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子女的职业,何者更具影响力?——青少年职业期望的代际继承及其性别差异

童 梅,姚 远,张 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寒门能否出贵子”是近些年中国民众持续热议的话题,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引发公众对阶层是否固化的大讨论就可见一斑。社会学家使用“代际流动”这一学术概念来研究此话题。在社会学家看来,代际流动是揭示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反映社会机会结构的开放性或封闭性、体现社会机会结构特征的最重要的指标[1]。代际间较高的流动比例会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而较高的代际地位维持比例则会放大一个社会位置的成本和优势,从而增加社会的不平等程度[2]。因此,探究代际流动的特点、机制和模式对于社会各阶层间和谐关系的建立,促进社会公正、公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3]。当前学界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局限于父代职业与子代职业之间,忽视了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在其职业期望中就可能已经呈现较强的代际继承模式[4]。这启示我们,可以向前追溯至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青少年时期,去探究代际职业传承的早期微观机制,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加代际流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界定

代际流动研究父辈和子代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关联模式、机制及其变化规律,讨论父辈间的社会不平等结构是如何且又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下一代[5],从而洞察社会公平性及其变化趋势。西方学者对不同国家的代际流动模式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动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费瑟曼(Featherman)等[6]利用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数据,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了家庭背景和最终职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FJH[注]FJH假设是由费瑟曼(Featherman)、琼斯(Jones)和豪泽(Hauser)三位学者共同提出,并以他们姓氏的首字母命名。假设,即不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但代际间的关系模式都表现出继承性。后续的学者在更大范围内检验了FJH假设,例如,豪泽(Hauser)[7-8]以“职业群体等级”为框架,利用11个国家的社会流动数据分析代际流动模式;埃里克森(Erikson)等[9-11]在阶级分类的基础上,对11国的社会流动数据做了进一步分析。林南(Linnan)等[12-13]研究发现,父辈工作单位对子代工作单位的获得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这些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尽管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上存在差异,但是在家庭出身和最终地位之间的关联模式上却具有相似性——代际之间继承优势的持续性都是显著的,子承父业是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

国内学者对当前中国代际流动模式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孙立平[14]指出,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日益趋向于不平等条件下家庭地位的继承模式,社会各阶层间壁垒扩大,甚至出现断裂;李路路[15]的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社会,呈现出以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吴晓刚[16]利用1996年全国性随机调查数据,发现父子之间职业的代际相关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李路路等[1]利用三次中国综合调查数据,分析了60余年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基本状况及其变迁,研究发现,无论社会开放性如何变动,从总体模式看,代际继承在各个时期始终是主导模式。张金桂等[17]将代际流动的研究从两代之间扩展至三代之间,发现父子两代的职业都对孙代的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张顺等[18]通过对中国8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社会上层具有较强的代际职业继承性。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代际流动模式的研究结果都呈现出子承父业的代际继承模式。那么,为何代际职业之间呈现出以继承性为主导的模式呢?本文认为,父代职业对人们早期职业期望的影响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视角,因为个体的职业期望对其成年后的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20世纪40年代,帕默(Palmer)等[19]开启了职业期望研究的先河。职业期望(occupational aspiration)是指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于未来从事某种职业的倾向性态度。职业期望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影响个体早期职业获得的重要因素[20-21]。特莱斯(Trice)等[4]通过对纵向数据的二次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成年人的职业获得与其在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性。由此,本文做出如下推理:既然成年人的职业获得在其生命早期的职业期望中就已初露端倪,那么前文所述的“各个国家的代际流动都表现出代际继承模式”理应在个体生命早期的职业期望中也有所呈现。那么,代际继承模式在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中是否存在呢?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个体在青少年期的职业期望也表现出代际继承模式,就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早在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么需继续追问:影响青少年职业期望代际继承模式的机制是什么?学界已有的文献较少探讨职业期望代际继承模式的机制,但是如前文所述,成年人的职业获得与其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有显著相关性,那么,已有的关于成年人职业的代际继承机制是否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职业期望的代际继承模式呢?关于代际流动的机制,国内外学界有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是以布劳(Blau)等[22]为代表的工业化机制。他们认为,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核心。个人职业地位获得受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共同作用,先赋因素一方面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先赋因素还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个人的自致因素,从而间接影响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工业化主义认为,随着工业化与技术的发展,通过城市化、产业与职业结构升级、生育率下降、大众教育体系、工业劳动分工等途径,自致因素将对个人社会地位越来越起决定作用,社会分层结构将日益开放,流动机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占据主导地位[22-24]。其次,代表第三代社会流动研究成果的FJH假设给出了制度主义的解释。在制度主义视角下,先赋因素或自致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离不开市场机制,并且市场机制将逐渐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机制,并与传统制度的不平等机制叠加在一起,社会流动性逐渐减弱,社会流动模式最终将呈现出继承性特征[15,25]。第三是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李路路[15]在其研究中强调,工业化机制和制度主义机制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代际流动模式和变迁趋势,但这两种机制存在共同缺陷,即对“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代际继承模式”的形成机制没有给予充分而完备的解释。他认为,除了工业化和制度化机制外,再生产机制和权力统治机制也是形成“共同的继承性”流动模式的重要机制。再生产机制是指那些具有某种优势的社会集团,为了维护、扩大、延续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使用各种封闭策略,如种族、语言、籍贯、家世、不平等交易、资格考试制度和婚姻等保持自身优势地位并在代际间不断传递下去。权力统治机制是指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为了维持再生产机制的稳定性,会将各种封闭机制制度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规则,并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将一种社会分层的秩序和统治秩序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灌输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头脑中,被人们接受为公正的或合法的,于是这种社会分层秩序和统治秩序就蒙上了一层合法性的光辉。

