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逻辑：生态文明

方汉文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一、世界秩序的文明逻辑

“世界秩序重建”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所提出的，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一书中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种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1]372

笔者于2016年6月在美国蒙莫斯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明学大会上发言指出：世界秩序不仅仅意味着谁是秩序的排列者，更重要的是由什么逻辑来排定这种秩序。

既然这种“世界秩序”如享廷顿书中所言是由“多种文明”所重建，而美国又绝不允许其他文明取代自己对于这种秩序的主导地位，那么“重建”其实陷于逻辑悖论：如果仍然是美国主导的文明主体，那就无所谓“重建”。而“文明多样性”的国际秩序是全球化的基本特性，这也是无可怀疑的，它本身已经排除了单一主体性，因此，我们不必怀疑：世界文明秩序如果是“重建”就必须有一种新的逻辑。以笔者之见，这就是中国主张的“生态文明”话语逻辑。

其实“生态文明”是西方学者先提出的。1995年，美国的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但是首先将之确立为基本国策的则是中国。直到今天，多数西方学者甚至不知道英文中的“生态文明”这个词(Eco-Civilizations或是Ecological Civilizations)的来源。其中相当多的生态学家的著作已经译成汉语出版，在中国成了“生态文明研究”的热销书。但这些书的作者们只知道自己是生态学家或是生态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家等，他们只研究“生态”而不是“文明”，因此他们本人并不知道“生态”与“文明”之间相关联的逻辑是什么，也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探讨。

这种情况令笔者意识到，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产生于中国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面临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

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待学术研究，包括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化。而比较文明学则是有条件推动生态文明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学科。

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笔者主持的学术专栏中，首次编发了课题组成员琳恩·罗兹(Lynn Rhodes)研究员(美国生态环境专家、蒙古国家生态环境咨询委员)的论文《美国与中国环境生态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在“生态文明与增量进步”一节中，作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会将人类引导向一个新的‘生态文明’模型空间。如果被足够多的人所认识，这将导致一个不同于‘当代文明末日’的结果。生态兼容文明能让当代文明继续。如果用教育合作，就能将‘当代文明末日’改变为‘生态文明持续’。”[2]

当然也必须指出，此文也是国际学者第一篇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论文。

笔者以为，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其实源于生态环境变化与文明史的关联，由此将生态与文明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早于2003年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原则，适用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全部进化过程，当然也就成为世界秩序的逻辑基础。

二、中国文明的“生民”逻辑

中国文明主体崇尚“生生”观念，儒学的“生生”肯定人类的生命与生活存在的价值，重生命而轻往世与来世，但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因为“生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天地人的大德，包括了“天人合一”的实践论。这与基督教和佛教的天人关系论是完全不同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

天地之所贵曰生。(《太玄·玄文》)

生气阴阳气也。(《礼记·乐记》)

以生万民，以驮其福，生犹养也。(《周礼·大宰》)

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大戴记·本命》)

先说“生”字，生字具有引申意义，如“生犹言先生”(《汉书·高帝纪》)，表明“先生”从词源就有尊崇的意义。还有《易》中所说“生生不绝曰易”就是推崇世界的生长与前进的规律性。“生民”则指人民生活生产的顺利进行，应用最广的是《诗经》的“生民”篇。荀子说“生民生活民谓衣食”，依靠自然获得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这都是“生生”在中国传统文明中的本义之延伸。

生态，其本义就在于“生”，包括“生民与生生”二义，可以简单解释为“人类生活的有利状态”。这种状态也是天地之大礼，人与自然作为两大根本，形成天人之道。这是笔者对生态最简明的定义，大体是符合汉语本义的。正如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自然不言，而生生之道合于自然。

汉代以后的“天人合一”观念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当然是理想状态，也是儒家的理想，所以汉书中说“生天地之贵也”，世界秩序的中心是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那么生态文明关系理当为“贵”。

