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仲文

郭沫若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留日作家，其留日期间的创作具有其别样的艺术价值和意蕴，其中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如《残春》《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小说中勤劳耐苦的日本妻子，《落叶》中善良体贴的菊子姑娘，《喀尔美罗姑娘》中美丽诱人的买糖姑娘和敏感寂寞的S夫人，《曼陀罗华》中毫无母性自私狠毒的哈君夫人等等，从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反映着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现状以及郭沫若对自我的反思和对社会的探索。

一、勤劳忍耐的妻子形象

郭沫若在《残春》《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红瓜》等小说中，对爱牟妻子晓芙的人物形象刻画最为经典。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晓芙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离开上海，远赴日本。在日本，晓芙如无附着的浮萍在日本漂泊着，带着三个孩子的生活极其困顿，但少有怨言，仍鼓励着上海的丈夫振作，与丈夫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晓芙默默地履行着作为一个妻子与母亲的责任。面对总是烦躁冲动的丈夫，即使被虐待、苛责，被贴上“女工兼娼妓”毒罵的标签，晓芙依然以温和相应对，处处退让以缓冲家庭的矛盾，用爱包容自己可怜的丈夫。“这是他的一种怪癖。他每逢在外面受着不愉快的感情回来的时候，他狂乱的怒火总要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仇人，自己磨牙吮血地在他们身上凌虐。但待到骨肉狼籍了，他的报仇的欲望稍稍得了满足时，他的脑筋会渐渐清醒过来，而他在这时候每每要现出一个极端的飞跃：便是他要从极端的憎恨一跃而为极端的爱怜。”晓芙就是一个如此坚韧而又伟大的女性形象，爱牟把晓芙比作“Beatrice”，“Beatrice”是但丁的初恋情人，是但丁一生中爱、美与信仰的化身，是在《神曲》中授意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带领他游历地狱，并引领他进入天堂的天使。爱牟对他的妻子始终都怀有圣洁的礼赞的冲动，他在妻子走后曾发誓要像但丁作《神曲》让“Beatrice”成为永恒之女性一样，写下《洁光》作为对妻子的赞美诗。在郭沫若笔下的晓芙，不再是一味依附于男权社会生存的女性角色，而是自强不息、勇敢追求爱情，在家庭结构中承担起与丈夫平等责任，享受平等待遇的新女性，她们既有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又有着日本女性特有的自信自强的不依附性，不仅在生活上可以独挡一面，而且在精神上堪称丈夫的坚强后盾。生活的极端困苦、文坛上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令爱牟苦闷至极。为了摆脱这种境遇，摆脱“自我”的文化困境，爱牟重新汲取妻子给予他的温暖与归属，并从中获得创作灵感，“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总要把‘洁光创作出来，再次证明自我，”而男性形象爱牟正是在晓芙的扶持和引导下，找到归属和灵感。在《喀尔美萝姑娘》中的妻子瑞华，更是一个被刻画成圣母玛利亚一般的形象，甚至是丈夫对自己的背叛，都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选择了宽恕和包容。当她从丈夫口中明白：丈夫寻死的真相竟是迷恋卖糖女无法自拔，甚至荒废学业。她竟然首先自责“平时没有十分体贴”;其次自我检讨，是自己将道听途说与亲见的有关卖糖女的信息传递给丈夫，才导致丈夫陷入如此困境。然后，还表示“说她很感谢我，能把这一切话都告诉了她”“她知道我又在过着颓废的生活了，她最近写信来，说她愿意和我离婚，只要我能改变生活时，便和我心爱的人结婚她也不反对。啊，这是她怎样高洁的存心，并且是怎样伤心的绝望呢！我知道她是不爱我了，她是在哀怜我，她是想救助我。她想救助我的心，就好像有责任的父母想救助自己的不良的子息一样，她是甚么方法都想尽了！我想起她的苦心孤诣处来，我是只有感泣。她还说儿女她能一手承担，决不要我顾虑。”当得知丈夫仍为寻求卖糖女一意孤行、执迷不悟时，她主动表示愿意离婚，毫无怨言。男主人公如此告白：“我凝视着我自己颓败了的性情，凝视着我自己虚伪的行径，连我自己也有哀怜我自己的时候！”“我的瑞华你是知道的，她是那样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 她没有我也尽能开出一条血路把儿女养成， 有我恐怕反转是她的赘累呢。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像我礼赞圣母玛利亚一样;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卑下了！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种光辉便是苛责我的刑罚。”但是在小说中，很难找到男主人公和妻子之间性的描写，更多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救助和扶持，不像爱人，更像不求回报的母亲的亲情形象，这一点与作者对情人，另一种女性形象的刻画截然相反，男主人公总是将妻子视为圣母一般圣洁的对象，不含欲望，不容性欲亵渎，这样缺少了性的婚姻关系，其实是畸形的，所以，男主人公为了弥补性方面的缺失和寻找替代，产生了对情人的意淫。

