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中质量兴农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

罗 富 民

(乐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战略选择，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的保障[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检验产业是否兴旺的主要标尺是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是否得到可持续提升[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必须走质量兴农之路。

质量兴农就是要依靠提升质量实现农业产业兴旺。质量兴农中的质量既包括了农产品质量，又包括了农业产业发展质量。对农产品质量而言，就是要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和健康的要求，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农业产业发展质量而言，就是要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产业竞争力。农业产业兴旺，从宏观层面看是农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局面；从微观层面看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收益不断增加，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质量兴农就是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收益递增，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兴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质量兴农的前提和基础，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是质量兴农的重要途径和内在要求，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收益递增是质量兴农的重要目标和保障，产业兴旺是质量兴农的实现标志。

一、研究现状

对质量兴农问题的研究，不同时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不一样，主要包括农业发展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

1.对农业发展质量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我国农业发展质量问题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刘淑琪提出了数量型农业向质量数量结合型农业转变的途径[3]；孔祥智、张明亮、黄贤金、刘丽敏等分别对质量农业、质量型农业、质量效益型农业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也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4-7]。遗憾的是，近年来学者们较少研究产业层面的农业发展质量问题，而更多地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如周小梅等从柔性干预、区域声誉建立和维护的角度提出了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对策[8]；沈艳斌等认为，通过互联网可以促使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形成和有效运行[9]；岳柳青等研究发现，C2C模式下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保证信号的信任程度会提高[10]。相关研究还可以参见陆杉、钟真等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综述[11-12]。尽管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质量兴农的前提和基础，但二者在研究视角和内在含义上存在明显差异。农产品质量安全主要是从社会需求角度提出的，而质量兴农则主要是从农业发展角度提出的。提升农业质量不单是改良农产品品质,从根本上说还应涉及产、供、销整体系统中的各个环节[13]。

2.对农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质量兴农后，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质量兴农问题，并从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钟钰研究指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农业生产经营，应包括生产经营体系质量和产业效益[14]；柯炳生认为，农业发展质量包括产品质量、生态质量和结构质量，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市场、政府和创新的作用[15]；宋洪远认为，提质增效是质量兴农的关键，提质就是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农业供给的质量，而增效就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16]；王忠海研究指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市场化理念、产业化思维、集约化投入、标准化生产、模式化管理、品牌化营销等[17]；魏百刚研究提出，质量兴农的基本路径是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18]。

综观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虽然针对质量兴农或农业高质量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性和启发性的观点，但并没有揭示质量兴农的内在逻辑，也没有深入分析质量兴农的现实困境。而对于质量兴农的战略实施而言，深刻理解质量兴农的内在逻辑，认清质量兴农的现实困境，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从城乡产业分工视角揭示质量兴农的内在逻辑，通过分析推进质量兴农的现实困境，提出破解质量兴农困境的对策建议。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质量兴农的内在逻辑

(一)乡村产业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依赖机理

从城乡产业分工的演进规律看，乡村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在城乡产业分工中，城镇确立了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而乡村则确立了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揭示了城乡产业分工的格局，指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19]。随着制造业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加上其较强的集聚经济效应，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原料和产品销售可以在城镇内部形成循环。从产品原料看，除农产品加工业外，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原料不是来源于乡村农业部门；从产品销售看，绝大部分制造业产品可以销售给城镇居民或企业。而农业的分工受限和生产分散导致农业部门的原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不能在乡村内部形成循环。就原料供应而言，农业生产的机械设备、化肥农药等物质资料多数是从城镇的制造业部门购买的；从产品销售看，农业生产的产成品绝大部分是销售给城镇居民或城镇制造业部门的。由此可见，城乡产业分工存在天然的不对等，乡村产业发展必须依赖于城镇化发展提供的市场机会和物质技术支持。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诱导机理

速水佑次郎等基于诱导创新理论的农业发展模型认为，市场需求状况和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变化，会诱导农业生产技术及经营制度的变革，进而促进农业发展[20]。而农业部门的市场需求状况和生产要素稀缺程度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如下：

