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镇江京口澳闸系统的演变分期研究

张小军

(镇江市文物局 文物处，江苏 镇江 212002)

镇江“漕渠水，自江口至南水门九里，又南至吕城堰百二十四里”[1]279。此漕渠即运河，唐宋一直为穿城而行。封建王朝视漕运为国之大事，非常重视以通航利运为目标的运河水利设施建设。镇江位于江河交汇处，地理位置突出，一直是漕运重要节点。宋代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后，镇江一跃成为漕运交通枢纽。《嘉定镇江志》云：“京口当南北之要冲，控长江之下流。自六飞驻跸吴会，国赋所贡，军需所供，聘介所往来，与夫蛮商蜀贾，荆湖闽广江淮之舟，凑江津，入漕渠，而迳至行在，所甚便利也。”[2]2366由于京口入江段运河通畅与否，直接关乎漕运能否顺利，继而影响国运，因此宋朝朝廷特别关注，郡守、运使等官吏也竭尽所能，建设了极具特色的澳闸系统，努力保障漕渠畅通。由于国政、吏治等社会因素和江岸、潮水、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此段系统演变呈三期四段变化。

1 堰闸并行时期(宋初至元符元年)(1098年)

宋初，京口入江河段设施承袭唐时，又时有变化。江口初设埭，后置闸，漕渠中设堰。闸、堰并行，协同发挥济运作用。

1.1 京口闸

关于京口闸始建年代，宋元志书皆云“莫知其始”，仅有一句话，“唐漕江淮，撤闸置堰”[2] 2367。见诸文献最早的是“京口埭”。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齐“澣迁润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3]4470。可见，此时入江口处为京口埭。

京口埭在唐人诗中也曾述及。宋之问在景龙三年(709年)所作《登北固山》中有“埭横江曲路，戍入海中山”[4]22-24①唐中宗冬，之问贬为越州长史，赴任途中先后有《初宿淮口》《伤王七秘书监寄呈扬州陆长史通简府僚广陵以广好事》。笔者认为《登北固山》当作于此时。。北固山附近可见范围并无其他埭记载，再析诗理，“海中山”当指古称樵山的焦山[5]77，“戍”当指唐时的“谯山戍”[6]4825。将诗中“埭”判断为登北固山西眺可见的京口埭，与诗理、方位似较为吻合。

稍晚些的孙逖在开元二年(714年)曾写过一首《下京口埭夜行》，题目言明“埭”之名。这说明，唐在漕渠入江处设埭，并非自齐澣徙漕路始。丁卯埭设于东晋初年，京口埭设于何时未可知。此前京口闸无考，学界一般认为“唐漕江淮”阶段是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以前。然直至景龙三年(709年)，江口处仍为“埭”，方志所云“撤闸置堰”或系一般性表述，并非特指此处。此“京口埭”可能是“唐撤闸置堰”中的“堰”。之后，“堰”又如何演变为“闸”，无法详考。

京口埭为唐时名称，至宋已不见志书记载。

1.2 京口堰

镇江又有京口堰。《太平广记》记载：“唐宰相韩滉，廉问浙西，颇强悍自负，常有不轨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碇断，漂船不知所止。”[7]132此段言唐朝之事，书成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可以判断京口堰时代至少为宋。宋时京口堰之名不断见诸当时的文献。“淳化元年(990年)二月诏废润州之京口、吕城，常州之望亭、奔牛四堰，秀州之杉木堰，杭州之捍江、清河、长安三堰，越州之山阴县西堰。”[2]2364然而到了熙宁五年(1072年)，“京口堰”仍然存在，却并非位于江口。熙宁五年(1072年)九月九日，日本僧人成寻经运河至镇江，详细记录其行程。其入镇江段漕渠过程为：奔牛堰—南水门—堰—水门—水门—大江[8]223-229。可见，宋熙宁时，漕渠经南水门入城后，中设京口堰，过堰后，有二道闸门，方可入江。《舆地纪胜》记载：“京口堰在城内，堰之北有上中下三闸，闸之旁有积水、归水二澳。”[9]78堰的位置关系表述得很清楚。

淳化元年所废之“京口堰”是不是之后日僧成寻路经之“堰”实难考证。若淳化时所谓“京口堰”为“京口埭”之宋时习称，则废后因位于江口可能会设闸，即宋之京口闸。

绍圣中(1098—1100年)，曾孝蕴“管干发运司粜籴事，建言扬之瓜洲，润之京口，常之奔牛，易堰为闸，以便漕运、商贾。既成，公私便之”[10]10235。此“京口堰”虽始建年代不详，而最终废弃应当在宋绍圣年间，与京口埭、京口闸的位置相差很远，非一物，二者并无继承关系。

