的相对主义思想。在所有的人并不能达成理性合意的语境下，相对主义要求人们从所有的观察视角后退，一视同仁地看待各种“认识”，这些东西要么全为真，要么全为假，多种多样的“我们”使我们不再是包容性的而是对立性的，是我们与他者的对立。

实际上，人们对科学史本身进行的各种研究已经为相对主义提供了终极性源泉，科学家完成“弃旧迎新”的“范式转换”也可能是出于“个人的适宜感或美感”等外在于科学本身的因素(11)[美]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更是对信奉可能存在着客观科学知识的实在论者的科学权威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批评。至此，事实在促进科学发展方面的作用似乎已经没有多少评价性的余地了，全球化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再只涉及我们试图认识的独立于我们的世界，而且直接关涉我们自身，我们人类立场之内的观念、知识与推理等本身即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源头。

相较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冲突，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人类社会这列火车运行变化如此之快，每个人都担心被列车抛下。人类的社会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状态较为缓慢甚至相对静止，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变化已经超越了以往几千年农业社会发展变化的总和。现在，人们对可预见的后工业社会的描述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这样的意蕴：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速度的快速变化——“加加速度”，即“各种加速的倍加速度”(12)[美]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

20世纪初，亚当斯已经在电机产生的滚滚能源中觉察到一种新的社会物理学的基础、一种社会变化的基本秘密，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那种秘密——加速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同机械规律一样明确和连贯，不能被期望为了适应人类的便利而放松自身能量(13)[美]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84页。。意料之中，亚当斯并没有完成类似《社会物理学》的书，像计算物理速度规律一样来确切计算社会生活的变化速度，这绝非“不愿使自己变成描图纸上的线条的人类坏脾气”使然，而是缘于不仅仅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像他的父辈和祖辈那样生活在同一个类型的世界上，而且整个社会都面临着要从根本上与过去决裂的状况，即“如果科学继续每十年使其复杂性翻两番或四番，那么数学也很快会折服。一般人在1850年已经折服了，他已经不能理解1900年的问题了”(14)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1, p. 496.。如果说在20世纪初，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已经让人折服，那么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物理学”的“加加速度”变化所产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更是远非工业社会历史阶段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的确定性追求所能把握。

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与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变化的“加加速度”使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与把握已无确定性可言。在此条件下出现的问题不可能与以往的问题完全一样，人为因素导致的恐慌与焦虑远远超过了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恐慌与焦虑。一方面，陌生事物的未知、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令人感到恐慌并促使人们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人们又恐慌改革的巨浪会卷走他们所熟悉的一切，丧失现在所拥有的优势。人的焦虑也就产生于这种两难的处境中，产生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存在的偶然性之中。20世纪已经把人变成了历史的悲观主义者，曾经是工业社会文明基础的进步神话已经坍塌，人们普遍陷入了莫名的恐慌与焦虑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不可能实现。我们应该意识到，进步不是自然实现的，而是我们自觉选择的结果。

人类社会可以说是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如卡蓝默所言，“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15)[法] 卡蓝默：《破碎的民主》，高凌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0页。，伦理是治理的精神实质，而治理是伦理的现实体现。人类社会的历史转型不仅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而且提出了伦理精神重建的诉求。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历史上，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历程同时也是一场契约伦理逐渐取代基督教伦理而成为社会治理伦理基础的演化过程(16)田海平：《西方伦理精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页。。同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时，进步的学者和改革者已经意识到，相较于“政治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7)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第6期。。同理，当前的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运动已经向人类提出了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这归根结底就是伦理问题，进行伦理重建。

三、道德的恐慌与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道路却被西方解读为“没有价值观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别的道德或规范意义”(18)[美] 柯白：《中国道路：没有价值观的崛起？》，《社会观察》2013年第4期。。其实，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当对某些问题进行道德评判时，人们往往站在利于自身的道德高点，相信自己掌握了谴责所需要的道德资源。在他们看来，纵然社会生活可能是无序和混乱的，他们的道德语言却是有序的。但是，正是这种各自有序的道德语言出卖了他们自己，反映出社会总体道德状态的无序，“我们诚然还拥有道德的幻象，我们也继续运用许多关键性的词汇，但是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已极大地丧失了我们对于道德的把握力”(19)[美]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尽管道德的现象与语言依然存在，但很大程度上道德的完整实体已成碎片。

