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平衡

王凯 庞震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到“美好生活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視角探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分布、集聚状态和异质特征，揭示了我国城乡收入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社会主要矛盾；城乡收入差距；美好生活；不平衡不充分

[中图分类号]F126.2；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5-0001-09

一、引 言

在人类社会的矛盾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述，主要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物质生活短缺和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2017年距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过去了36年，新时代面临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量变引起质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到“美好生活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基于事实的科学判断，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重大判断，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读懂主要矛盾，也就读懂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石建勋，2017）[1]。

二、如何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一）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变成美好生活需要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越来越富裕，这是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2006年超过2 000美元，2008年超过3 000美元，2011年超过5 000美元，2015年超过8 000美元，2016年为8 129.37美元，2017年为8 819.91美元（见图1），已经进入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此外，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1978年贫困发生率为97.5%，1995年为60.5%，2000年为49.8%，2010年为12.7%，2016年为4.5%，到2017年仅为3.1%（见图2），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为全球的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我国生活用品短缺状况已经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完全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最初的物质和文化饥渴得到满足，续写了世界瞩目的“减贫奇迹”，转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我国已经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遥遥领先，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见图3），并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服务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因此，社会主要矛盾中的“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旧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就不存在了，更加突出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的不平衡主要是居民收入不平衡，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为例，1978年为2.57，2000年为2.79，2002年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开始进入“3”时代，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3， 2012年为3.10，2013年为3.03，2014年为2.97，2016年为2.72，2017为2.71，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见图4）。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1.5倍，超过3倍的情况很少见，而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更低（孙君、张前程，2012）[2]，如果把城镇的实物性收入、隐形补贴和社会福利都算在内，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陈斌开、林毅夫，2013）[3]。如此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势必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制约了经济质量的提高，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社会稳定和谐，也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平衡的探索性空间分析：1985～2017年

（一） 我国城乡收入不平衡的时空格局分布

为了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平衡特征，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gap）来衡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描绘了1985年、1995年、2000年、2008年和2017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港澳台数据）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四分位图（图略），根据的大小分成四个等级（见表1）。

198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第一梯队（2.22

199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第一梯队（3.45

200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第一梯队（3.27

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第一梯队（3.52

2017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第一梯队（2.80

综上所述，从时间推进的角度看，进一步证实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规律，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到1995年开始上升，2000年和2008年达到高点，2017年明显下降。从空间分布角度看，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的特点，四个梯队成员的梯度差异特征非常明显，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而西北地区和中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比较大。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集聚特征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认为在一个地理空间中，不同的区域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且距离比较近的地区关系更为密切，独立的观测值几乎不存在，而检验空间观测值是否存在自相关性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全局Moran's I指数（见式（1）），式（1）中，gap■表示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gap表示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均值，wij为第i行第j列的空间权重值，表示i区域与j区域的邻近关系。如果0

根据表2可知，1985～2017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全局Moran's I指数都大于零，主要在0.421～0.727之间波动，全部通過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1985～1995年城乡收入差距Moran's I指数逐渐上升，1985年为0.541，1989年为0.606，1990年为0.496，1995年为0.727，为历史最高点；之后Moran's I指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高位运行，1996年为0.624，2001年为0.666，2008年为0.564，2014年为0.421，为历史最低；2016年为0.438，2017年为0.424。总体上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Moran's I指数绝大多数年份都在0.5以上（2014、2015、2016、2017年除外），呈现了非常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相似值的空间集聚特征。

（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异质特征分析

Moran's I 指数主要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反映了相似属性地区的平均集聚程度，但是它不能揭示观测值的空间差异，也无法判断哪些地区存在高观测值，哪些地区存在低观测值，隐藏了偏离整体分布模式的空间关系，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热点分析是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的常用方法，主要利用 Getis-Ord G■■指数基于距离权重来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的程度（Getis & Ord，1992[4]），可以有效识别一个地区与邻近地区的相关性，进而检测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的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见式（2））。

综上所述，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属于“高高集聚”的热点型和“低低集聚”冷点型，冷热点的两极格局分化非常明显。热点区和冷点区的格局大多为地带性分布，变化不大，呈现高度稳定性和空间锁定特征，比如青海、甘肃和四川一直分布在热点区，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和浙江等省份一直分布在冷点区，反映了我国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异质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特征。

四、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平衡的原因探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不平衡的内在根源，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梯度差异特征。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国家的经济资源更多地投向了东部沿海地区，成功实现了京津冀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核心—外围”的经济发展地理结构。东部地区生产总值（GDP）占全国的比重约在58%～62%左右，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25%～28%，西部仅为13%～16%（见图5）。

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远远高于西部地区，虹吸效应使得西部地区大量的优质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地区，限制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由于自身自然资源的禀赋限制，在西部地区，农业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17年东部地区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29%、41.44%、53.27%；中部地区分别为9.63%、43.59%、46.78%；西部地区分别为10.96%、41.49%、47.55%（见图6）；从西部地区内部看，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和新疆6个省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5%，11.5%，15.0%，14.3%，11.5%和14.3%（见图7），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又低于东部和中部，三次产业发展比例失调，使得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没能实现農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

