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下江南：罗曼蒂克的消亡

毛晨钰

复杂江南

对乾隆来说，江南是一个心态复杂的区域。

首先，江南富庶。江浙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68%。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江南，康乾盛世不再。

在当时，江南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文风最盛。以科举为例，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考察数量更多的进士，单是乾隆朝，共出进士5385人，其中21.3%出自江浙地区，为全国之首。

但另一方面，清兵入关前，江南也是抵抗最激烈的地区，以至于出现人们熟悉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抗清过程中，文人对前朝的怀念和忠诚，又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对清朝前期几任皇帝而言，虽然江南是科举大省，但他们并不那么喜欢江南官员，相反，一直对江南官员非常警惕。

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曾经点评一位官员时就说，这人有经验、老到，是个明白人，“只恐有浙江习气”。他的爷爷康熙，更是如此。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被康熙派到江南做织造，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监控那些江南出身的官员。比如做过康熙老师的原礼部尚书熊赐履告老还乡，康熙就让曹寅监控他。熊赐履生病，曹寅上报的情况细致到谁来探病，吃什么药，以及临终有何吩咐等。

到乾隆治下，同样如此。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记录过乾隆任上一则流言引发的政治动荡。那原是一则并不可信的谣传：一些流民僧侣可以通过剪人辫子，收其魂魄。但这则流言很快引起乾隆的注意，并下发上谕，严查一切与“叫魂”有关的案件。主要原因是，他发现，各地出现的叫魂流言似乎都与江南有关。

“江南是问题的关键。”孔飞力分析道，“在弘历（乾隆皇帝的名字）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

对乾隆来说，想要了解江南的官僚系统，除了从密折里远程观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亲自去观察。有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组请安折档案中发现了乾隆在第四次南巡途中的“官员记载片”。它们被称为“总兵记载”。其中分别是所到之处的官员给皇帝递上的请安折子。官员名字的左边是乾隆朱批，有人得到的评价是“且将就而已，不甚满意”；有的写着“尚妥当，然只可此任而已”；也有的写着“有出息，好的”。

乾隆还在江宁、京口（今镇江）、杭州等地组织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偏安一隅的江南军队早就在安乐中丢了危机意识，将领们不骑马爱坐轿，士兵们乐于摆弄乐器胜过兵器。阅兵时，有不少人射箭脱靶，骑马坠地，乾隆气得罢了几位将军的职位。

尽管在无数影视剧中，乾隆下江南成了能装载任何风流史的容器，但归根到底，这是一次冠上了“皇权”的检阅，剥去罗曼蒂克的外衣，内核是一代君王的无上权威。

恩威并施

对江南的统治，乾隆可谓恩威并施。

乾隆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这跟康熙南巡如出一辙。祖孙俩下江南的第一要务都是先解决水患。在六次之中乾隆有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

第三次南巡时，乾隆甚至亲自参与浙江海塘建设。在到达浙江海宁的第二天，他就来到海塘施工第一线，并且亲自打桩。只是，施工过程中发现，此地多是泥沙很难稳固。焦虑的乾隆夜不能寐，三更便醒，写诗排解郁闷。

此外，乾隆还经常减免江南地区的赋税。单是第一次下江南就免除了江苏元年至十三年税欠地丁银228万余两，免浙江当年地丁银30万两。之后5次，减免所经之地当年地丁银的十分之三和江宁、苏州、杭州三省会附郭县当年地丁银。根据向斯统计，“乾隆南巡所到之地一般都是减免三分之一赋税。在他执政的60年间，减免的地方赋税超过1.8亿两白银”。

这无疑是为了树立一个宽仁、爱民的形象。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接地气，乾隆特许百姓一睹龙颜的机会。他下旨称，自己经过的地方，可以允许百姓在道旁观看，但不得喧扰。即便如此，皇帝出行，安保是红线。据《清稗类钞》记载，有一次途经扬州时，一个女子烧火做饭时燃起了烟，侍卫瞧见，以为有人要刺杀皇帝，直接将那人射杀。

不过，乾隆也深谙康熙“多有宽纵之弊”，雍正“多有严刻之弊”的教训，自己就要“宽严相济”。为了巩固统治，乾隆对江南一方面营造宽以爱民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又铁腕清理那些对自己政权不利的文人，由此一手炮制了清史最甚的文字狱。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光乾隆时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

扬州举人徐述夔因为写了“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被牵强为灭清兴明。就连乾隆的忘年交沈德潜因为写了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解读为辱骂满清夺了朱家江山而卷进文字狱，被从坟里挖出来鞭尸。为了收紧对江南的思想文化控制，乾隆还打着修《四库全书》的名号搜罗江南民间流传的书籍，再加以删减篡改。由此，国民落下沉疴。鲁迅描述病症为：“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75岁时，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这样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他把下江南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显然不是游玩和艳遇所能承载的。对他而言，这是对帝国疆域统治的重要手段。为了统治，他可以施以隆恩，但也可能用严刑峻法。那些野史里的罗曼蒂克，更多是民间的想象罢了。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