社会总体道德语言的严重无序状态无疑会带给人们道德的恐慌与焦虑，而各自有序的语言状态反映出的是道德的相对主义。如前所述，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对我们所信奉的科学信念的一种有趣挑战，相关的争论更多具有学术意义。相较而言，许多人虽然可以明确拒绝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却难以割舍道德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在科学考察中，理想状态下会就某个答案产生趋同，而对这种趋同的最佳解释包含了这样的观念：这一答案呈现出事物的状态；但在伦理的领域，至少是在具有一般性的更高层级，根本就没有一致性的希望”(20)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36.。面对某些道德问题，人们经常处在两种甚至多种相互冲突的道德直觉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有些人会认为这类道德问题肯定会有正确答案，某些行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某些行为则必然是错误的；有些人则可能会认为前者的道德判断太过武断，有些事情在自己看来是对的，但在其他人看来却不见得如此。更为严格的道德相对主义倾向于认为，“我们的(道德)推理以及我们的道德规范的应用，不能及于我们的道德力所不及之境，即超越我们自己的文化、宗教与语言限定的范围”(21)[英] 卢克斯：《道德相对主义》，2013年，第22页。。如果人们接受了相对主义，那么他们就会缺乏足够的理由去接受基本的道德规范，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道德相对主义会使我们谴责某些行为的对错不再合理正当，人们甚至会从明显需要道德判断的情境中撤退，对道德冲突变得麻木不仁。

我们知道，道德是与应当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道德的观念就是实践意义上应当的观念，道德要求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不过，当我们继续询问道德有什么理由要求我们应当做某事时，在理论上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其一，道德的合理性基础在于个人，正是以康德为标志，道德的独立成为决然自明的事实(22)宋希仁：《西方伦理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13页。；其二，道德的正当性依据在于伦理，以黑格尔为典型，“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23)[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2016年重印)，第194页。。

第一种思路承袭近代启蒙思想的“道德独立论”(24)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上帝”被他的子民杀死后，个人成为其存在的价值根源和目的所在，同时也是其道德权威的最高主宰。近代以来工业社会基本上是按照启蒙思想建构的，在这样的社会，尤其是当前的工业社会晚期阶段，我们的道德观念存在着太多的根基，或欲望或理性，从反面来看，即是根本没有根基。也就是说，道德独立性的论证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道德相对主义。不过，欲望或理性的多元性事实观察并不能不可阻挡地推导出相对主义者的结论，或者说，道德相对主义采取的是一种外部观察者的视角，试图对道德问题进行“价值中立”的描述，但在道德的实践意义上，人的共同生活意味着道德并不是一种从个人出发的“自然特性”。

从现代规范伦理的角度看，虽然我们也可以询问欲望的道德或者理性的道德处于何种特定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即其正当性的伦理依据，但是，无论是功利主义目的论伦理还是康德主义义务论伦理，它们反映的都是一种个人本原的契约伦理精神，确切讲，这种契约伦理并没有“精神”，“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25)[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8页。。在契约伦理精神的架构中，道德行为被表达为一种可以给予普遍形式的规则，“那种道德自我可能融于无所不包的‘我们’——道德上的‘我’仅仅是伦理上‘我们’的单数形式”(26)[英]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页。。正如康德从理性的存在者出发推导出以可普遍化原则为基础的绝对命令，道德独立性的另一面便是伦理普遍性，“只有那种诸如能够经受得住‘丧失个性’的规则，才被看成适合设定的伦理规范之条件”(27)[英]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55页。，在实践中即以伦理立法的形式来实现伦理的普遍性，以他治的伦理要求来代替自治的道德责任，但却丧失了对特殊道德实践的理论敏感度。简而言之，契约伦理精神存在着伦理普遍性与道德独立性之间的内部张力，在道德实践意义上是以伦理普遍主义克服道德相对主义。

人从客观的伦理实体走来。根据黑格尔的论述，国家是伦理实体的最高形态。然而，全球化进程正在打破传统民族国家的边界。这意味着，黑格尔意义上国家伦理实体正在向高于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伦理实体发展，人的存在境况正在发生改变，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不是为了个人是人的共同生活的出发点。“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35页。，人类社会的伦理要求与道德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或者说，伦理精神总是根植于特定历史阶段人的存在境况，“个体的善应当从社会伦理关系体系、从社会实体寻求合理性根据，但社会伦理关系、伦理实体本身亦有一个合理性根据问题，这个合理性根据必须从人的自由的历史存在方式来认识”(29)宋希仁：《社会伦理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页脚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当人的存在境况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全球性道德失范现象，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道德水准下降导致的，而是因为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组织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而相应的伦理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导致的”(30)韦正翔：《国际政治的全球化与国际道德危机：全球伦理的圆桌模式构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29～330页。。相应地，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为应对社会转型阶段道德的恐慌与焦虑，既有罗尔斯等人对契约伦理精神的维护，也有复兴传统伦理精神的思考(如西方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国的新儒学等)。这种对新伦理的吁求体现了上述第二种思路，即询问作为道德正当性依据的伦理精神本身的合理性。

