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诗性智慧

郭慧敏

【摘 要】神话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形式。从古代神话中孕育而来的中国古代神话思维往往是具体、形象的，又是综合、概括的，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形成了象征性、隐喻性的审美特点。这些与维科所提出的“诗性智慧”的理念内涵不谋而合。探讨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诗性智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思想内核，在现实人生中寻求“诗意的生存”。

【关键词】神话；神话思维；诗性智慧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8-0209-02

神话是一个古老民族无法超越的最初心路历程，神话思维的出现尤其能体现神话的生命力。中国古代神话以其奇伟瑰丽的想象、异彩纷呈的情节和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赢得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喜爱与向往。“诗性智慧”是意大利语言学家维科在18世纪提出的认识世界和原始文化的一种理念范畴。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诗性智慧来探讨神话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点，希望能够对读者深层了解我国古代神话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有所助益。

一、中国古代神话及神话思维的产生

中国古代神话及神话思维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先民们对于自然界的认知还很缺乏。当他们遇到无法解释的自然变化时，他们幻想出世界上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灵，这些变化就是出自神灵之手。然后他们对这些神灵加以膜拜，这样的心态代代相传，为神话思维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除了思想基础，神话思维的产生还需要物质基础。中国古代神话思维产生于我国原始先民的社会劳动实践中。在远古时代，初民的日常生活以狩猎、采摘为主，大脑发育不够健全，思维能力也处在较低级的阶段，人们不仅需要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以适应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要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完善自身的器官功能以丰富自身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物质准备，神话思维才能够产生。

而西方神话的产生，维科认为，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世界大洪水之后的一百年间。此时某些原始部族的后裔们已在地面大森林里漂流了一两百年，慢慢变成了完全靠本能行事的野兽，各种感官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渠道。“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来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惑。”[1]182他们将这些凭想象创造的人称为“诗人”，意思是“创造者”。这些诗人要负责发明适合群众知解力的崇高的故事情节，于是他们创造出了神话。这与中国古代神话产生的背景不同但又有共通之处。

二、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诗性智慧的具体表现

了解了中国古代神话思维产生的背景，我们还需要对“诗性智慧”的内涵有一个认识。在《新科学》中，维科指出，“诗”在希腊文里是“创造”或“构成”之意，所以“诗性智慧”的本义就是创造和构造的智慧，这一点可以在神话的形成过程中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原始先民虽然内心对自然界充满敬畏，但是他们探索未知的好奇心从未停止，而且，他们也无意识想要把自己认知到的世界通过神话传达给后代。在神话创造和传播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点与维科在《新科学》中论证的“诗性智慧”的特征不谋而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体验方式。在神话初创的时期，人类作为创作者刚刚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对自身和自然界的区别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而“人们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1]82所以在探索变幻莫测的自然时，先民们会按照自身的情感经验来解释他们眼中的世界，使那些本无生命的事物变成具有感觉和情感的真实事物，从而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以盘古创世神话为例，在《绎史》卷一引吴人徐整《五运历年纪》云：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因风所感，化为黎氓。”[2]2

正是由于先民习惯于以自己为参照系来衡量自然万物，所以他们在解释这些“日月山川”等现象时不自觉地采用了相似联想的方式，创造了盘古这一与人类似的形象，并将盘古身体的各个部分与身边的自然现象一一对应，这种“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体验方式包含著原始先民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判断。人们将自身的生命意志融入社会万物中，以己之观感来解释万物，然后创造了神灵，并以神灵为主线创造了神话。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外在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具体性、综合性的表达方式。在对自身和自然界没有清晰的区别下形成的“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体验方式进一步影响了先民们的认知与表达方式，使得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神话大多简短、具体而又综合。先民以自己的理解对一切具体可感的形象进行大胆奇妙的组合，再以简短而具体的笔触描绘出来，借此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与认知。《山海经》作为我国古代保存最多神话资料的著作，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西王母是这样描写的：“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害及五残。”[3]41