上述文献在解释青少年职业期望代际继承机制上的不足以及本文的优势和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制度化机制、再生产机制和权力统治机制更多从宏观结构视角解释代际流动的原因,而个体生命早期的职业期望尚未受到经济和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希望探究个体生命早期职业期望的微观的、直接的影响机制。第二,虽然工业化机制也涉及家庭背景这一微观变量,但它在解释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影响时,使用个体的教育获得作为中介变量。而本文关注的职业期望发生在个体生命早期,此时个体还未完成最后的教育。因此,父代职业如何影响子代职业期望,教育获得这个中介变量在这里就失效了。第三,已有代际流动的研究都是以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初职或现职来测量子代职业,本文则以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为因变量,引入社会化这一微观视角,深入到个体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去,旨在揭示代际继承模式在时间序列上更为早期的形成机制。第四,现有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不足还在于性别视角的缺位。现有代际流动的研究在测量父代职业时,通常采用个体在14岁时父亲的职业,而较少使用母亲职业;并且以往研究的习惯将子代看做一个整体[17,26],而未做性别的区分。社会化理论启示我们,家庭是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非常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对个体产生的长期深远影响甚至会持续一生。家庭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个体在与父母长期、共同的生活中,父母通过言传身教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其中,父亲或母亲对子代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因此,本文还将引入性别视角,探讨父亲或母亲的职业对于子代职业期望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父代对子代职业的影响是同性别影响强,还是异性别影响强?其机制又是什么?这也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成年人的职业获得在其青少年期的职业期望中就已初露端倪,既然当前中国代际社会流动呈现子承父业为主导的代际继承模式,那么,青少年的职业期望同样也应该表现为子承父业。目前学界对于职业的划分种类繁多,其中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提出了精英的概念用以划分职业等级。德热拉斯(Djilas)[27]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精英阶级”的概念,这一概念指从事国家和经济部门管理工作的革命官僚;泽林尼(Szelényi)[28]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再分配精英”的概念,指出再分配精英控制着生产获得,并分配公共财产所得;随后,魏昂德(Walder)[29]在其著名的精英分割理论中,将精英划分为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当前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各种方式排斥非精英群体后代的进入,实现了精英代际间的继承,中国精英集团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26,30-33]。据此,本文以精英这一概念来划分职业类型,并提出假设1,用以探讨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即“社会流动的代际继承模式在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中是否存在”。