我们需要直面这一现实：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正在改变人的存在境况和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然而，“普罗大众和这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却仍然在旧的价值伦理和管理体制中抱残守缺，世界已经面对着公共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双重危机”(31)[法] 卡蓝默：《破碎的民主》，中译本序第4页。。为应对契约伦理所遭遇的社会转型的挑战，道德独立性的论证显然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根源，而伦理普遍性承诺则试图以伦理的他治代替道德的自治，丧失了对特殊道德实践的理论敏感度。事实上，在契约伦理精神的架构中，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并不能单独得到有效解决，它们都根源于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为了个人的契约伦理精神。

不过，中国社会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与西方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一方面，中国社会并没有遭遇西方那种如麦金太尔所说的传统与现代在道德语言和实践方面的断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纲常伦理及其道德意识在某些地区或领域仍然得以部分保留，但纲常伦理显然已经不再是当前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不具有如其在传统社会那般的正典地位；另一方面，虽然人们(不止西方的人们)对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伦理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可，但契约伦理所具有的西方历史含义是不可消除的，因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契约伦理并不具有如其在西方那样的正典地位。因此，如果说西方社会遭遇的是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道德相对主义困境和伦理普遍主义危机，那么，中国社会同时还面临着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对中国和西方都提出了伦理重建的要求。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契约伦理的维护是近代启蒙运动建构契约伦理的延续，而在麦金太尔看来，这是近代启蒙筹划之失败的最后一次重演，进而，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美德伦理学者转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美德寻求答案。在中国，这种复兴传统伦理精神的立场则为新儒家所持有。然而，麦金太尔视之为失败的东西，后现代伦理的倡导者却视之为解放般的发现。恰如人们曾从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的神性巫魅中解放出来一样，后现代伦理的读者们会感觉自己又从契约伦理的普遍性追求中解放出来，即“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或者是放弃将其保留在伦理规范中的雄心)，意味着将道德重新个人化”(32)[英]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39页。。

我们相信这些呼吁复兴传统的声音是出于一种对美好社会生活的期望，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任何试图返回传统社会或者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古运动——如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都难以如愿。同样，正如宗教改革在对基本人性的把握方面破除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学模式，形成了有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后现代伦理并无意于建构某种新的伦理精神，而是侧重于解构契约伦理精神对伦理普遍性的追求，主张“伦理的终结”和“道德的解放”。当前，在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无论是回归传统的美德伦理，还是后现代伦理对现代规范伦理的解构，它们都为伦理重建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四、走向伦理重建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近代社会从一开始是基于启蒙思想而加以建构的，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动力主导下提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要求，将私人领域或者说市场经济定位于放任自由竞争的空间范围，而公共领域则是拒绝竞争的。然而，源自私人领域的资本主义竞争本性必然要求征服整个社会，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晚期，公共领域日益受到私人领域竞争行动的侵蚀，一切事物都变得可以待价而沽。不过，当市场价值观和竞争的行动逻辑在公共领域甚至在整个社会都“大获全胜”时，一切事物的商品化却使社会治理所关切的不平等和腐败等问题愈发严重，我们进入了一个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为特征的风险社会。进而，我们可以看到，自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展私有化运动以及美国的“里根革命”以来，一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是，这场改革运动的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至少是不怎么成功(33)Joel D. Aberbach & Tom Christensen，Why Reforms So Often Disappoint.，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4, Vol. 44, No.1, pp. 3-16.。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市场是实现公共善的首要途径的观念受到了质疑。美国哈佛教授桑德尔指出：“2008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34)[美] 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引言第ⅩⅢ页。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以来最大的变化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领域，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35)[美] 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引言第ⅩⅢ页。。然而，桑德尔随后指出，市场必胜论时代的终结并没有必然走向一个对“市场之道德”进行清算的时代，“金融市场的惨烈失败并没有从整体上动摇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其实，相对于银行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所破坏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声誉”(36)[美] 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引言第ⅩⅩ页。。也就是说，尽管金融危机将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抛入了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但这并没有使人们从根本上对市场价值观进行反思。