不过毋须讳言，有天人合一，也必然就有了“天人相恶”。

庄子解释“天人相恶”：牛马四足，这是天，而“穿牛落(烙)马”就是人，人“穿牛落马”用以生产实践，生产与生活，创造了农业文明。文明以牺牲“天”为手段，此之谓“天人相恶”。这也是一种哲学观念，与儒学相左。中国儒学太强大，老庄这种“相恶论”未能盛行。但是在希腊哲学中则相反，“天人合一”并不受推崇，因此没有实践理性的支持。而智者们或多或少地有些支持“天人相恶”论。西方认为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圣经》中牛马不过是为了人类而生。“天人相恶”的思想其实大盛于西方启蒙主义时代，以卢梭等人为代表，当然后世的弗洛伊德等人也是一种“天人想恶”的支持者，他的精神分析无意识观念，其实是对人类的第三次打击，就是立足于“天人相恶”的观念之上的。

两种观念的对立其实无助于我们战胜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我们主张从生态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来观察危机的实质，原则就是“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文明基础。

三、大工业化之殇：生态危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自然的报复”观点，主要是针对工业化社会追求生产力发展而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第四次工业化时代。[注]笔者以前的论著中将工业化分为三个阶段，科技工业化为第三阶段，这种划分与四个工业化阶段意义相同，只是划分时期不同。此处则以通用的四阶段分法为主。以笔者之见，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第一个层次是地球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

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大规模工业化资源过度开发与人类生产生活废物造成的污染。

2004年2月18日，美国“忧心的科学家联盟”的60多位知名科学家(其中20多位为诺贝尔奖得主)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抗议美国政府滥用科学成果，并且配发了一份声明。内容就是在全球变暖、环境保护、生殖健康甚至核武器等问题上，当美国政府发现科学成果与其政策有冲突时就会歪曲科学成果。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马尔伯格则于2004年4月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并没有压制和曲解科学家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美国总统布什早在2001年6月于白宫玫瑰园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就已经指出：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积聚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显著增加，他还引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结果说，温室气体积聚导致气温升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类活动。

无论美国总统如何理解科学研究成果，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短短300年间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的不利影响，远远超过了此前近10000年(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活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工业化对地球生态的破坏，是渔猎生产、农业文明所不能比拟的。

当代工业化理论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世纪产业革命。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大约从1760年开始，到1825年—1832年结束，以蒸汽机为工业生产的主要能源与动力。第二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工业革命，这是以电力和石油为主要动力的工业革命。第三阶段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随着20世纪核动力时代的到来，世界进入了科学技术文明时代，直到20世纪末期。第四阶段就是以21世纪为起点的新阶段，以新能源特别是绿色能源取代传统能源，以高科技与人工智能为主要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从1760年的产业革命开始，到2015年提倡世界环境保护的《巴黎协定》诞生，其间，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同时也带来对地球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这一点并不是人们都能预测到的，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可能立即认识到这种破坏的严重后果。而且，工业化在初期并没有立即显现出它的破坏力。

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也可以用三个污染阶段来描述。

(1)第一个污染阶段起于1760年，止于1870年美国电力、石油能源兴盛之前，我们可以称之为英国蒸汽机动力污染。产业革命在18世纪的英国展开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动力蒸汽机的发明。1763年格林诺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蒸汽机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与交通，从牵引火车到推动纺机，无处不见它的巨臂，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应用就是用于英国产业革命先锋军——纺织业，真正启动了工业的伟大革命。从来没有人能象马克思与恩格斯如此细致地观察了产业革命的过程，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记录了它的历程。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业状况时写道：

最初出现的是使用马力或水力的小工厂，但是它们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更大的工厂排挤了。第一个蒸汽纺纱厂是瓦特于1785年在诺定昂建立的；随后又有许多建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很快就成普遍的制度。纺纱业中的蒸汽发动机，也象工业中所有其它同时的和较晚的革新一样，异常迅速地推广起来。1770年，子棉的输入量不到500万镑，1800年增加到6400万镑，1836年又增加到36000万镑。现在，蒸汽机得到了实际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的发展。[4]