1.3 海鲜堰

海鲜堰与海鲜河相关。《至顺镇江志》云：海鲜河，在京口闸外，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郡守史弥坚请于朝，开海鲜河以泊防江之舟[1]284。《大明一统志》明确其走向：“海鲜河在府城西北，宋郡守史弥坚开，西北通京江，东南接漕渠。”[11]186此河在《北固山志》卷首“后峰下洲港古图”中甚明[12]，河之北有谭家洲，上标有房屋。推测是因港池淤积，为通往长江主航道而疏浚的一条航道，东起秋月潭，西至少达京口港。此河估计久已存在。“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十二日，宰执进呈知镇江府司马伋言：用石修砌潮闸门，浚海鲜河，使舟船有舣泊之所。上曰：司马伋濬河修闸，惠利甚广，可除宝文阁待制。”[13]4955到了庆元元年(1195年)，郡守陈居仁“因饥民治古海鲜界港”[10]12274。至于海鲜堰，可能也早已存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先是浙西提点刑狱公事邵大受尝请置转般仓于镇江之海鲜堰”[14]3054。宋元时的诗人方回在《听航船歌十首其一》中写道：“南到杭州北楚州，三江八堰水通流。牵板船篙为饭碗，不能辛苦把锄头。”其自注云：旧航船不过扬子江，今直至淮河。三江者，钱塘江、吴淞江、扬子江。八堰者，杭州萧公闸、北关堰，常州奔牛堰、吕城堰，润州海鲜河堰，扬州瓜州闸，而召伯堰小不与，其一楚州北神镇堰[15]64-65。新河在天圣七年(1029年)五月毕工，既然北连长江，南通漕渠，不会不设障以限水。此设施处新河通江口门附近，结合方志之记载，为海鲜堰可能性大些。

1.4 堰闸组合

北宋早中期，京口段运河堰闸屡经兴废。庆历三年(1043年)，虞部郎中胡淮与两浙路提点刑狱元积中又在多处置堰。治平四年(1067年)“开淘润州至常州县运河，建置堰闸”[16]206。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诏：“杭之长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监护使臣并以‘管干河塘’系衔，常同所属令佐，巡视修固，以时启闭”[10]2380。此时，未提及吕城及京口堰。宋熙宁五年(1072年)九月，成寻至镇江北往五台山，越堰后有二道水门，方可入江。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知润州林希奏复吕城堰，置上下闸，以时启闭。其后，京口、瓜州、奔牛皆置闸”[10]2382。说明这段时期京口入江段运河可能是既有堰亦有闸，虽废置不定，始终是处于堰闸并行时期(图1)。

图1 堰闸并行时期示意图

2 闸澳一体时期(元符二年至咸淳五年)(1099—1269年)

“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润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闸毕工”[10]2383，镇江京口澳闸建成。建设主要是基于曾孝蕴“绍圣间献陈澳闸利害”。京口闸澳的经验更多来自于长江对面真州澳闸以及吕城澳闸的成功。真州闸建成于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由外闸、腰闸、内闸组成，也曾“凿河开澳，制水立防”。吕城闸则有闸、堰、澳构成，更加典型。元祐乙巳(1089年)大旱，舟需牛牵挽，知府林希复吕城堰，置上下闸。其形式可能是漕渠中为堰，一旁开月河设闸，再旁设澳。通过堰、闸、澳的组合使运河水在小范围内即可调节，也可根据船只情况选择设定或翻堰或过闸。“元符元年(1098年)正月，知润州王悆建言：吕城闸常宜车水入澳，灌注闸身以济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给，许量差牵驾兵卒，并力为之。监官任满，水无走泄者赏，水未应而辄开闸者罚，守贰、令佐，常觉察之。诏可。”[10]2383通过严格的管理保证澳水充盈，减少外泄，提高系统的综合效能。从因袭关系看，京口澳闸系统并非完全新建，应当是在原有设施基础上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是当时水利建设思想的具体实践成果。之后在崇宁二年(1103年)，海宁长安“三闸”旁易民田浚上、下两澳，形成澳闸系统，投入使用。

此段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五闸二澳阶段，一是六闸一澳阶段。

2.1 五闸二澳阶段(元符二年至嘉定七年)(1099—1214年)

2.1.1 京口闸

京口闸在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前即已存在。由于位于江口，具拦潮作用，亦称潮闸。“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封事者言：虏骑犯边，两淮之民皆过江南。缘镇江潮闸不开，老小舟船舣泊江岸者数千只。近日大雪，皆有暴露绝食之患。欲乞广行赈济。”[13]5822京口闸是通江达运必经之孔道，一直得到较好的维护。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知镇江府司马伋曾用石修砌潮闸门。