我们知道，里根政府为美国社会带来的一个流行观点是，“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就是问题所在”(37)李剑鸣、章彤：《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陈亚丽、顾中行、吴金平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7页。。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最显著的政治后果同样是对政府的敌意和对自由市场的狂热，即“新茶党”运动的兴起。因此，在西方社会，人们通常认为政府是所有治理困境的根源，因而不可能为问题的解决贡献什么积极的力量，所谓的社会治理改革通常侧重于对政府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和职能上的转变，希望通过政府功能的优化来完善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将道德和精神的信念抛于脑后。特别是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政府要保持一定程度的“道德中立”，“政府与法律是或应当是在各种对立互竞的有关对人来说善的生活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并且因此，尽管增进对法律的遵守乃是政府的使命，但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灌输任何一种道德观却绝非政府的合法功能”(38)[美]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247页。。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和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缺少道德和精神的内涵，正如桑德尔所言：“我们政治的问题并不是有太多的道德争辩，而恰恰是争辩的太少。”(39)[美] 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引言第ⅩⅩⅡ页。

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与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有所不同。自“建设服务型政府”在2004年被确认为中国行政改革的总目标后，我国已经在2008年、2013年和2018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首先，从政府类型本身来看，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是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40)张康之：《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行政论坛》2000年第4期。。因此，服务型政府在哲学理念上是一种服务定位，区别于传统统治型政府的统治定位和近代管理型政府的管理定位。张康之教授在《把握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理论方向》(41)张康之：《把握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理论方向》，《人民论坛》2006年第3期。《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42)张康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12年第1期。等文章中已经对服务型政府研究存在的“理论误植、历史‘混搭’、方向误导”这三类问题作出了理论澄清：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奠立了管理型政府典型形态的理论基础，而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至多是管理型政府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些都不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渊源，更不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停留在公共服务的技术和方法改进层面的做法则是一种放弃了理论追求的庸俗化行为。

其次，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对待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态度不同于管理型政府，不是以终极治理者的姿态凌驾于其他治理主体之上而垄断社会治理，而是致力于为其他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提供服务。服务型政府的重心就是服务，“采用一种引导的方式将这些新兴社会治理力量吸纳到社会治理中来，努力建构起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43)郑家昊：《合作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转型与职能实现》，《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类型，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求社会治理的属性发生变革，从政府垄断社会管理转变为政府与其他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合作治理所面对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要求作为行动者的公共管理者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44)王锋：《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学海》2017年第1期。。在国内研究合作治理的先驱张康之教授这里，合作治理同样是与道德责任联系系在一起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合作需求日益凸显，也随着组织化的文明成就得以继承，随着社会治理转型为合作治理，个体与组织的密切联系也就使得组织越来越愿意为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承担道德责任”(45)张康之：《合作治理中行动者的非主体化》，《学术研究》2017年第7期。。或者说，正是对道德问题寻求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过程导向了合作治理的思考。

当然，如前所述，道德的正当性依据在于伦理，而伦理的合理性基础在于人的存在境况。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之前，首先要从人的存在境况出发确定作为道德正当性依据的伦理精神。因此，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并没有脱离一系列内含公民道德建设要求的伦理语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充分体现了我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对西方精神文明的借鉴与吸收。而且，后工业化是与全球化同步发生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化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中国政府为解决全球合作治理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也超越了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它不仅涉及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体系，而且关乎人类社会未来的文明形态，根本上，它是对人的共生共在之存在境况的反映，是对一种新型伦理精神文明的思考。也就是说，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的践行着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只不过这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更多流于经验，没有达到理论自觉。