假设1:相对于非精英家庭的青少年而言,精英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更期望进入精英职业。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则需追问:为什么在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中,就已经呈现代际继承模式?青少年的职业期望是否有性别差异呢?如果有性别差异,其形成机制又是什么?在社会化理论看来,人具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生物特性,如人有食欲、性欲和求生欲等生理需求,有遗传、变异等自然生物特征。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具有的社会特性,如语言、文化、自我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婴儿在呱呱坠地之后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只有经过社会化,即通过内化文化、学习角色知识和生活技能,进而形成独立的个性和人格,才能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工作单位和大众传媒是个体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重要机构。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34]曾指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观察、模仿和强化进行性别角色知识的学习。对个体来说,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他观察模仿的对象,而其中,榜样的影响最大,儿童按照同性别和权威性两个标准选取榜样,即所谓同性别权威模仿。多数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家庭中,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生活中,父母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言谈举止中表现出自己的职业气质、职业形象和职业特征,子女在家庭生活中长此以往地接受熏陶浸润,潜移默化中会逐渐熟悉父母所从事的职业领域,儿童选择同性别的父母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即男童模仿父亲,女童模仿母亲进行角色学习。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选择同性别权威进行模仿,女儿将母亲作为模仿对象,因此,母亲的职业会显著影响女儿的职业期望,并且母亲职业对女儿职业期望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父亲职业对其的影响。同样,儿子将父亲作为模仿对象,那么,父亲的职业对儿子的职业期望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儿子职业期望更多受父亲职业的影响,母亲对其职业期望的影响会比较小。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相对于母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女性青少年,那些母亲从事精英职业的女性青少年更期望未来进入精英职业。

假设3:相对于父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男性青少年,那些父亲从事精英职业的男性青少年更期望未来进入精英职业。

假设4:母亲职业对女性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要大于父亲职业对其职业期望的影响。

假设5:父亲职业对男性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要大于母亲职业对其职业期望的影响。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个体在生命早期的中学阶段已进入青春期,对于世界的认知有了自己的看法,因此,本研究选用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并组织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该调查以2013—2014学年为基线,以七年级与九年级的初中生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在全国随机抽取28个县级单位中的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全体学生及其家长、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及学校负责人。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个人能力、父/母亲的职业等家庭情况、学校方面的情况,以及本文关注的学生的职业期望等。该调查共获得19 487个学生样本,由于存在缺失值,最终有16 126个样本进入分析。本文主要变量的选取与操作化过程如下所述,表1所示为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因变量

职业期望为本文的因变量。参照边燕杰[35]对“精英职业”的操作化定义,本文也从政治、经济和技术三个维度来界定。具体而言,在CEPS调查中,询问了学生“你最希望自己将来做什么?”本文将选项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政府公务员”(政治精英)、“企业/公司管理人员”(经济精英)与“科学家、工程师”(技术精英)作为“精英职业”[注]事实上,在CEPS调查中,父母职业与子女期望职业的分类并不完全统一。其中比较难处理的是职业期望中“教师、医生、律师”(占比为22.21%)的归类。考虑到在青少年问卷中,已有专门针对技术精英的选项(科学家、工程师),本文将“教师、医生、律师”界定为“非精英”。这样处理的另一个原因是,青少年对职业的认知,尤其是女生选择将“教师”作为职业期望(31.88%的女生选择了“教师、医生、律师”),可能受中小学教师的影响。但在父母职业中,仅“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这一项能够代表技术类精英,因此将其归于“精英”。为慎重起见,笔者也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职业期望中“教师、医生、律师”这一性质不够明晰的类型排除在分析之外,所得模型结果与文中结果完全一致。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处理方式也是合理的。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模型结果。,将“教师、医生、律师”“设计师”“艺术表演类人员”“专业运动员”“技术工人(包括司机)”以及自填的其他类型的职业作为“非精英职业”。此外,选择“无所谓”说明学生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与定位,也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阶段并没有进入“精英职业”的计划,因而本文将“无所谓”也纳入“非精英职业”中。基于此,获得的因变量是“精英”与“非精英”的二分类变量,进入本文模型。

