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丹尼尔·贝尔文化观的局限性

向前敏

【摘 要】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第一章中对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造就关系、社会地位与文化风格的关系以及文化地位的定位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看法。丹尼尔·贝尔这些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值得人们再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艺术家并未拥有经济决定权，不能造就观众;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一个人的文化风格与他受教育水平息息相关;文化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其地位不可能超越经济。本文通过对贝尔文化观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与思考，揭示丹尼尔·贝尔观点的片面性，以帮助人们对文化与个人社会地位之间的正向关系、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造就关系以及正确认识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更为准确的理解。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5-0204-02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指资本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对立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破除基督教的思想统治。资本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文化特征。在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倡导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大部分文化和社会结构呈现出统一性。这一决定论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也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身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贝尔并未正确地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并提出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笔者在对贝尔的文化观作深刻分析之后，在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不同于贝尔的观点。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风格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地位跟文化风格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年龄和教育可能更合适成为区分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但是，随着大众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一种宽容的社会氛围，教育也不再那么容易成为预测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

笔者认为文化与个人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由不同的阶级组成，并且各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文化，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资产阶级也创造出属于自己阶级的阶级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因属于不同的阶级或者在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和立场，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选择倾向。个人之间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方面存在着差异，个人的利益取向反映了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化风格。因此，文化与个人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权上，文化教育权利的大小体现个人的社会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实力决定权利的大小，拥有较多私有财产的个人拥有的权利也就越大。他们在社会方方面面享有掌控权，决定着权利较小者或无权者是否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首先，资本家对文化的支配体现在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本家，可以优先使用优越的教学资源，而那些无产者因承担不起教育费用被拒之于教育的大门外。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语言和交流被资本家垄断，无产者的发言权被抹杀，其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是遥不可及的幻想。经济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享有”一定的教育掌控权，其支配权体现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不仅妇女、儿童、精神失常者不能发声，而且只要是对资产阶级自己既定利益造成威胁的人也没有说话权，那些“不正常的人”被资本家压制着，在社会上没有说话权。就像马尔库塞说“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1]此外，资产阶级在它消灭封建社会以后，建立起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学校，受国家和教会的干涉，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教育机构并未摆脱阶级成见和资产阶级的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与其受教育程度有着极大的联系，人们可以通过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风格来预测其社会地位。

二、艺术家没有掌握经济决定权，不能造就观众和市场，是统治阶级造就了文化市场

丹尼尔·贝尔指出，社会地位与文化风格的分裂，使艺术家造就了观众和市场，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普及，随意社会行为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个人想通过他们的文化口味和生活风格来獲得彼此认同，所以，各种各样的艺术层出不穷，充斥着艺术市场。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观众已不能再控制艺术，艺术家主宰了文化领域，最终是艺术家造就了观众。

首先，特定历史时代的普遍的艺术作品的繁荣是经济高涨的结果。丹尼尔·贝尔的这种说法否认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忽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论，经济发展对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利，艺术属于上层建筑，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是基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当时经济生产能力的反映，而经济生产能力的大小是由普通大众创造出来的。说到底，是普通大众进行的物质生产能力决定了艺术家，从而决定他们所生产的艺术品。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方面表现，它体现了艺术家的观念的来源和正确性，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艺术作品不是凭空创造产生的，它的产生总是以一定的现实存在物为原型。不管艺术家的作品如何光怪陆离，它总是以某种特殊而隐晦的方式反射出人们实际生活的某方面，而实际生活源则囊括了人类进行的一切社会交往活动和生产活动。归根结底，仍是文化市场需求造就了艺术家，并非是艺术家造就观众。

其次，笔者认为是统治阶级造就观众。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曾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消灭封建社会制度以后的迫切任务是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了尽快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资产阶级必须以意识形态着手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控制，说服受统治阶级接受现存的社会统治。正如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2]资产阶级要想在大众的意识领域获得统治权，就必须借助文化，特别是通过艺术作品等具体载体给大众进行思想灌输。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占有经济统治地位的仍是资产阶级，艺术家实质上是为追求最大利益化的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的艺术作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反映。广大艺术家为了生存，必须迎合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文化需求以求得生存，使原本具有反抗精神，具有革命和批判精神的艺术家消失殆尽，艺术生活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艺术作品，这种不需要太多的经济成本的宣传手段，也不会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产生威胁的宣传方式赢得了资产阶级的青睐，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整个社会的理想工具。在资产阶级开始出现垄断的前提下，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也就不复存在，代之出现的是千篇一律的文化，它通过艺术生产这一平台操纵着人们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从这个方面来说，是统治阶级造就了观众。

三、文化本身不具有创新性，其发展状况受制于经济的发展程度

丹尼尔·贝尔说，在今天文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原因之一是文化已成为我们文明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文化领域是变革的发源地，它的能量超越了技术推动力本身;原因之二在于文化具有创新性。

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在当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说法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化在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反映出了该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文化所处的地位也是不尽相同。贝尔忽视了文化产生的基础。马克思在阐述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说：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即是说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繁荣。正是技术的发展推动文化的前进。技术进步，文化也出现欣欣向荣，技术倒退，文化发展也相对迟缓。即使在某一特殊的社会阶段，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呈现不同步性，但这并不代表文化与经济之间相割裂。这也只表明，文化仍是前一阶段经济派生的产物。此外，经济的发展则有赖于技术的进步，可以说技术决定了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而得出是技术决定文化。文化的地位超越了技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文化本身是不具有创新性。贝尔认为文化具有创新性，这一文化观表明他对创新的理解不够准确。创新是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以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它包括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这三层含义。从创新的这一定义得出：创新是活动主体施加给活动客体的一种改造行为，创新发生的前提是存在现有的思维模式。丹尼尔·贝尔说文化具有创新性，这说法是错误的。文化本身不具有现存的思维模式，文化本身是不会进行思考的。此外，创新性行为的产生不是使事物的外观或原本面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有生命的主体站在需要改造的客体旁就能实现的，它必须通过实践对客体进行改造，创新是事物本质发生了变化。

四、结语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就以其科学性和正确性指引社会主义国家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指导中国的文化发展势必会出现一系列不良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和分析一些批判性著作，特别是以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西方世界的文化著作时，一定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汲取其中的积极部分，弃其不利于指导国人进行国家建设的部分，既不能一味地否定，也不能未经理性分析而全面吸收。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在我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文化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它的存在和发展得益于人类世界的不断演进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定文化理论自信，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为理论工具正确处理西方世界最新和最先进的社会文化理论成果，努力吸收其精华部分为我国所用，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78.

[2]（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李凤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6]倪寿鹏.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8]黄力之.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9]徐雯雯.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批判在中国[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