二、魂牵梦萦的情人形象

在郭沫若笔下的情人形象，大多是不知其美，却使男性魂牵梦萦的女性，作品中常有大篇幅的心理潜意识意淫，男主人公对她们的迷恋甚至达到走火入魔之境。在《残春》中写到S姑娘：“她的肉体就好象大理石的雕像，她亸着的两肩，就好象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象两朵未开苞的蔷蔽花蕾。”爱牟感受到S姑娘尊重他、信任他而恢复人的自尊后，对S姑娘产生了狂热的爱意，可男主人公爱牟此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嫌弃老家包办妻子丑陋而逃婚，在日本娶了晓芙，这个他认为像圣母玛利亚般的温柔体贴女人。拥有这样体贴温柔的妻子还不满足，爱牟还想要拥有一个情妇。这种违背了道德，背叛了家庭，不可遏抑的淫欲，其实与夫妻之间性的不协调，妻子形象太过于神圣，也因为现实生活的劳累而丧失情趣，不解风情的原因有关，除了妻子这一个家庭主妇之外， 若干篇中总有情人形象的出现，也正是侧面印证了这个问题。

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然而，却对卖糖女喀尔美萝姑娘一见倾心，“我”的理智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但却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对卖糖女那满腔浓烈的感情，“柔媚的眼睛”、“浓密的眼睫毛”、“可爱的处女红的脸”，“我”甚至还想着“在她一切一切的肤体上，接遍整千整万的狂吻”。诸如此类大胆而露骨的意淫描写中，更是把这些美丽诱人的女性形象推上了高潮，但她们绝非搔首弄姿，不顾道德底线勾引男人的女人，更不是介入他人家庭的“第三者”，相反她们美好善良，对自己被人狂热爱慕毫不知情。深深迷恋卖糖女的“我”在这种违背道德的、卑劣的思想里备受煎熬，竟然梦见妻子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我”才不得不把那泛起的欲望强行压下去。

一个有妻室的人， 何以如此放纵任性？学术界注意到了日本私小说对郭沫若的影响。私小说起源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1923年后成为日本文坛的正统。其主要特征为：渲染因疾病、贫困、恋爱引起的烦恼;赤裸裸地描写个人欲望， 为满足欲望不惜自我毁灭;强调作者自我情绪的真切书写。郭沫若在日本期间， 也曾遭遇贫病交加、情感波澜， 乃至衍生出“弱国子民”的心态， 这些感受， 与私小说也许会有所契合。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着眼于强调《喀尔美萝姑娘》， 是对“存天理， 灭人欲”的旧文化的反抗， 体现出正在觉醒的现代个人解放意识这种人物创作的思想倾向，与当时留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风气日渐开放，这对当时初初接触新思潮，尚是迷惘状态，一味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但同时知识分子们虽然追求个性解放，但是传统道德始终是他们言行举止的的约束和规范。在创作中，男主人公在妻子和情人中的纠结中，就是对自我的追尋和对传统道德的抉择，即使对情人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却也反映着他们的挣扎和迷惘，“我爱我的瑞华，但是我是把她爱成母亲一样，爱成姐姐一样，我现在另外尝着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了。我终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稣，我也不是阿育国的王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爱欲的追求，你不能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利。我抛别了我的妻儿，我是忍心，但我也无法两全，而我的不负责任的苛罚，我现在也在饱受着了。”无论如何自我开解，仍旧是无解的困惑，于是他们往往一边苦苦忏悔自己的沉沦，一面又为自己开脱，把一切情欲罪孽归结于社会的压抑。追根溯源，一方面是传统价值体系瞬间崩塌，新旧交替时期下的知识分子一时陷入迷惘的心理状态;而另一方面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与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所导致的。而“我”为了卖糖女痴迷得枉顾生死，甚至要杀人自杀的结局，是作者在灵肉冲突中领悟，沉迷肉欲不仅无法拯救自己寻得自我，甚至会丧失自我走向毁灭。