(三)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父/母亲的职业类型,以构建精英家庭指标,测量逻辑与因变量的处理策略相同,即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三个维度。父/母亲的职业类型包括精英职业和非精英职业两类。前者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政治精英)、“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经济精英)、“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技术精英);其他职业类型与就业状况包括“技术工人(包括司机)”“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个体户”“农民”“无业、失业、下岗”等“非精英职业”。为使研究更具层次性与精确性,本文使用两种方式对精英家庭进行操作化:第一种方式为父亲或母亲中只要有一人从事精英职业,就认为这种家庭是精英家庭,其他则为双非精英家庭;第二种方式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定,仅仅将那些父亲和母亲都从事精英职业的称为精英家庭,其他则为非精英家庭,为了区别第一种精英家庭操作化方式,将第二种操作化得出的变量称之为双精英家庭。

(四)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常住地、学生个人综合能力、学习成绩、身体健康、学生所在学校类型、年级、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1)性别为一个二分类变量。(2)基于常住地还是基于户籍地是区分城乡居民最常见的两种方式。其核心区别在于“流动人口”应该被划归到哪一类。本文认为,城乡对于社会化的影响实际上应该归结于“社会情境”的影响,而非“出生背景”的影响,故而选择“常住地”来界定城乡。常住地变量也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市/县城的中心城区”为中心城区,其他地区为村镇。(3)学生个人综合能力的测量采用了七道题:“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通过因子分析,获得了综合能力公因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得分),该公因子累积解释度为43.5%,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33 177.4(p<0.000 1),KMO值为0.79,表明因子分析效果很好。(4)学习成绩通过自评成绩来测量,即被访者目前成绩在班里处于“不好”“中下”“中等”“中上”或是“很好”。(5)身体健康为自评健康情况。(6)由于CEPS数据的调查对象是七年级与九年级的初中生,年级既体现了青少年年龄的差异,也是两个截然不同却又会对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的学习阶段,因而年级有必要作为二分类变量纳入模型。(7)学校质量通过学校排名来划分。(8)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包括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父/母亲受教育年限,根据不同的模型需要来使用。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中数值为取值范围;sd表示标准差。

(五)方法

CEPS调查收集的数据呈现出典型的层级特征,青少年嵌套于班级之中。倘若使用传统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处理多层结构的数据,忽略数据的嵌套关系,会对参数估计产生很大的影响。在CEPS调查数据中,每个青少年都属于某个班级,其职业期望可能会受到班级特征的影响,班级特征对于测量个体的职业期望而言属于高层次变量,这就意味着不能将班级层次的变量与测量个体的解释变量置于单一水平的统计模型中进行考察,否则有可能导致估计偏误。因而,遵循本领域的研究策略,本文亦使用了多层次模型(HLM)[注]本研究只试图控制不同层次变量对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宏微观层的互动并不在本文的理论推演和实证考察范畴中。故而只选用了随机截距模型,并未预设任何形式的随机系数效应。。

在学生个体水平上,由于因变量“职业期望”是取值为“0”或“1”的二分离散型变量,所以该层的模型定义与传统逻辑斯蒂模型类似。由于回归方程的截距会在不同的班级间随机变化,不再被假设为常数,因而第二层班级宏观水平的模型需要被引入。

第一层(个体层次)表达式如式(1)所示。其中,Yij和Xkij分别表示第j个班级第i个学生的职业期望取值和个体层次n的解释变量取值;εij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β0j是随机变量,即截距,表示第j个班级在所有解释变量为0时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取值。

(1)

第二层(班级层次)表达式如式(2)所示。其中,γ0a是班级层次变量的回归系数;Zaj是班级层次自变量向量;μ0j是班级层次的残差。

βij=γi0

(2)