在城镇化初期，农业发展主要与保障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总需求相适应。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点是粮食、蔬菜等作物，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是提高农产品的供应总量。从生产要素条件看，这一时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规模并不大，农业生产仍然拥有较充裕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

在城镇化中期，农业发展主要是与满足城镇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相适应。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点是产品的多样化和多功能化。从产品角度看，除了基本的粮油作物外，水果、畜禽的品种越来越多；从功能角度看，农业发展还与观光休闲、生态调节相结合，延伸出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这一时期，农业发展表现出横向拓展的特征。从生产要素条件看，这一时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约束也在不断加强。

在城镇化中后期，农业发展主要是与满足城镇居民对高品质、健康农产品的需求相适应。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知识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人们不再是局限于吃饱、吃得丰富多样，而是逐渐开始追求农产品品质和健康。因此，在这一阶段，农业发展质量呈现出纵向深化的特征，农业发展的战略取向从追求数量、追求多样化向追求品质转变。从生产要素条件看，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与城镇非农产业部门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要素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进而导致农业生产要素的约束全面增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在城镇化中后期，随着城镇居民的农产品需求结构向优质化方向转变，农业生产要素的约束全面增强。根据诱导创新理论，市场需求结构优质化转变和生产要素约束全面增强，会进一步诱导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技术结构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构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扩大优质农产品供给、提升农产品质量，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经营效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兴旺。

从农业产业结构看，农产品的品种结构是农业产业结构的微观构成。在城镇化中后期，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优质化转变，会诱导农业生产者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减少一般农产品供给。随着农产品品种结构的变化，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比重也会提升，进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农业生产技术结构看，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优质化转变，诱导农业生产技术从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而随着农业生产要素约束的全面增强，农业生产技术在追求品质的同时，还得保证产量和生产效率不能降低。因此，农业生产技术会由单纯的提质向优质高效转变。

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看，小农生产经营规模小、经营者素质不高，不适合采用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生产技术，也无法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而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优质化转变和农业生产要素约束的全面增强，会诱导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向合作化、企业化转变。由此必然促进新型农业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等主体的蓬勃发展，进而引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中后期，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和生产要素约束的全面增强，将会诱导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技术结构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确保了农产品品质，扩大了优质农产品供给量；另一方面，提升了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产业兴旺。由此可见，城镇需求演变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市场导向，质量兴农是满足当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求、解决农业生产要素约束增强问题、增强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必然选择。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将会不断提高。

三、乡村振兴战略中质量兴农的现实困境

(一)质量兴农的质量保障困境

1.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是判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依据，也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遵循。近年来，我国农业标准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和行业标准为骨干、地方标准为基础、企业标准为补充的体系[21]。中国农业标准网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我国制定发布的农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共12 695项；以“三品一标”为主体的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也不断完善，认证登记产品达到12.2万个[22]。现有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虽然覆盖了生产规范、产品质量、安全限量、检测方法等方面，但是关键环节标准依然欠缺，主要表现在：(1)目前的生产过程规范主要是针对传统农业的基本生产环节，而针对污染物控制的安全管控标准十分欠缺；(2)在农产品质量标准和分等分级标准中，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都对农产品质量指标进行了数值化处理，或制定了与农产品质量标准相配套的评定实施操作手册，而我国主要采用文字表述，且标准名称、分级术语不规范，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手册也十分欠缺，进而导致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可操作性较差。

2.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难度大。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仅仅为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产提供了依据，而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还必须加大监管力度。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断加强，以国家追溯平台为主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已初步建立，与市场准入相衔接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也已建立。但是，监管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1)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面广量大、小而分散的基本特征将长期存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20 743万个农业经营户，其中规模经营农户为398万，仅占20%；全国共有204万个农业经营单位，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数量仅相当于农业经营户总数的1%[23]。(2)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层监管队伍人员少、任务重、兼职多、装备差。全国还有12%的地市、25%的县级行政区域未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监管人员也仅有11.7万人[24]。(3)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问题，导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大、成本高，整个监管体系的有效运行障碍多，进而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二)质量兴农的效率提升困境

