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翻译文学对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

2019-04-18 07:44陆雅露
智富时代 2019年2期
关键词:白话文传教士翻译

陆雅露

【摘 要】中国社会在十九世纪初二十世纪末经历了社会巨变,其中作为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存在的语言也因此经历了巨变。本文主要从传教士和本土翻译家两个角度,分析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翻译文学对现代白话文的影响。

【关键词】白话文;翻译;传教士;日语词汇;欧化

十九世纪前半叶,西方列强通过炮火和暴力逐渐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自此,西方列强长时间的侵略和掠夺在中国近代史上重重画下第一笔。但是,除此之外,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也随着列强的侵袭接踵而至。中国人长时间引以为傲的文化,方方面面无不受到猛烈的冲击。当开放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睁眼看世界”时,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地了解西方文化、逐步学习外语。而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和发展到官方语言,从那一刻起,才真正有了转折之机。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虽和西方有接触,但由于古代中国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中国对西方语言几乎没有正规的研究,外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微乎甚微i,以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懂得外语的人才少之又少,这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度。这时候,翻译开始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国内知识分子和西方先进知识之间搭建起了桥梁。然而,由于西语和文言文以及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差距的存在,翻译人员不得不在语言上做出增补和改变,加之开启民智的需要,知识分子们意识到“典雅精练的文言文在表达新事物、新思想方面已经力不从心,汉语的白话小传统便开始春潮涌动了ii ”,因此一场语言变革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一、翻译带来的新白话文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由于不可抗拒的外来因素,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王力先生曾提出: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特别是一八九八年(戊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前后,“变法”的中心任务和一些开明人士曾经把西方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一般西方文化传播进来,于是汉语词汇里需要增加大量的哲学上、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学上的名词术语。iii

本文探讨的借助翻译产生的新词汇、新语法,主要有下面几点来源。

1.传教士

近代白话文的产生和发展与传教士的翻译工作有着紧密的关系。近代西方书籍的翻译伊始,几乎都是由传教士(非汉语母语者)完成的。从16世纪进入中国的耶稣教会,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翻译西方书籍,踏出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步。到19世纪西学东渐的第二个高潮,传教士们的意图本为传教,但是由于中國人固守传统文化和对西方文化的冷漠态度,使传教士们 “广泛开展新闻、出版、教育和社会改革活动”iv,借此传播西方文化,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使其接受西方宗教文化,以此完成传教任务。19世纪传教士翻译的高潮出现在世纪中后叶,他们对外文翻译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著名的有丁韪良和傅兰雅等等。首先,他们在词汇方面引入了大量的新词语,傅兰雅从1880年于江南制造总局工作时总结了一系列翻译、创造新词汇的准则v到1890年新教传教士大会阐释优化的翻译准则vi,使得新词汇更加贴合中国本土,创造了很多至今还在被广泛使用的词汇,例如“光”、“电”、“化学”等等,为白话文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词汇基础。当然,傅兰雅的创词法则有其局限性,虽然在化学元素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医学上却穷途末路。传教士之后的尝试也屡屡失败,直到译者们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创造的新词。这我会在下面进行详细的阐述。

其次,由于文言文很难表现出西方的长且复杂的句子,传教士在翻译过程中有的语句中不得不掺杂着西语的语法,将西语的语法应用到翻译中,改变了中文的逻辑结构。传教士和其翻译文学带来的欧式白话和语法的输入,构成了现代白话的主要形式vii,而这欧化的翻译,正是现代白话文崭新面貌“初露头角”的体现。

2.本土翻译家

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了解全球趋势的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性,意识到自身急需汲取大量新鲜的现代知识以寻求发展之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态度,由总体上的漠然变为趋之若鹜,并逐渐有汉语母语者开始专门从事翻译的实践,甚至出现以严复、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汉语母语者深入到翻译工作中去viii,国内知识分子开始创造对应西方文化的新词汇。这些晚清知识分子虽大多以文言语法为基础来翻译,但是由于东西方的语言差距太大,他们的译文里不免有些夹杂着欧式语法的句子。再加上他们译文中传达的新事物及思想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创造的新词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白话文的现代化。总体上来看,中国本土翻译家的数量是很少的,更多地则是那些协助传教士进行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们。而本土翻译家们创造的词汇,有些流传了下来,有些未广泛应用却流传到日本盛行,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大量引进日本新词汇时,无形中,这些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词汇才在中日文化交流中重获新生。