四、结果分析

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注全体样本,考察子代职业期望是否呈现代际继承模式,以检验假设1。第二部分分性别讨论,考察父母的职业如何影响青少年男女两性的职业期望,以检验假设2—5。

(一)父母职业地位对子代职业期望的影响

假设1关注子代职业期望是否存在代际继承模式,即相对于非精英家庭的青少年而言,精英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是否更期望进入精英职业。表2的模型选取全部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纳入了两种操作化方式的精英家庭。模型1表明,当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从事精英职业时,子女期望从事精英职业的发生比上升了25.9%。在模型2中,对精英家庭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只有父母亲双方都从事精英职业的才是精英家庭,此时发生比上升了36.3%。通过两个模型的对比,双精英家庭与精英家庭两个变量对青少年期望成为精英的发生比都有显著的预测效应(p<0.001)。可以说精英家庭出身有助于青少年更多期望从事精英职业。综合模型1和模型2的分析结果,假设1得到验证,即相对于非精英家庭的青少年而言,精英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更期望进入精英职业。

表2两个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显示,性别是影响青少年职业期望的重要变量,相对于女生,男生更期望未来从事精英职业。综合能力、学习成绩和身体健康这些有关个人素质方面的变量都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职业期望,这三方面的素质越高,青少年越期望自己未来能够进入精英职业。此外,年级也是影响学生职业期望的重要变量,九年级学生比七年级学生更期待成为精英。

(二)子代职业期望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表3和表4所示分别是针对女生样本和男生样本的多层次模型分析结果。

假设2试图分析母亲职业对女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是否有影响,即相对于母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女性青少年,那些母亲从事精英职业的女性青少年是否更期望进入精英职业。表3中的三个模型分析了女生的职业期望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在模型3中,母亲从事精英职业的女生比母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女生期望进入精英职业的发生比上升了33.6%。模型4显示,当控制其他变量,单独加入父亲职业时,父亲从事精英职业的女生比父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女生期望进入精英职业的发生比上升了25.9%。在模型5中,当同时加入母亲职业与父亲职业时,女生的职业期望只显著受到母亲职业地位的影响,而不受父亲职业地位的作用。具体来说,在控制了父亲职业与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那些母亲从事精英职业的比母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女生,职业期望为精英的发生比仍然上升了24.6%。因此,表3的模型有力地证明了女生的职业期望更多受到与自己同性别的母亲所从事职业的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

假设3试图检验父亲职业对男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是否有影响,即相对于父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男性青少年,那些父亲从事精英职业的男性青少年是否更期望进入精英职业。表4的三个模型分析了男生的职业期望如何受到父、母亲职业的影响。在模型6中,当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母亲是否从事精英职业对男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不存在显著影响;模型7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父亲从事精英职业的男生比父亲从事非精英职业的男生未来期望进入精英职业的发生比上升36.3%。如果将父、母职业都放入模型中,正如模型8显示,父亲职业仍然对男生职业期望存在显著影响,而母亲职业对儿子职业期望的影响依然不显著,系数值进一步下降。综上所述,男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显著地受到同性别父亲职业的影响,假设3通过检验。

表2 全样本职业期望的多层次模型分析结果[注]在早期版本的模型中,笔者还纳入了家庭藏书量、家庭经济条件、是否独生子女等变量,但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亦不影响父母职业的影响系数,故而被排除在本文之外。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为参照项。

表3 女生样本职业期望的多层次模型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为参照项。

表4 男生样本职业期望的多层次模型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为参照项。

假设4和假设5试图检验青少年职业期望是否更多受到同性别父母职业的影响,即一方面母亲职业对女性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是否大于父亲职业对其职业期望的影响,另一方面父亲职业对男性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是否大于母亲职业对其职业期望的影响。当不考虑母亲职业时,父亲职业会对女性青少年职业期望产生影响,但如果直接比较表3的模型5中父亲职业与母亲职业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同时加入父母亲职业后,女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只受到母亲职业的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相对于父亲职业的影响,女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更多受到同性别母亲职业的影响,假设4得到验证。