（二）城乡分离的户籍分割制度

目前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进城农民工户口不落地的政策，无法真正的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2017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1 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8.52%，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出现了2.25亿人就业在城市（见图8），户籍在农村的普遍现象。“半城镇化”使得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生活在城市，然而没有被城市的社会福利制度所覆盖，更无法享受城里户籍人口所享受的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户籍的“代际传递”，使得农民工的子女和城市孩子的竞争起点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出现就业难度增加、就业格局累积固化、文化背景摩擦等诸多社会问题（孙华臣、卢华，2014）[5]，所谓“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大多数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游走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群。

（三）城乡二元金融结构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广大农民未能及时地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在国家工业化的导向下，城乡经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由于城乡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和金融资本的逐利性的特征，农村金融资源会选择利润更高、风险更小的城市，所以农村大量储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向大城市。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无稳定收入且社会信用水平较低，无法享受到高门槛的金融服务，因此，银行对农民惜贷现象普遍存在，出现了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但使农村成了“资金洼地”，最为关键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缺失了重要的可再生力量，金融压抑成为了新兴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制约因素。

（四）农民工工资长期严重偏低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来源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家庭经营性收入，现在已经转变为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徐增海，2016）[6]。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1990年为75.6%，2000年为63.3%，2010年为47.9%，2016年下降到38.3%，2017年为37.4%，下跌幅度接近50%；而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则不断上升，1990年仅为20.2%，2000年为31.2%，2010年为41.1%，2016年上升为40.6%，2017年为40.9%（见图9）。

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原因在于城乡巨大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民工较低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难以和城镇居民相竞争，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都是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低文化要求、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建筑业和家政业等，这些工作稳定性很差，并缺乏话语权与足够的政策保护。1990年城镇人均工资收入是农村人均工资收入的8.28倍，1995年为9.57倍，之后虽然有所降低，仍然在高位波动，2000年为6.28倍，2016年为4.09倍，2017年为4.04倍（见图10），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仍然处于各行业的最低端，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现象。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多方面，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诸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等。城乡收入差距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在198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ESDA）实证检验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联系和演化格局，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视角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

（一）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相似性，城乡收入差距大的省份，其相邻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较大；城乡收入差距小的省份，其相邻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较小，呈现空间集聚特征。

第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空间异质特征明显。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乡收入差距大；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和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收入差距小。

（二）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一方面，不断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收入，着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发展现代化农业，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补贴制度，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将农业生产链条拉长（董敏、郭飞，2011）[7]。另一方面，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培训，以使农民工尽快提高自身技能，适应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做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减少歧视性工资待遇。

第二，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降低“金融门槛”。一方面，积极改变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限制将农村金融资源转移到城市的渠道，减少农村金融资源的“漏损”，让农村金融切实服务于“三农”；并让城市的金融资源回流到农村，反哺农业的发展，改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发展不平衡的扭曲状态。另一方面，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农民融资成本和融资门槛，纠正金融服务对“三农”的歧视性待遇（孙宁华、姚燕，2013）[8]，根据“农业、农村、农民”对金融的需求特点，因地制宜地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融资模式和金融服务，加大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信贷力度和支持力度。

第三，改革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加速城镇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一方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之间因户籍身份导致的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体制，从政策上解决转移农民工人口不落地问题，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取消歧视性的劳动力进入壁垒，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消除依附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的差异，避免“贫民窟式城市化”，在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水平，真正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在医疗、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的同等待遇，在城乡之间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避免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四，加强省际经济合作，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从城乡收入差异的空间分异格局来看，空间邻近效应不容忽视，应重视城市之间、省区间的空间地理联系。一方面，西部地区应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实现省际优势互补和产业联动发展，形成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合理梯度，使其发挥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引导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中。另一方面，依托“一带一路”倡议释放出的政策红利和带来的全新对外开放契机，形成西部大开发战略新高地，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并从政府财政支出、贸易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等政策方面向西部倾斜，真正打破地区经济割据局面。提高西部城镇化水平，推进西部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建设，提升城镇就业吸纳能力，让西部地区农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 石建勋.读懂主要矛盾，读懂新时代[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0-20.

[2] 孙君，张前程.中国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12（3）：108-120.

[3]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81-102，206.

[4] Getis， A.， & Ord， J. K.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by use of distance statistics[J].Geographical analysis，1992， 24（3）：189-206.

[5] 孙华臣，卢华，毕军.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特征：基于“半城镇化”现象的解释[J].财政研究，2014（11）：50-53.

[6] 徐增海.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及其環境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11（6）：186-192.

[7] 董敏，郭飞.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趋势与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2011（8）：56-60.

[8] 孙宁华，姚燕.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经问题研究，2013（8）：41-49.

The Incom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s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Wang Kai， Pang Zhen

（School of Marxism，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126， China）

Abstract：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new era，the needs of the people have changed from "material cultural needs" to "good life needs"，and from the "low production" to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we apply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tatistics method including Moran's I statistic，Moran scatter plot and hot spot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85 to 2017. We measure the spatial pattern distribution，agglomeration state，and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then reveal the imbalance and inadequate problems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ur findi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guidance to policy makers to reduce the gap inequality.

Key words：main contradictions；urban and rural income gap；good life；imbalance and inadequate

（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