2.1.2 腰闸

“腰闸在京口闸东南，久废”，《至顺镇江志》下注：嘉定前此闸已废。又“今河侧有石刻云：腰闸至转般仓前拖板桥长一百九十丈，河面阔十丈”[1]51-52。镇江转般仓设立于淳熙五年(1178年)闰六月壬寅[10]668。此石刻将腰闸与转般仓进行联系，或是在某次疏浚漕河时所立。在淳熙后、嘉定前，对漕河进行过疏浚工程的，目前所知的文献记载仅有一次，是在嘉泰元年(1201年)[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六三五：六月二十三日，臣僚言：“镇江府运河，其所济甚博，岁月寖久，不加开浚，目今河道淤塞浅淀，为害不小。去岁朝廷尝因淮东帅臣有请，得旨令淮东总领同镇江守臣、淮东安抚并镇江府都统制，先次条具寔用工料数目申尚书省。既而诸司委官检视，条具甚悉，阔狭深浅，皆有丈尺，人工物料，悉有成数。是时偶朝廷多故，且使臣往来频数，异于常时，所以未蒙施行。今乞检照淮东帅臣元奏请及诸司条具项目，行下淮东总领所、镇江都统制司，令同心协力，豫期措置合用工料钱米，遇有机会，可以开浚，即行兴工，一面申奏。如此，则免至往反待报，迁延月日，复起噬脐之叹。”从之。。乾道六年(1170年)，周必大与陆游前后相隔大约一个月，分别经镇江运河路过，一南来，一北往，均记载为四闸。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戊寅(二十七日)，周必大“巳时至镇江府，太守蔡子平直阁，通判章朝请汝，陶朝奉之真，总属史承奉弥正相候。晚乘潮方能入闸，未至第三闸，遇浅而止。己卯(二十八日)早入第三闸，而连夕大雨水涨，里闸不开，遂止”。闰五月壬午(三日)，“午时开闸，晡后方抵丹阳馆”[17]158。乾道六年(1170年)六月，陆游经运河入蜀，“十七日。平旦，入镇江，泊船西驿”，“十九日申后，移舟出三闸，至潮闸而止”，“二十五日，是晚，欲出江，舟人辞以潮不应，遂宿江口”[18]34。此二公所经之闸应当是同样的，很可能是京口闸、下闸、中闸、上闸，此时腰闸已不用。河侧石刻言“腰闸”可能是闸虽废，仍沿袭为某个地点标志。腰闸之兴建时间无考，最早可能和京口闸配套建设。考虑新河建设时间(天圣七年即1029年)以及功能变化情况看，推测腰闸废弃时间大致在乾道至嘉泰时期(1165—1204 年)。

2.1.3 下闸

2013年发现的京口闸遗址现存主体为明清时期建筑，同时发现宋代闸的结构局部及唐代堰体夯土遗迹，说明此闸自唐宋以来，其址未大变[19]。2010年对拖板桥及对周边河道的发掘中发现宋代河道略在南，变动也微乎其微[20]。京口闸遗址、拖板桥及转般仓成为探讨诸闸问题的重要参照实物。推演宋代河道走向，京口闸遗址至拖板桥之间的距离约960米，腰闸至拖板桥约600米。而元天历二年(1329年)开掘江口至程公下坝段河道淤沙，“度自京口港口至程公下坝长二里一百四十步”[1]51，合今约1400米。如扣除京口闸至江口的一里许，京口闸至程公下坝之间的距离在800米上下。按此，则程公下坝在今拖板桥以西150米左右。程公下坝为咸淳六年(1270年)设，下闸在程公下坝东，距转般仓东南墙角七十九丈五尺，合今约250米。如此，下闸可能在今拖板桥附近。

2.1.4 上闸

上闸似与上河相关。“甘露港，南通上河，北入大江”[21]40。漕渠北弯通甘露港的支河称上河。“京口转般仓实依大江而立，一水环其前后，前引上河头以南，致浙右之米，后出甘露港，馈两淮之军。通彻无碍，措置曲尽。”[22]716上河与漕渠交汇处当为上河头。过此，则往南可经漕渠贯城而出；往西可经漕渠达转般仓，出京口闸。尽管上闸设立时，上河之河道未必曾有，但考虑沿袭关系和功能配置，在上河头往西的地方设置上闸似乎更加合理。

