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动因、困境及路径

曹青云 张刘刚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空间治理日益成为每个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打造全球网络安全空间、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已被多国列为国家层面上的战略。本文从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形势研究出发，讨论我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动因、困境，既有利于理清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也有利于为打造适应中国发展的方案提供合理性支撑。

【关键词】网络空间治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8-0207-02

互联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而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真正发展互联网。在此之前，由于互联网技术产生于美国，我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着网络核心技术所带来的网络霸权、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等多重挑战。然而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的互联网内容建设从无到有、从狭隘到全覆盖、从借鉴引入到自主创新，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探索，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一项新兴技术的发展必然携带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曾指出，当前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和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这一重要观点已明确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态度与立场。信息世界作为一个新生的、仍处于发展中的实践操作，对于“全球网络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定义、概念及其本质内容还有所争议且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

一、我国互联网内容建设现状

我国互联网普及程度及网络平台数量每年呈持续增长状态。国内互联网传播平台已逐步形成体系，既建立了Web1.0平台，也拥有一部分Web2.0平台。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99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4.3%。从性别分布上来看，国内网民男女比例为52.4∶47.6，同期全国人口男女比例为51.2∶48.8，网民性别结构趋向均衡，且与人口性别比例基本一致；从年龄结构上来看，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2.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7%；从学历分布上来看，中等学历群体为主，约占整体62%；从职业分布上来看，中学生网民群体在我国占比仍最高，为24.8%。由此可见，我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仍呈持续上升模式且在校学生依旧是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影响方面，关于互联网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价值观的冲击及心理发展影响等研究内容很多，且该主题的研究内容及成果结论有很强的相似性。因此加大互联网的治理力度对加强青少年国家意识、政治思想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有很大的意义。

二、中國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因

互联网的较量实际上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长，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肯尼迪·沃尔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就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结构理论体系指出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自主国家和全球结构的互动模式。沃尔兹强调国家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后写到了体系结构随着体系单元分配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中国的崛起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建构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与冲突。互联网治理是一个综合系统，网络与政府、国家与全球体系的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互联网拉近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但也在无形中涉及到国家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恐怖主义等多种被侵袭的风险。互联网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首先，通信范围的全球化形成了互联网“距离不敏感”的成本结构，以及跨国界的地址与路由机构，使其所默认的通信方式呈无边界化，任何对互联网施加司法管辖的企图都需要额外的高成本的干涉。第二，如今的国与国之间实力对比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文化实力、国民素质等，在信息时代，卫星、计算机、电缆光纤等基础设施都将通过互联网连接操作完成。中美网络大战事件缘于2001年4月1日中美战机南海上空的对撞，该事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中美红黑客网上对决。双方参与量不亚于一场“会战”。虽然从技术层面讲，这还不能称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战争，但透过显示器，似乎已经闻到了硝烟的味道，也由此事件可以体现出在网络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已成为用于国家之间战斗的武器之一。第三，互联网催生了新的机构的产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渐渐产生一些民族国家系统外部的网络组织，而这些组织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关于制定互联网的标准和关键资源的重要决策的权威场所。一旦这些核心资源及标准决策掌握在跨国行动者网络中，就会给各个国家网络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如何在保证国家系统安全的基础上与其进行合作与连接是一个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互联属性，使每一个国家必须共同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体系中，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开放的大国。国际社会已充分认识到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实践方面，都无法实现某一个国家对全球网络空间实行单方面的主导和治理管辖，各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合作建设已是大势所趋。互联网的本质在于流动，是一种信息流与数据流。它的优势在于能够使全球信息资源得到共享与快速传播，但同时其流动性使得互联网不同于人口、土地等资源，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对国内外资源实施排他性管辖的状况。因此，从理论上讲，除非一国彻底断开与国际的互联网接口，否则要从技术上彻底杜绝信息的国际流动是不可能的。

三、当前我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困境

全球互联网体系建设本身应当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思想，然而这项全球性的治理任务目前还面临多种困境。首先，网络空间的物品属性定义不清使网络空间治理难题频频出现。互联网属于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产品，可开发性与探讨空间仍很大，因此对于一个还在不断发展中的领域，对其内在的属性往往是无法完全定义清楚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传军曾提到的对于网络空间领域划分问题是有争议的。他认为网络空间既非完全的国内私域，又非典型的全球公域，但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是国内私域与全球公域的混合场域，类似于公共池塘资源。然而，公共池塘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但网络空间具有部分的排他性，比如国家对其本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可以实施有效管辖。

其次，中美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办法的差异性主张使各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遭遇困境。随着“棱镜门”事件、维基百科与《处女杀手》、独立媒体中心与“电脑硬盘关塔那摩黑狱”等网络事件的不断发生，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相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且它们都指向了国家角色的重大转变。在这种情境下，各国对于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在观念上存在许多差异。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主张采用“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办法，而中国、俄罗斯等国则提倡对互联网实行“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是指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解决特定议题。“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迄今为止在学术界还是没有完全明确的界定，笔者对于“多边主义是指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合作、反对一国一意孤行，无礼对待别国”的观点比较赞同。美国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实质是“网络单边霸权主义”，这种做法将会对世界其他各国造成巨大威胁，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然而，美国因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在互联网研究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与传统核心技术，使互联网全球治理观念层面的冲突一直延伸到实践层面的组织架构和条约规则之上。

最后，网络空间治理没有形成系统化管理也是当前治理困境之一。各個国家对于当前互联网治理问题均采取了相应的积极措施，但是许多组织机构呈现相互交叠、重复现象，有的观点甚至存在冲突，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治理方案。

四、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行动路径

其一，树立健康的网络安全合作理念。随着互联网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各类由互联网安全带来的问题层出不穷，且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将会越来越多。因此，树立起坚定的信心与鼓足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是必备的。同时，中国应始终坚持并积极倡导建立由国家主导的互联网治理体系。

其二，建立稳固的安全合作战略体系。中国应始终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减少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削弱互联网领域“西强东弱”、避免互联网空间秩序混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应当选择的必然之路。为防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偌大悬殊，中国应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稳固的安全合作战略体系，深化相关领域国际合作达成战略一致。

其三，强化网络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如果想在国际地位上赢得话语权，还需加大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科研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以摆脱被他人控制的局面。虽然西方大国在互联网技术领域和网络标准制定环节有传统优势，但我国只要能持续树立自主创新理念，解决互联网领域技术难题并加快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就能在全球互联网领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五、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从各个领域给人们带来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在享受网络给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应不断思索如何规避网络风险，共同打造网络清朗空间。此目标不仅要解决国内的问题，也要放眼未来解决国际层次乃至全球层次上的问题。如同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把握信息科技发展的历史机遇，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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