在表4中,模型6—8均显示,男生职业期望始终稳健地只受父亲职业的影响,而模型6和模型8显示,母亲职业对男生职业期望并无显著影响。因此,相对于母亲职业的影响,男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更多受到同性别父亲职业的影响,假设5得到验证。

对比分析表2—4的结果后,发现其中的一些控制变量对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存在差异。表2全样本模型和表3女生样本模型都显示年级和身体健康影响学生/女生的职业期望,而表4的男生样本模型却发现,年级与身体健康这两个变量并没有对男生的职业期望产生影响。关于常住地对职业期望的影响,模型显示这一变量仅仅对女生的职业期望有影响,而在全样本模型和男生样本模型中,这一变量对职业期望均不产生影响。以上这些结果显示,相对于男生而言,女生较高职业期望的形成受到诸如年级、身体健康和常住地等更多外部条件的制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代际流动率是反映社会机会结构公平公正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表明,成年人的职业获得与其在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息息相关,当前各个国家的代际流动普遍呈现代际继承模式,那么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也应表现为代际继承。鉴于已有代际继承模式机制的研究更多从宏观结构视角解释代际流动的原因,且缺乏从性别视角探讨父母职业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职业的影响,本文引入微观的社会化和性别视角,使用CEPS调查数据,深入到个体成长的家庭环境中,以此探究代际继承模式在时间序列上更为早期、更加深层次的微观机制,并提出增加代际流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政策建议。

第一,正如各个国家的代际流动所普遍呈现的代际继承模式,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也表现出代际继承这一特征,即相对于非精英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而言,精英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更期望进入精英职业。这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早在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原生家庭是个体生命早期社会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父母的职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期的职业期望,进而影响个体未来的职业选择。这对出身于较低社会阶层的青少年而言,受制于父母职业的影响,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期望相对较低,这会阻碍这些青少年未来向上流动。针对这一结论,本文认为:教育部门可以重点针对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开办家庭学校,对家长和子女就职业愿景、职业门类、职业规划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培训,为青少年的职业期望提供多样性的选择,帮助青少年树立更高职业理想,进而增大代际间较高的流动比例。

第二,女生的职业期望更多受到母亲职业的影响,而较少或不受父亲职业的影响;同样,男生的职业期望更多受到父亲职业的影响,而很少受母亲职业的影响。父亲和母亲对男女两性职业期望的影响是不同的,职业期望的代际继承机制存在性别差异。因为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倾向于按照同性别和权威性两个标准选取模仿对象,即女生选择母亲作为模仿对象,男生选择父亲作为模仿对象。这一结论启发我们,女性将母亲作为模仿对象,未来的职业期望更倾向于与母亲类似,而大量的研究表明,成年女性从事的职业无论在社会声望、社会地位还是收入等方面都低于男性,这就会造成女性青少年的职业期望相对较低,从而阻碍其未来向更高层次职业流动。针对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应该更多地参与女生的教育,帮助其拓宽视野,增强自信,树立更高层次的职业期望。

第三,相对于女生,男生更期望进入精英职业。这一点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精英职业中男性更多。相对于男生,女生精英职业期望的形成受到更多外部条件,诸如城乡居住地、身体健康、年级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女性更高职业理想的形成更多受家庭背景、身体状况、年龄和教育资源的制约,而男性则可能冲破这些束缚。针对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出身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女生在职业的向上流动上受到的束缚和阻碍是最严重的。因此,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给予贫困家庭的女生以专项资助;另外,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中,父母和老师都应该给予女生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关爱,以帮助较低阶层家庭的女生冲破束缚,实现代际向上流动。

囿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仅仅探讨了个体在家庭社会化中同性别权威模仿机制导致男女两性分别受到同性别父母职业的影响,而较少受到异性别父母职业的影响。而青少年社会化的载体除了家庭之外,还有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等,这些载体如何在社会化过程中影响青少年的职业期望,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将会在后续研究中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