随着纺织业兴起，交通、采矿、冶金与其他工业门类也急速发展，整个英国弥漫在一片烟雾之中，可以说是“蒸汽机的烟雾”使得工业文明不断上升，地球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第二个污染阶段是1870年至1954年。1870年，美国以电力、石油为主的“经济革命”取代了英国蒸汽机模式的产业革命，这轮美洲大地上冉冉升起的太阳取代了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日不落帝国”——不列颠帝国，成为西方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汽油发动机、大型热电厂也取代了蒸汽机。这也就意味着，在纽约与底特律，新的工业能源燃烧方式产生的污染取代了英国蒸汽机的烟雾。时至今日，这种燃烧与污染仍然在地球上各地肆虐，仍是世界性的主要污染源。

(3)第三个污染阶段是1954年至2011年。从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奥布宁斯布核电站建成，一种令世人为之担忧的能源——核能源——这种最初以威力惊人的武器而出名的能源，至今已经悄悄地遍布于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但又隐含着危险破坏力，核辐射与核污染的危害性极为严重。遍布世界的核电站是无数个巨大的污染源，它们集聚的能量足够毁灭人类世界。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泄漏让人们看到了核污染的严重性，直至今日这种隐患有增无减。

2015年，世界重要环保协定《巴黎协定》签定，在世界范围内吹响防治工业污染、建设生态文明的号角。自此，预防核污染与太空污染成为重要目标，绿色与无污染的新能源开始作为主要能源。

2.第二个层次是基于地球自然环境之上的、人类自身体质与精神境界的破坏

主要表现为人类无计划增长，各种各样的无法治愈的疾病成为人类身体健康的隐在威胁。环境疾病成为人类主要疾病，重要致命性疾病几乎全部与环境有关。全球化的交往带给人类的隐患之一就是传染疾病的高速蔓延，2002年冬到2003年，一场名为萨斯(Sars)的传染病几个月之内蔓延至20多个国家。爱滋病的蔓延使各国卫生部门压力倍增，而且愈演愈烈。西方国家的政要们信誓旦旦要消灭某种疾病，到头来无一能够实现。同时，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也没有任何根本治愈的措施。弗洛伊德曾经说，医学(这里指以古希腊的希波可拉底为代表的西方医学)其实是一门极不发达的、没有科学的学科。当然他本人作为一个医生对医学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因为根本原因并不是医学学科的科学化程度不足，而是抵御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是任何科学所无能为力的，所谓“治世有术，回天乏力”。这句中国医学的至理名言，对于当今之世的状况仍是适用的。

3.第三个层次是人类文明对宇宙存在意义的破坏

特别是对地球外空间的争夺——各国正在进行宇宙的探索，各种飞船、卫星与宇宙探索器大量进入太空，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宇宙垃圾。这种污染的后果正在显现出来。

2016年以来最激烈的争夺表现在宇宙空间战略的实施，部分国家之间已经在准备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战”，所谓“星球大战”并不只是科幻电影的情节，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真实的严峻挑战。

四、全球化的世界秩序逻辑

所谓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后工业化与科技化的文明形态，人工智能、信息与数字化等技术进步在造福人类同时，并不能完全消除污染，全球化时代的地球环境污染正在加剧，如果没有全球环境治理，危机将会更为严重。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时代能否有新的文明逻辑。一些西方学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趋势。