3.日语词汇的输入

在古代,中日的交流基本上只是单方面的交流,即日本对中国单方面的文化输入。即使是在十九世纪,传教士翻译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书籍,日本也是从中国输入这些西方文化,满足其国内对先进文化的需求,而中国对日本的关注还是少之又少。而这一境况在1900年左右发生了改变。

当时的中国,虽然传教士翻译的书籍数量不少,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进一步了解,他们便越对当时国内的翻译状况感到不满,康有为当时便指出:“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ix ”甲午战败之后,复杂的中国社会形势致使传教士开始慢慢退出翻译舞台。甲午战败让中国意识到,日本的快速西化使这个原本被轻视的小国家脱离亚洲普遍的被殖民状态,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其原因包含日本对西学的精透研究。又因西学难译,西语难学,加之康有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关注和赞赏,便提出“由日语转移西书”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才开始并没有得以宣扬。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国人被派往日本留学。继而,留学生们就开始承担起了翻译日本书籍的重任。留学生们通过转译日语书籍方便国人获取西方新的先进知识。当时转译日语的西方书籍中文译本占领了书籍市场的大部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引起一股热潮,中国人获取更先进、更切要的西学的途径更加广泛了。因此,随着日语翻译的蓬勃发展,大量日本创造的词汇经翻译流入中国,包括前文所提到的传教士创造失败的医学词汇,中国皆通过翻译向日本借词、译词,大程度地丰富并完善了现代白话文的词汇体系,这对汉语近代词汇体系建构的最终完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x。

二、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翻译

白话文的实践在五四运动前后展开,翻译都开始以白话文的形式展现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人也从事文学翻译,以求开辟一种新的白话文学。

他们认为白话文的权威性、灵活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更好的传播西方知识”xi。因此,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当时,翻译被视为实践新白话文的有效手段,因为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字严谨、有逻辑性,是现代化的表现。通过翻译吸收西语的新词汇和语法,帮助构建白话文,进一步发展白话文至严谨、简洁、有逻辑性的程度。当时的翻译潮流是借鉴西方语言的句式、语法、词汇(但是不只是借鉴西方),改造干枯贫乏的旧白话,形成现代白话文。二十世纪初,翻译作品的数量几乎远超国内原创文学作品。然而,这样盲目追求欧化、生硬地借助欧式语法进行翻译的后果就是在探索现代白话文的过程中,不免有些陷入了恶性欧化的旋涡里去,仿佛只是为了欧化而欧化。而这种带有欧式语法的别扭白话文,大多数人依旧看不懂。但是,正是不断发现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缺点,才促使白话文倡导者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新探索,欧式语法才能合适地渗入中文之中,形成今天的白话文。但过度欧化的硬伤依然在现代白话文中有所体现,比如 “不能同意更多”这种新中文句型的出现。

三、结语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翻译文学的发展,无论是传教士和本土翻译家英文直接翻译,还是留学生的日语转译,一是给中国白话注入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新概念、新词汇、新语法,二是在语法等方面给现代白话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借鉴标准,使白话文初具形体。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白话文倡导者们借鉴西文翻译伊始,就显得有些过度、盲目追求欧化,虽其后有改善,但还是给现代白话文留下了些许过度欧化的硬伤。

注释:

i马西尼(意),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5)

ii 蒋波,《从“我手写我口”到欧化汉语白话文运动100年》,载《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1月,14

iii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516

iv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v详见:傅兰雅,罗新璋等译,《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87

vi详见: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67

vii胡用瓊、刘玉芳,《再论晚晴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103

viii 管宇,《二十世纪英汉翻译在中国的发展》,载《校园英语/翻译研究》,224

ix 康有为,《自编年谱》,14

x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231

xi王飞,《翻译与现代白话文的形成》, 2008年1月

【参考文献】

1.马西尼(意),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尹延安,《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4.沉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北京:中华书局,2010)

5.李运博,《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6.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7.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8.王飞,《翻译与现代白话文的形成》,载《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第27第1期

9.管宇,《二十世纪英汉翻译在中国的发展》,载《校园英语/翻译研究》

10.胡用琼、刘玉芳,《再论晚晴白话文运动的发生》,载南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17卷第3期

11.赵慧霞、贾辰飞,《留学生群体与20世纪初文学的转型》,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2月,第29卷第1期

12.蒋波,《从“我手写我口”到欧化汉语白话文运动100年》,载《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1月

13.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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