2.1.5 归水澳、积水澳

由于转般仓的发现，归水澳之址已无疑义。史弥坚自记：(归水)澳之西南则转般仓，其东北则甘露港[2]2372。“积水在东，归水在北”[2]2372，有几种情况：一是积水澳与归水澳毗邻，归水澳在转般仓东北，积水澳在归水澳东，两澳都位于漕渠西北滨江一带。二是积水澳在漕渠之东。此段河道在唐宋时期的形状与明清时期大体相似，呈现较大的弯曲回环状。在漕渠之东，又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在漕渠东侧，却在弯曲环里侧，即在今胜利路东侧的镇江市实验小学附近；二是在漕渠东侧，位于唐夹城内、北固山下明清府城外的校场附近，即今镇江市江滨医院附近。不同的位置意味着不同的输水济运方式。从名称上看：积水自然需要有可积能积之处，从整体地形地势看，北固山中峰、前峰相连弯合，其西侧有地表水汇聚，自属最佳。但只能向漕渠供给水源，向闸室供给水源似乎难以实现。除非将闸设在原有的“京口堰”北。从演变情况看：嘉定八年(1215年)，史公未恢复积水澳的原因是“居民抵冒”，即澳池被居民局部侵占，若恢复则需要迁移居民，可能数量还不少，不得不罢役。如积水澳在转般仓北侧，此处已滨江，处于城外，“人烟绝少”，居住户应当不多或极少，“抵冒”可能性低。《嘉庆重修一统志》云：“漕渠东有积水澳，北有归水澳，元符中漕臣曾孝蕴筑以济漕，乾道中废，嘉定中郡守史弥坚复浚归水澳。”[23]46直接将两澳位置判断为一在漕渠东，一在漕渠北。虽不知道根据是什么，但总体上看是合理的。积水澳位于今胜利路东侧，似更能实现其功能，也与文献记载比较契合。

此时，京口闸、腰闸、下闸、中闸、上闸这五闸及其旁的积水、归水二澳之水“以辅乎渠……渠满则闭，耗则启，以有余补不足。是故渠常通流而无浅淤之患”[7]77。二澳“各有沟，有斗门”[7]77进行运水、调水。从澳的作用上看，长安三闸两澳，三闸形成了两个闸室，两澳相邻位于河道一侧，分别通过“澳口”的斗门与两个闸室相通[24]26-33。京口五闸形成了四个闸室，腰闸与京口闸之间的闸室应是作为过船的等候过渡区。腰闸与下闸之间的闸室，可能是有流经大围桥、小围桥形成的市河供给水源，而下闸与中闸之间的闸室则有归水澳供给水源，中闸与上闸之间的闸室有积水澳供给水源(图2)。

图2 闸澳一体时期之五闸二澳阶段示意图

镇江至常州段运“河自崇宁(1102—1106年)后不治者积数十年”[25]180。京口段运河情况也不佳,至绍兴年间几近瘫痪，粮舟不得不转江阴运输，由于“下江来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守闸则有关津之阻，转江则有艰险之虑。二者皆非良便”[12]3054，遂有建设镇江转般仓之动议。后经“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夏四月诏修临安府至镇江运河堰闸”，“乾道六年(1170年)，守臣秘阁蔡洸自丹阳之南浚至夹冈”[2]2365，通行情况得以改善，京口澳闸系统运行有所稳定。

2.2 六闸一澳阶段(嘉定八年至咸淳五年)(1215—1269年)

至嘉定八年(1215年)史弥坚修治前，镇江京口段“澳废弗治，渠亦告病”[2]2373，亟待整治。史弥坚对澳、闸、渠进行了系统修复。此时闸有京口闸、中闸、上闸、下闸与甘露石闸、木闸。六闸与归水澳共同组成引潮济运系统(图3)。

图3 闸澳一体时期之六闸一澳阶段示意图

2.2.1 归水澳

由于积水澳被“居民抵冒，胶固盘错”，难以恢复，独归水澳“堤防略存”，为此，史弥坚恢复扩建了归水澳。考虑到了漕渠容纳船只有限，又在北固山北侧“视北固之址有陂泽，则又通之为秋月之潭以藏舟焉”[2]2373，作为船舶锚泊之所。

2.2.2 甘露港上、下闸

嘉定八年(1215年)，史弥坚在“河东北与甘露港接，仍鼎造石闸、木闸二所于港口，以便转输”[2]2373，其用意在于“候潮登否，以益纳上流之舟”[2]2373。甘露港二闸，一木一石，木为内闸，石为外闸，内闸后期演变为登仙桥。为调水控水及增加船舶停泊空间，提升转输效率，上下二闸增加闸室，大约至宝祐初(1253—1254年)，石闸材料被移作修栲栳闸之用，甘露外闸因此废弃，内闸木头年久朽烂，只得趁大潮汛使用木桩芦苇截水。景定五年(1264年)，黄震申请修复外闸，更改为木闸，然不知是否实施。