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中所积极开展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保持审慎的态度，如果不澄清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自觉，那么众多嘈杂的声音会将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建设带入歧途。张康之教授等人已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人类治理文明的方向”进行了理论澄清与论证，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中国行政改革的逻辑产物，也是人类治理文明发展的必然走向。循着张康之教授在《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中指明的方向，就“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目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研究和实践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学习的特征。一方面，在服务型政府概念在2000年提出之前，我国政府已经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逐渐形成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定性内容：调整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因此，受沿袭以往机构改革经验的路径依赖的影响，学者们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通常涉及调整机构、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等内容。但是，依据挪威学者克里斯滕森等人提出的工具结构(instrument-structure)与文化价值(culture-value)视角分析(46)Tom Christensen, Per Lgreid, Paul G. Roness & Kjell Arne Røvik,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the Public Sector: Instrument, Culture and My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调整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的路径多停留于行政改革的技术主义表象，倾向于工具性实用主义，放弃了对服务型政府核心价值的进一步追问。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管理(47)王忠国、袁艺：《服务型政府建设管理路径探讨》，《行政论坛》2009年第4期。、政治(48)薄贵利：《公共政治体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治保障》，《新视野》2014年第3期。或法律(49)王丛虎：《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法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6期。的路径构想，表现出学习美国学者罗森布鲁姆提出的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路径的倾向。相较而言，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政治和法律的思维路径具有更为明确的价值关怀，如传统管理路径下官僚制组织对等级价值的关注，新公共管理对经济价值的侧重，法律路径对法治的强调等。但是，管理、政治和法律的三分路径是与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的体制相关联的，而在我国，党的领导是一项基本的原则，党领导的机构改革是一个包含政治、行政在内的综合性改革。而且，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路径虽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却面临对现实“切题性”的要求。

如前所述，人类社会可以说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伦理是治理的精神实质，而治理是伦理的现实体现。在当前的社会转型阶段，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一方面，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要求重建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建设致力于实现的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另一方面，道德的恐慌与焦虑又意味着伦理重建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转型归根结底是伦理的觉悟，实现伦理精神的重建，正如卡蓝默所言：“21世纪的首要问题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也不是商品关系扩展的延续。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50)[法] 卡蓝默：《破碎的民主》，第1页。因此，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可以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建，而且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

在理论上，张康之教授在《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51)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2002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中已经提出了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题，而且，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52)鄯爱红：《服务型政府的伦理精神》，《哲学动态》2005年第2期。(53)何士青、徐进：《论服务型政府的伦理构建》，《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5期。。不过，从逻辑上来看，只有首先明确了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才能依据这种伦理精神来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或者说，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依据何种伦理路径来建设服务型政府，从而可以实现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历史上，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不仅社会治理模式从统治型社会治理转变为管理型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也发生了相应的演化。在西方，这种伦理精神的演化较为彻底，即个人本原的契约伦理取代了中世纪上帝本原的基督教伦理，成为工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与西方传统农业社会的文明成就相比，中国所拥有的农业文明更为发达，中国在农业社会所确立的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也更为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国家以契约伦理取代了传统伦理精神并率先走向了工业社会时，纲常伦理却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沉重包袱。在当前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期望农业社会的传统伦理精神或者工业社会的契约伦理会自然地成为后工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我们在今天遭遇的问题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未曾发现的，也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能想象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建构的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近代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契约伦理精神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包袱。因为，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当人的存在境况不再是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时，根植于其上的契约伦理精神也就自然走向衰败。

既然人类社会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而且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建设指向的是正在来临的后工业社会，那么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也必然蕴含着建构新的伦理精神的逻辑要素。不可否认，在实践中，如上文所言，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践行着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即中国政府为解决全球合作治理问题而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这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共同体，(54)向玉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是对人的共生共在之存在境况的反映。也就是说，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的存在境况正在从工业社会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向后工业社会人的共生共在转变，进而，人存在的价值根源和目的所在即伦理精神的宗旨也不应是为了个人，而应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此外，根据托夫勒的判断，后工业社会将会出现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市场”的文明，“我所谓的‘超越市场’，并不是指没有交易网的文明，不是重返不能也不愿和他人交易的完全自给自足、孤立的小社区，而是指依赖市场，但并不需要因开辟、扩张、规划或调整这一结构而消费的市场。这个文明能够向一个新方向移动，主要是因为市场已经完工了”(55)[美]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97页。。如果说近代工业社会的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契约伦理精神都需要从市场经济出发来理解，市场经济为契约伦理的建构奠立了客观的社会基础，那么，当前领域融合中出现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为这种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伦理精神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即合作伦理。因此，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是一个走向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建构的过程，进而基于合作伦理来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五、结 语

概括而言，在当前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我们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不仅根源于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而且涉及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在当前的社会转型阶段，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以往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建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当然，对人的共生共在之存在境况的领悟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人类社会的转型需要行动来开辟道路，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的重建也都需要付诸行动才能实现。历史地看，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暴力革命与血腥杀戮。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建构是以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竞争行动的自然方式完成的。现在，人类取得的科技成就足以毁灭自身，而且，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使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我们需要以合作行动而不是竞争行动来开端启新后工业社会，进行合作伦理精神的建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