三、自私自利的毒妇形象

郭沫若笔下塑造的，还有一种与崇高的妻子形象截然相反的毒妇形象，主要体现在 《鼠灾》中方平甫的妻子身上和《曼陀罗华》中哈君的妻子身上。

“今天我做了一件坏事，不晓得你要怎样地怒我？”文章的开头便是一句非常谦卑的话，“怀中抱着个睡熟了的儿子，垂着头跪坐在草席上不动。旁边搁着一套冬服——羽缎制的学生装。”加上乖巧的动作，更是让平甫觉得反常，“平时每逢他女人的东西搅坏了，或者放遗失了的时候，他是定要冒火，闹得一房间的空气如象炭坑里的火气一般的。今天他的冬服咬坏了，他却那样平静，所以他疑他在那儿使心机。”果然，她为了把她自己的衣裳放在好的的帆布箱子里面，却把平甫的冬服随便放在一口烂纸匣里，以致被耗子咬坏了，于心有愧，便对平甫说些讨好试探的话，还说给他做个新外套这样不一定实现的空口支票，短短几句话、一个刻意谦卑的动作和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便把这妇人自私自利、做错了事便讨巧卖乖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反观平甫，对于妻子的失责与失责后惺惺作态他其实是十分不满的，“他看了一句口也不开，默默地走到他书桌旁——日本式的书桌其高不过尺五——展开my childhood便读，只是他的心里呀，却包藏着一座火山，冒着火，烟雾层层地在动乱”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一贯的隐忍，除了隐忍也别无他法，平甫不愿与女人过多计较，同时他妻子的态度也反映了平甫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并不高，所以受不到尊重和重视。令人为平甫感到悲哀的是，这件珍贵的冬服还是平甫初到日本的时候做的，他在日本住了六年，惜花一样似的不肯穿用。却被他妻子如此随意的放在破箱子里任老鼠咬坏了，是何等的拮据窘迫的日子，还要受妻子的气和冷漠的对待，通篇大多是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阅读起来使人感同身受其压抑而愤懑的心情。

更恶毒的是《曼陀罗华》中哈君的日本妻子，这个女人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凶狠歹毒。因为自己的的疏忽导致儿子生病，她却和哈君大吵大闹，寻死觅活，“在火车上她孩子也不抱，奶也不喂，是我不眠不休地拖了三天三夜。她回到家里便睡着，话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后来孩子生病死亡，为了方便埋葬只得给学校解剖，她对这件事情不但不感到伤心自责，反而打扮得非常华丽要去亲眼观看解剖的过程，甚至她还跟哈君的朋友说，“这回诺儿死得正好，（她刚说出这半句的时候，我早早吃了一惊。）我们昨晚上打了一张电报回中国去，说诺儿病了，进了病院，叫家里快电汇五百元的医药费来。 停过两礼拜我们要再打一张电报回去，说诺儿死了要埋葬费，这回总可以从家里弄一千块钱来了。到时候我们再来报酬你”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如此冷漠，只顾着打扮自己，爱慕虚荣、利用孩子的死向家里索要金钱，可见哈君的这位日本妻子是多么的自私恶毒甚至是丧尽天良的地步了。郭沫若笔下的毒妇形象不仅是个别形象的塑造，更是对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窘迫的生活环境的揭露。反映出留日学生抑郁和无奈的心情，同时也是作者在当时环境下自我心境的一个反映，因为“‘他者形象既然由作家塑造，就必然带有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因素”。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的附属国，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多有学习，到如今，日本在经济与军事方面都大大进步，远远超越中国，而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凌辱欺压，而日本向来尊崇强者文化，因此许多日本人心中看不起中国，产生了对留日学生的歧视，对华人少有尊重。这也是郭沫若这些留日学生经常要遭受和面对的，“袋里无钱，心中有恨”是当时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在当时中日关系极其糟糕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追求爱情，嫁给华人，心甘情愿地做家庭主妇，无论贫穷与苦痛，都在关心呵护丈夫和孩子。她特有的生命力和魅力，在于即使遭受不幸与打击，仍然以女性独特的韧性拯救自己，也拯救了在本土和异域之间不断徘徊、迷惘的的异乡的丈夫。而男性形象多在她们身上找到归属，找到属于人的自尊，从而得到解放和拯救。男性形象对情人的意淫难以自拔而最终走向毁灭，也是作者个人的领悟，沉迷肉欲不仅无法拯救自己寻得自我，甚至会丧失自我走向毁灭。因着女性的存在与拯救，成就了男性形象“我”存在的意义。郭沫若在留日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和探索，同时也是五四时期个人对生存价值的深刻探索，具有一定时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