2.2.3 京口闸、下闸、中闸、上闸

此时腰闸早已废弃。其他各闸“粤从渠塞，积岁不开，木圯石泐”，“闸之圮蠹者，选材石更葺之”，“自是巨防屹立，海潮登应则次第启闭，出纳浮江之舟，拍岸洪流畅无留碍，扬枻维楫，舟人叹呼”[2]2366。

今以现地形图与民国江苏省会实测全图对照闭合，今拖板桥到漕河与上河交汇处之上河头距离300米左右。在此段大致空间内设下中上三闸，为特殊地段，即所谓护仓河，主要目的是维持水位，满足漕船出纳粮食之用。

3 闸坝同置时期(咸淳六年后)(1270年以后)

南宋末年，归水澳长期失浚，以至堙废，已经难以承担蓄水补水回水的功能，漕渠运输面临新的问题。

3.1 程公上坝、程公下坝

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郡守长沙赵溍以启闸泄渠水不便，故改二坝。上坝则自甘露港车江船入漕渠，下坝则车漕渠之舟出京口港，民甚便之”[1]49。《嘉庆重修一统志》云“西曰下坝，稍东又有上坝”[23]46。从二坝之名称来看，似乎与程公桥有关。“上闸在程公桥、团楼北”。有可能在程公桥这个点南北各设一处坝。上下坝是启动不便的闸的替代物，类似于早期的堰，船只采取绞车盘坝方式越过，上下坝建成之后，相关的闸应当弃而不用。上坝替代了上闸，位置可能在上闸附近，而不会设到上河北，在上河头之西可能性略大。下坝位于下闸之西，可能替代了中闸和下闸，至少是下闸。由于实坝阻水，上下坝之间形成的漕渠水源可能由减水闸来输送。

3.2 则水闸

则水闸修建年代不详，仅在《黄氏日抄》中记载，其基本功能是“制河水之出”[24]380。既然是控制水泄出，应当是防水入江，可能是属于非经常性使用之闸。考虑位置似乎应当设在上河的上河头，方能发挥作用。

3.3 栲栳上闸

关于栲栳闸的兴建时间，存两说：一是乾道元年(1165年)已存[13]4957，二是郡守何元寿置于淳祐二年(1242年)[1]52。依据记载，其建设目的为分隔运水与里澳。里澳之水可沿水道自然排入漕渠，无需设闸，唯运水溢，则会漫入里澳，考虑里澳周边有居民，存在水淹之患，设闸闭断，似为合理。推断此栲栳闸应不在漕渠上。到了景定五年(1264年)，黄震在《再申提刑司乞移还甘露闸状》[26]379-380中认为，栲栳“与水利军饷两皆无关”，质疑闸的功能，而发运司又“于元置则水闸之东，稍折而南，约百步外，作闸名栲栳上闸”，其功能是“发运司每发米到仓，恐其出卸不尽，到即关置上闸之内，候差人检空，方开闸放行” 。据此，黄震认为设立此栲栳上闸，“不预州县水利事”，用设闸方法检空属于“甚蠢而多事”做法。栲栳上闸位于漕渠之上无疑。对照“后峰下洲港古图”，栲栳闸亦位于漕河上，位置与此栲栳上闸较一致。而清代则标识栲栳闸位于上河临近甘露港处[27]7，显然古图符合事实。疑此栲栳上闸被后人误认为原栲栳闸，而原栲栳闸其址已湮没不可考。

3.4 闸坝组合

此时入江段运河主要由京口闸、程公上下二坝构成了一种济运形式(图4)。

图4 闸坝同置时期示意图

4 结束语

上述分期仅为大致划分，在各期内还存在一些变化。自唐徙漕路由京口后，镇江入江口段运河的地位与作用得到了极大关注，特别是南宋时期，保通畅成为重点目标。为此，围绕河道、水源、堰闸、港池等方面，政府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工程。适应工程的要求，京口各闸因之发生了变化(表1)。

表1 宋代京口各闸存废时间表

入江口段仅仅是整个镇江段运河的局部，整个京口澳闸系统也只能解决微观局部问题，在宏观环境整体发生变化时，局部作用发挥受到很大限制，或者变得不甚明显。鉴于澳闸系统的考古发现还不够多，试图还原其整体面貌尚存在困难，相信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整个澳闸系统的历史面貌会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