1.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生产技术缺乏。有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的53.5%提高到2017年的57.5%，取得了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等一批突破性成果，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5%[2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不断提高，反映出我国农业增长效率的不断提升。然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却难以反映出这种提升依靠的是以增产为导向的农业技术进步，还是以提质为导向的农业技术进步。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取向以增产导向为主，尽管提质导向已经被纳入未来的主攻方向，但以提质为导向，可能导致产量和生产效率降低。因此，在保证品质的同时，要提升优质农产品生产效率，关键在于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技术的突破。2011年，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4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26]。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反映出我国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学术价值，但对于成果应用的关注度不够；也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严重过剩，这种过剩是因为农民真正需要的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生产技术还未能实现突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现有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意愿不高。

2.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不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优质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近年来，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相发展，总量达到280万个，家庭农场达到87.7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179.4万家，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超过38万个[27]。而我国经营规模在3.33 hm2以下的农户有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0.33 hm2左右[27]。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只是相对于传统小农而言拥有更大的生产规模而已，其仍存在经营主体素质不高，懂市场、懂技术的能人较少，生产效率仍较低等问题。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 422万人，其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2%，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7.1%；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 289万人，其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8.9%，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1.5%；农业经营单位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 092万人，其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9.6%，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8.0%[28]。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对经营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目前多数经营主体还难以达到，其生产效率也必然不高。

(三)质量兴农的收益递增困境

1.优质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数据显示，我国三大主粮的每公顷主产品总成本由2011年的11 867.4元增长到2016年的16 404.3元，其中物质和服务成本由2011年的5 375.4元增长到2016年的6 443.55元，人工成本由2011年的4 245.75元增长到2016年的6 626.7元[29]。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农产品生产提出更高要求，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具体而言，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本是指为了使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而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费用总和，具体包括产地环境保护成本、标准化技术成本、质量安全成本等。濮必晶等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本从总成本中分离出来后发现，2013—2015年，低毒低残留农药及化肥投入成本每公顷增加1 290元，优质种子成本每公顷增加364.5元，产地环境保护成本每公顷增加249元，质量检测成本每公顷增加283.5元[30]。优质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依靠质量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效益增加困难重重。

2.优质农产品优价难以实现。濮必晶等调查发现，每千克优质辣椒价格比非优质辣椒价格高出0.72元，而每千克优质甜瓜价格比非优质甜瓜价格高出0.36元[30]。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本高，但优质农产品价格较低，导致质量兴农中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存在收益递增困难问题。优质农产品价格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在购买优质农产品的过程中，因难以辨别品质，或者辨别成本较高，而不愿意出高价购买。从消费者购买角度看，农产品质量属性包括先验型和后验型。先验性属性主要指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比较容易评判的“色、香、味、形”等，后验型属性主要指消费者交易中难以评判的营养价值、各种有害物质含量等。这两种类型的质量属性并不一定完全对称，“色、香、味、形”均好的农产品，其营养价值并不一定就高，有害物质含量也不一定就少;部分获得了有机产品、绿色产品等质量认证的产品，由于国内外的认证标准并不统一，消费者也难以求证其是否达到该标准。这就导致消费者对获得质量认证的优质农产品的信任度不高，从而不愿出高价购买。

从上述“三大”困境的逻辑关系看，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质量兴农的前提和基础，质量保障困境是质量兴农面临的首要困境。只有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才能追求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农业生产经营收益。效率提升和收益递增是实现农业产业兴旺的重要标志。效率和收益无法实现将会影响到农业生产者从事优质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还可能对质量保障产生消极作用。从效率提升困境和收益递增困境的内在关系看，效率提升是收益递增的基础和重要条件。效率的提升将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农产品产量，进而为实现收益递增奠定基础。