意思是说，西王母居于玉山，长得和人差不多，有豹子似的尾巴和老虎一样的牙齿，善于长啸，头发披散着，戴着“胜”的头饰，是上天派来掌管疾病和刑杀的神，短短几句就将西王母的居所、形貌、职责交代得明明白白。但是随着时间转换，各朝各代对于西王母的描绘开始出现变化，篇幅不一，形象不同，西王母越来越由“神”趋向于“人”的形象。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自己与神、仙的不同有了清醒的认知，而且在表达自己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朝代更迭的纵向对比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古代原始神话的具体性与概括性。

（三）强烈的情感体验。在自身和自然界无法完全割裂的背景下，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仿佛会在人身上重演，为了趋利避害，先民们的情感也就不得不总随着自然界的这些变化起起伏伏。卡西尔曾说：“神话完全由于其对象的存在面存在——由于神话里所浸透并在特定瞬间产生意识的强烈感情而得以存在。”[4]41这些情感体验都会反映在神话故事当中，使我们时至今日仍能对当时先民们的所思所想感同身受。同时，在神话传播、整理过程中也充满着强烈的情感体验。《山海经》里，“龙凤”出现，海晏河清；“庸”和“兽”出现，天下将乱。先民慎重地记录下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征兆，希望后世引以为戒。后世的传播和整理者们从中体会到了先民对后代殷殷的期许，所以呕心沥血地从各处将这些神话故事整理出来，传播给下一代。情感的传递使得神话具有了经久不息、感人至深的魅力。

（四）象征性、隐喻性的思维特征。“神话的真实意义和深刻性并不在于它的结构所启示的东西，而在于神话结构隐匿起来的东西。”[4]44原始先民的思维发展状况决定了他们会有一种对一切外在事物赋予同自己一样的生命实质的思维方式，即“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思维方式，所以在解释某些较为抽象的观念时往往会借用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具体物象来说明，这就使得神话思维具有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特征。维柯说：“最初的诗人们就是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他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一些寓言故事。”[1]238对于神话创作者在创造神话的当时当地的环境中，象征性、隐喻性的表达方式是最适合，也是最无奈的选择。透过这一个个意味深远的神话隐喻，我们能结识到许多具体形象的神话人物，体会到作家想要倾诉的强烈的情感，也能从中领会到先民们积极探索自然与社会，不懈探求生命意义的执着精神。

（五）神话思维包含简单的“理性要素”。在早期的神话思维中，人们虽然总是比较偏向于简单的、感性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始先民的思维过程完全不具有理性的因素。相反，可以说原始神话思维蕴含着理性思维的基础，理性思维是从它发展起来的。神话中虽然有许多想象、虚构的成分，但是其中也有先民对于当时的生活条件、实践活动、社会制度的简单记述，对于农业、工业、医药等领域的种种探索，这些简单的记述和探索体现着原始先民对自然界、原始社会的基本认识和理解。也就是说，神话思维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的，神话叙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些都说明神话思维具有简单的“理性要素”。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类内在生命力的驱动，神话思维也不断发展、更新，其中的“理论要素”会慢慢进化成理性的逻辑思维。

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诗性智慧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诗性智慧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艺术起源——古代神话的解释性框架。中国古代神话意蕴广博精深，之前对于神话的研究多集中在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的发展及其流传演变、神话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等方面。从“诗性智慧”的角度入手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神话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其次，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诗性智慧彰显了人类生命的此在超越性。神话是一种观照天地自然和世界人生的形式，在神话中凝结着先民对于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含着强烈的情感体验。探讨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诗性智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思想内核，在现实人生中寻求“诗意的生存”，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精神的“逍遥游”。

总之，中国古代神话及神话思维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我们有义务将这笔文学财富更好地保存并流传下去，使其在当代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清）马骕.绎史[M].王利器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2.

[3]方韬.山海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