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后的朋党政治

吴钩

舟中论政

北宋熙宁新政，拉开了变法派与保守派旷日持久的党争，党争发展到最后，终于闹出了一个“元祐党人碑”事件。这个党人碑竖立于宋徽宗崇宁朝，不过它的苗头，在宋哲宗绍圣年间已经冒了出来。

绍圣初年， 被贬湖州的章惇被哲宗起用为宰相。回汴京途中，经过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当地官员都来拜谒，明州（今江苏宁波）通判陈瓘时在山阳，也“随众谒之”。章惇“素闻瓘名， 独请登舟， 共载而行， 访以当世之务”。二人在江上小舟中展开一场关于施政之道的对话。

章惇向陈瓘请教：先生对今后政事有什么建议。

陈瓘说：“请以所乘舟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则可行矣。”陈瓘以乘舟为喻：我们乘坐这艘小舟，如果都坐在左侧，或者都坐在右侧，那非常容易导致翻船落水。同样道理，治国理政，也不可执于一端，而应当调和左右，中道而行。

章惇听后，“默然未答”。陈瓘只好主动问他：“ 上方虚心以待公， 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问将欲施行之序，以何事为先，何事为后？”章惇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

元祐四年（1089），得势的保守派台谏官梁焘、刘安世等借“车盖亭诗案”迫害已经被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蔡确。梁焘等人在弹劾蔡确时，还抄录一份王安石与蔡确的亲党名单，进呈御览：“臣等窃谓确本出王安石之门，相继秉政，垂二十年，群小趋附，深根固蒂，谨以两人亲党开具于后。”名单上的人包括章惇、曾布、蔡京、蔡卞、舒亶、吕惠卿、张璪等变法派。保守派又将这份名单“榜之朝堂”，以儆效尤。

将政敌列入“黑名单”，元祐党人居然是始作俑者。他们却想不到，风水轮流转，只过了数年，又轮到章惇等变法派上台执政。回想往事，章惇对元祐党人的做派必是极其厌恶，所以才会脱口而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

章惇虽然坚持认为陈瓘之说迕逆己意，却也颇为佩服他的见识，“遂有兼取元祐之语，留瓘共饭而别”，表示他会考虑兼用元祐之政、元祐之人，并挽留陈瓘一起吃饭。到京后，章惇又将陈瓘召回朝廷，任命为太学博士。

然而，章惇执政还是未能平衡左右，取中道而行，而是以司马光的偏执之道还施元祐党人之身。很快，这些受到严厉弹劾的元祐朝保守派相续被贬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被夺回谥诰赠典，并毁掉神道碑。章惇又首建“元祐党籍”，将所谓的“元祐党人”共计七十三人的名字一一榜书于朝堂。

邓洵武献图

宋哲宗亲政不过七年， 便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病逝。端王赵佶继位登基，是为宋徽宗。徽宗即位之初，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又宣布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这也是一个具有宣示政治路线意义的年號。“建中”二字，含有“调和左右”之意，显示新皇帝将致力于消弥元丰、元祐的党争，实行中道之政，以让国家获得安宁。一批原来被章惇斥逐的元祐党人获得复叙，吕大防、刘挚、韩维、司马光、吕公著等已经去世的元祐党人追复官职。

然而，当时的士大夫却是抑制不住党同伐异的惯性。看到又“变天”了的台谏官率先对宰相章惇发起弹劾，章惇自己也“上表乞罢政”，不过宋徽宗暂时没有允许。

元符三年九月，章惇被罢去相位，出知越州，随后又降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但谏官任伯雨仍不想就此放过章惇，又上书说：“自哲宗皇帝疾势弥留，中外汹惧，惇怀异议，咸不加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帘前公肆异议，逆天咈人，轻乱名分，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骄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仅乞外补。伏愿早正两观之诛，或从矜容，乞投海外。”致使章惇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不过，其时由保守派的韩忠彦与变法派的曾布共同执政，“党祸稍解”。正当这个时候，朝廷却发生了两件影响时局的事情：一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同情元祐党人、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向太后去世了，这意味着保守派的力量受到削弱。

二是同年十一月，一个叫做邓洵武的起居注官（邓正好与陈瓘同龄）给宋徽宗献了一幅《爱莫助之图》。此图绘的是自宋神宗朝以来的新、旧党任职统计表，列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约有一百余人；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这个图的意思是说：陛下，这几十年来， 朝廷的重要位置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

北宋党争的左、右分派，概括为：新党力主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改革方案获神宗赏识而成为执政官；而旧党则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 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 只是不赞同激进的变革， 就如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 弊则修之， 非大坏不更造也。”

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振乏绝，抑兼并”。意思是说，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 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贫富悬殊。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新党又主张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旧党坚持认为，国不与民争利，不应与商人发生角色错位，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 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之时， 曾力推“国家福利”。《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泽园。”居养院是福利养老院，安济坊是福利医院，漏泽园是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死都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的福利制度并非蔡京首创， 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当蔡京罢相之后，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

崇宁树碑

邓洵武所献《爱莫助之图》对宋徽宗的触动非常大。

崇宁元年（1102）五月，有臣僚上书首倡置立“元祐党籍”：“今奸党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议法者，有行法者，有为之唱者，有从而和者。罪有轻重，情有浅深，使有司条析，区别行遣，使各当其罪。”宋徽宗随即下诏，将苏辙、黄庭坚、范纯礼、范纯粹、陈瓘、程颐等五十七人编入“元祐党籍”，放逐在地方，不得回京。八月，又诏，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轼、范纯仁”等二十名元祐党人，其“子弟并不得与在京差遣”。九月，宋徽宗御批付中书省，补充“元祐党籍”名单，并御笔亲书文彦博、司马光等“元祐奸党”共计一百一十九人的姓名，命人勒刻于石碑之上，竖立在京师端礼门。这是第一次立“元祐党人碑”。

崇宁二年（1103）四月，下诏焚毁苏轼、苏辙、范祖禹、范镇等人的作品。陈瓘等多位党人被“除名勒停，编管”，流放到边远地方。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人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同月，下诏将端礼门“元祐党人碑” 上的奸党名单抄发外路州军。这是第二次立“元祐党人碑”。十二月，皇帝又诏：“应臣僚姓名与奸党等人相同者，并令改名。”

崇宁三年（1104），尚书省行文，规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六月，宋徽宗下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元祐籍。”于是“元祐奸党人”扩充至三百零九人，皇帝新书“奸党”名单，“刻石朝堂”；宰相蔡京亲书名单副本，发送天下州县，刻石立碑。这是第三次立“元祐党人碑”。

元祐党人之籍， 始见于宋哲宗绍圣年间，为宰相章惇所建，“黑名单” 上的人有七十三名；到宋徽宗崇宁朝，蔡京当国，将所有反对他的人一古脑列入元祐党籍，“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颁行天下”。但深究起来，“元祐党人碑”的祸根，其实却来自元祐党人自己，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得势之时率先将政敌列成“黑名单”，“榜之朝堂”，开启了“潘朵拉的魔盒”。

然而，得势的一派将失势的另一派列入“黑名单”，打成“罪人”，甚至将他们的名字刻上石碑，公布于天下，禁止他们逗留京师，限制他们的子孙从政，毫无疑问已经突破了政治底线，败坏了政治风气。

从这个角度回顾北宋后期的朋党政治蜕变轨迹，真的让我们既深感痛心，又深为惋惜。只有一点尚可聊以慰藉：北宋末期尽管党争惨烈，但对失势的一方终究只是斥逐、限制从政，并没有大开杀戒，宋朝的政治文明底色毕竟尚有存留。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