当代污染主要趋势与工业化时代的前二百年完全相反，18、19世纪时，城市污染重于乡村，工业发达的城市重于普通城市，发达国家的污染重于不发达国家。全球化时代则相反，从20世纪后期起，局面向另一方向发展，发达国家的自然环境逐步好转，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却在恶化。如工业化污染最早也是最严重的城市英国伦敦曾经被称为“雾都”，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城市被工业烟雾所笼罩。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座城市开始实行禁止大气污染与水污染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从而使伦敦的污染大大下降。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大会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议题，瑞典与美国都提出了新的环境保护标准。20世纪80年代后德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以后日本、荷兰、丹麦都成为环境保护做得较好的国家，1995年韩国环境部发布了《韩国环境备忘录》，其中宣布要将韩国“从经济增长的模范国家转变为环境保护的模范国家”。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大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污染加剧，而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生态危机时，部分发达国家拒绝负担消除污染的费用与义务，而美国最终于2018年退出了《巴黎协定》。

发达国家自然环境的改善曾使得人们对工业是否会继续污染环境产生了疑问，也对未来文明与环境的关系有不同看法。德国学者乌丁·耶尼克对全球化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如下的评论：

然而问题在于，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足和限制，是否应主要归因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联邦德国对高速公路不加速度限制是因为世界市场的压力吗？工业过度发达导致煤炭、电力、建筑或农业的价格低廉，以至从生态学来看到了值得怀疑的地步，这真是全球化吗？……显而易见，生态现代化的障碍依然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症结在于缺乏战略和创新能力。[5]

这可以说是一种十分乐观的看法，但是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学者对工业文明的前景的看法远非这么简单，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发表过相当悲观的看法：

然而学者们从文明史中很容易确认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超越个别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不是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的产物？……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1]371-372

我们并不赞同这种悲观的看法。但是必须看到，工业化国家的生态改善并不意味着世界生态环境全部转好，比如，发达国家把生态危害转嫁给其他不发达国家，就是一种更大的破坏。因为整体发展水平的差异存在，使得发达国家把生产污染严重的低级产品、粗加工产品的工业推给发展中国家。工业分工的差异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没有技术、设备与资金的优势，只能生产这种产品。同时，国际大公司的投资者们更愿意把粗加工的工业放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工业需要廉价劳动力。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污染严重的工业如造纸、重型机械、制鞋、化工、农药等都在拉丁美洲与亚洲生产，而大公司的科研中心则在欧洲与美国。发达国家的垃圾与核工业废料竟然被运往发展中国家，非洲与印度的河流严重污染，而欧洲曾经一度污染的莱茵河等主要河流则变得碧波荡漾。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人类文明与地球环境和谐共存的文明模式。要建立这种模式，必须先有人类文明与社会自身的和谐，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人类自身与共同的地球环境的协调。我们今天所说的发达国家，其实是以西方文明模式为主体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是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是以东方文明或其他非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从环境角度来看，部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中的20世纪90年代环境与文化状况统计，美国的森林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3%，而森林破坏从1990到1995年是59平方公里，占整个森林面积的1.5%；法国森林面积占整个土地面积的27%，森林破坏是16平方公里，占整个森林面积的5.5%；同时期相比，巴基斯坦的森林面积占整个土地面积的2%，森林破坏达到15%；其他一些国家的森林破坏更为惊人。大范围来看，整个欧洲的森林增长面积都居世界前列，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拉美国家的森林破坏状况十分严重，这是明显的事实。

但同时也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方面同样面临严重考验，并不能断言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以森林面积占整个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来说，发展中国家1995年的统计约为28%，工业化国家才占到25%，可以说没有大的区别，其余各项指标也显示，工业化国家的环境同样是持续恶化的。因此，生态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逻辑。

五、生民逻辑

关于自然环境与文明关系，一直存在着是否会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文明毁灭的问题。这个不单纯是对文明史的回顾，更可能是一种前瞻，因为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样面临环境危机，我们不得不考虑，工业化文明与全球化经济是否同样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它们是否也有毁灭的可能性。

我们先从历史上文明毁灭的主要原因来看，自然环境变化毁灭文明的说法主要依据有：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土壤表土层变化，导致两河文明的毁灭；

