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新书·匈奴篇》的治国之方解析

翁源

【摘 要】 文章解析了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贾谊，为解决匈奴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在其著作《新书·匈奴篇》中，结合汉初的社会现实提出的解决之法“三表五饵”。分析了《新书·匈奴篇》的内容，讨论了贾谊政策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认为贾谊的设想顺应了当时的现实条件，为努力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贾谊；《新书·匈奴篇》；“三表五饵”

贾谊为汉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少年显名，召为博士，可惜好景不长，因遭小人毁谤出为长沙王太傅。后虽被召回，为梁怀王太傅，但不久就因梁王死，郁郁而终，年仅33岁。《新书》是贾谊思想的结晶，既能反映西汉初年的社会现状，又保留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能够为后世社会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值得我们深入地挖掘和研究。

一、前言

对于《新书》的研究古已有之。近代以前主要关注贾谊的生平经历、《新书》的真伪问题等，多是较为零散的议论。汉代即有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论及贾谊，称其“受小人之并”，[1]感慨“谁不为之痛心哉！”；至宋代苏轼曾撰写《贾谊论》，评其“是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首疑《新书》的真伪；清代李贽则对贾谊有极高的评价，称其“识时知务如此哉”，“欲不为之千古之俊杰，不可得已”，高度赞赏他在《新书》中提出的治国之策；清代以后研究角度有所拓展，在新书真伪研究方面，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组于1961年发表《关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探索》一文，从多重角度详细论证了《新书》非伪书；在文本校释方面，有学者在前人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如阎振益、钟夏的《新书校注》，不仅有详细的校勘注释，更集《贾谊传》、各家评论、多本《新书》序跋于一书，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在思想内容方面，也同样成果丰富，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指出“礼”为贾谊政治思想的核心。

综上所述，前人已从多角度深入研究了贾谊及其作品《新书》，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西汉初年的社会背景，在本文中就《新书·匈奴篇》作进一步的探究。

二、西汉初年的匈奴概况

中原与匈奴的对抗由来已久。秦始皇时即修建万里长城以御外敌。至西汉，冒顿单于杀父自立，统一匈奴，掌“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盛极一时。汉高祖曾亲征匈奴，结果在白登被围困七日，不得不采用和亲之法解困。吕后时，匈奴益骄，遗书吕后，皆轻薄之词。而吕后面对匈奴的羞辱，只能忍气吞声，继续实行和亲之策。由此可以看出，匈奴在西汉初年是汉朝边境上的一个重大威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最直接的是匈奴适应灵活作战的军事制度。

首先匈奴的军事组织较为松散，军队有较强的灵活性。《史记》中描述匈奴的军事组织为：“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2] 可以看出其军政一体的特色，这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第一，单于虽为最高统帅，但并不能达到高度的军事集权。在大臣的任用上，世袭制仍是主导，贵族拥有很高的地位。在管辖范围上，单于仅直接管辖代、云中，诸王及各级长官在自己的封地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如官员的任免权。这使得兵与将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有利于作战和指挥；在维系、团结成员方面，部落血缘关系则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第二，军事机构及职官的设置更加简单。单于将国家分为东、西、单于庭三个部分，诸左方王将居东，右方王将居西，单于不仅直接管辖部分地区外，还是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特定的时间主持祭祀等重大活动。在职官设立上，基本呈现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少有各部门间的制衡。“这使得整个军队易于集中，对战争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第三，文中没有提及单于是否有其亲信部队。但可以看出，匈奴近乎全民皆兵，“军事民主制残余浓厚”。[3]正如黃立鹤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的：“从军事组织和兵制来看，匈奴没有脱离生产的常备军，也没有一支专事征战的雇佣兵，但其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军营。”[4]这使得匈奴能够举全国之力，一致对外，从而形成强大战斗力。

但这一军事组织形式，也同样存在局限性，即不利于维护整个国家长期的统一和稳定。如赵楚所说“没有军事胜利，或核心部族失去军事力量，匈奴整个社会就将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

另外，匈奴松散简单的军事制度，使得军费并不十分依赖国家财政。首先，匈奴骑兵战死较少有家属抚恤安置的问题。匈奴采取“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的方式解决阵亡将士的身后事宜；另外匈奴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群婚制残余，丁壮战死，其孤儿寡妇不致流离失所，成为社会问题。其次，在军功赏赐方面，匈奴采取“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这种简单直接的赏赐，并不影响国家财政。最后，在军需方面，据黄立鹤研究，匈奴军中繁重的后勤、生产工作都交由妇女承担，主管畜牧、辎重，“因水草为仓廪”。避免了作战中运粮转输之劳。且同农业民族军队相比，匈奴军需供应简便，有很大的优越性。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在西汉初年，汉朝与匈奴之间是一种“非对称的战争”。而军事力量的差距是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朝无法彻底克服的。此外，汉初经济凋敝、政局不稳等其他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决定了汉朝不可能主动开展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贾谊的“治国良策”应运而生。

三、《新书·匈奴》简析

贾谊在《匈奴》中提出的应对匈奴的策略主要是“三表五饵”及关市贸易。“三表”要求天子以身作则，展示大汉王朝的雍容亲善，在心理上拉近汉朝与匈奴的距离，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一表提出君王的诺言要如明亮的日光，达到“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的效果；二表希望君王宽宏爱人，接纳匈奴的异样的相貌，使“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若子之遌慈母也。”；三表希望君王认同匈奴的技艺，“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当天子之意。”以求心理上安抚和收买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