四、乡村振兴战略中质量兴农的困境破解

(一)质量兴农的质量保障困境破解

1.强化规划引领和顶层设计。质量兴农必须标准先行，虽然《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等文件均有提及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但表述都过于笼统，缺乏现实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就当前质量兴农的发展形势而言，迫切需要制定专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发展规划”。通过规划的制定，系统梳理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基于质量兴农的内在要求，明确未来我国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发展的路线图，明确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发展的主要内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为逐步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提供政策引导。

2.强化细则制定和推广培训。分别在粮食、蔬菜、水果、畜禽、水产等农产品领域，选取种养殖规模大、市场需求量大的重点优质农产品，根据产地环境、产品特性，逐一制定并不断完善产前、产中、产后的质量标准实施细则和操作手册，强化细则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同时，还要做到图文并茂，突出细则的通俗易懂等特点。围绕重点优质农产品，面向种养殖大户，加强优质农产品质量标准操作实施细则的推广培训。为已经通过培训的农户颁发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为按照实施细则生产经营的农户开展质量标准体系认证。

3.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快建设国家、省、市、县多层级的质量追溯、监管、检测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及应用。实现与国家追溯平台的有效对接，探索与市、县自建追溯平台的有机融合，努力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平台间业务协同、数据互通。鼓励有条件的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建立企业内部运行的追溯系统，如实记载农业投入品使用、出入库管理等信息。深入推进优质农产品生产企业的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建立“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使信用状况成为各类准入门槛的基本内容。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消费者查询功能，方便消费者及时掌握农产品质量信息。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将农产品包装上市，并确保农产品可溯源。

(二)质量兴农的效率提升困境破解

1.加快重点农产品的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研发。在确保重点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不断突破提高产量的技术攻关。优化农业科研资金配置，针对某些大宗农产品的技术研发存在机构众多、资金分散、成果过剩等问题，组建相关农产品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的创新联盟。联盟内部根据各自的优势，分别对农产品各个环节的技术难题进行攻关。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为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技术的使用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加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对其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后，既要保护基本农田和耕地不被占用，又要规定保护区内不准新建污染性工业项目，还要加快保护区的环境治理保护，不断优化环境治理。

2.提升优质农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建立优质农产品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具有较高知识水平、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大学生到园区创业。通过加大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等，探索建立高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公费生制度，为优质农产品生产企业定向、订单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通过鼓励大学生创业和定向、订单培养大学生，充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人才队伍，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者主体的素质。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让农民更好地掌握优质农产品生产技术，提升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从而促进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促进农地向优质农产品种植流转，扩大优质农产品种植的规模化程度，更好地发挥优质农产品种植的规模效应。引导农户从事专业化的优质农产品种养殖，降低其学习掌握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技术的成本，提升其对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技术的使用效率。

(三)质量兴农的收益递增困境破解

1.完善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公共设施。全面开展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认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投入向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倾斜，全面提升基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要加大对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对现有的水利灌溉、农村道路等设施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确保满足优质农产品的生产需要，降低生产成本。要对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现有的仓储、交易市场等流通设施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满足优质农产品的流通需要，降低流通交易成本。要建立优质农产品交易市场，对于进入市场交易的农产品可以制定较高的产品销售价格；对于进入市场交易的农产品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降低消费者辨别农产品质量的交易成本，让消费者放心地买；对于违反质量标准的经营户实施终生禁入制度，加大经营者违约成本。

2.促进优质农产品的品牌化、服务化转型。支持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打造个性化的产品品牌，支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和产品特色的区域品牌。地方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优质农产品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挖掘农产品品牌的历史文化内涵，大力发展创意农业，注重产品包装形象设计，规范产品包装标识，深度开发产品的潜在价值。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集聚，推进优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支持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开展面向消费者的售前、售后服务工作。促进优质农产品生产服务化，通过服务消除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满意度，为优质农产品的优价提供支撑。

3.建立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奖励补偿制度。探索建立优质农产品生产集聚区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农业转移性支出的重点向优质农产品生产集聚区倾斜。优质农产品生产集聚区所在地方政府部门要积极支持农民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支持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使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生的有机肥，开展有机肥统供统施等社会化服务；开展优质农产品认证，对于取得认证的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据产品质量建立奖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