——尼罗河水量变小，撒哈拉沙漠气候变干，使得埃及文明最终灭亡；

——塔里木河水变少，罗布泊干涸，楼兰等古国灭绝；

——印度河流域由于夏季季风减少，气候变得干燥，使古老的印度河文明消失。

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些说法有些千篇一律，把古代文明的衰亡原因全部看成是气候变干燥，单调得令人难以相信，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认真研究。古代文明如此，现代文明似乎并没有灭绝。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不同，它是一个整体文明，工业化大生产、人工智能、信息与数字社会把人类社会联为一个整体，人类有共同的命运。但是如果从总体上文明逻辑是一种与地球环境相对立的态势，那么可能产生的是人类文明的整体灭绝。人类文明的标志，特别是地球环境治理中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极有可能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简单地说，文明周期就是世界秩序的表现，文明在这个周期内经历起源、发展与毁灭，没有可能例外。

文明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周期就会越来越短，而且世界文明进化似乎在进行比赛，一轮比一轮更为紧迫，从近代到现代社会，文明进化速度的加快已经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了，比较一下世界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进程就可以一目了然。

采集生产的精确时间已经无法估算了，最少也在数十万年之久，渔猎文明与采集一样，其实不能算作真正的人类文明，可以说是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渔猎时代之后人类才走出野蛮与蒙昧。从下表可以看出，人类农业文明大约延续了12000年，这是全部人类农业文明周期。每一种古代农业文明进化的周期从没有这么长，一般来说大约为三千年，典型的尼罗河农业文明——最早的努比亚低地农业，大约起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而至其衰落，一般认为存在了2700年。

表1 世界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进程Tab. 1 Progress of Worl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而世界工业革命如果从17世纪中期起，至今不足400年，而且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就认为，工业文明的极盛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工业文明的时间其实不过300年左右。

是什么在决定着文明形态与世界秩序的变化？

笔者认为，可以简明地描述为：决定世界秩序的是文明类型的主导模式与地球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文明是以物质与精神的进步为标志的，比如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发达形成农业文明，蒸汽机等动力的使用产生工业文明，社会生活与生产的不断进化，就会形成新的文明，这是无可非议的。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产业与动力对我们生存环境的破坏程度，这是文明的另一个标准。从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发展史证明，文明类型越向高级发展，其对地球环境的危害程度就越大，这种危害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污染与破坏。文明类型决定世界秩序。农业文明短于渔猎文明，就是因为开垦荒地与过度放牧等造成了土地沙化、水源短缺等环境破坏。尼罗河农业资源的弱化、罗布泊的沙化等，无一不是如此。工业文明时间短于农业文明，这是由于大型工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远远高于农业，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远大于农业文明，所以周期的内在决定因素其实是文明模式与世界秩序之间的适应度，这种适应度就是文明逻辑。

工业文明是人类利用自然本体，但是目的在于创造出不同于自然本体的产物与作用力的文明。可以说，至今为止，人类一切创造仍然没有能完全脱离自然，因为蒸汽动力、电力、石油动力的原始形态来自于自然。即使是原子能也不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发明，宇宙中太阳的燃烧原理基本上与核爆炸相同。但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不同的，在大工业社会中，人类已经不把自身存活的基本条件即衣食住行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人类有了满足自己所有需要的信心与途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工业化摧毁了一切民族工业的基础，将世界改变成一个大市场。全球化使得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世界秩序与文明逻辑。

我们可以对世界秩序的生态文明逻辑进行总结：①世界秩序取决于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取决于这种文明类型与地球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②世界文明史上，每一种文明发展时间越来越短，新文明取代旧文明的周期越来越快，文明进化速度在加快。③在全球化时代，未来科技文明以生态文明为世界秩序的逻辑，取代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的文明逻辑。

世界文明史说明，生产力与财富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一种文明的价值并不是表现于它能为人类提供什么物质产品，而是要看它能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逻辑。以往的文明都不能为人类提供一种完整的普世性和谐模式。生态文明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唯一正确的世界秩序逻辑，也是未来社会的目标，正在为历史实践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