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药制造业最优税负研究

朱子男 张安东 吴志远

摘 要：医药制造业税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医药制造业最佳税负的测算即可作为分析医药制造业实际税负水平的参照与标尺，同时对进一步协调税负区域均衡与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巴罗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测算医药制造业最优税负，从中观视角分析医药制造业税负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最优税负;医药制造业;空间计量

一、我国医药制造业税负现状

近年来，随着全面“营改增”的实施，我国医药制造业税收收入总体增速放缓，而医药制造行业清费减负的效应尚不明显。随着医药制造行业工业销售产值的逐年增长，行业税收收入也随之增加，而由医药制造行业税收收入除比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税收负担却变化不大。根据2008？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税务统计年鉴》可知，医药制造业的行业税收收入逐年增加，从2007年的308.35亿元增至2016年的1302.0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增量最大的为2012年的154.92亿元;而从税收增长率来看，2008年至2011年间，医药制造业税收增长率始终保持降低态势，2012年税收增长率出现较大负担增长，体现为22.44%的峰值，2013年又降低为11.99%，随后在2013年至2015年间呈现逐年增长态势，最后在2016年降低为9.01%。

二、我国医药制造业税负问题

（1）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税负降幅缓慢。一是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近年来变化不大。2007年至2016年间，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始终保持在4.58%至5.61%之间的水平。二是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降幅存在反弹态势。2009年至2011年间，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呈现降低且逐年扩大的态势，但却在实行“营改增”后于2012年出现0.15%的增长式反弹。三是“营改增”实施后的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降幅不明显。即便工业销售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在2013年与2014年间逐年降低，但降幅逐渐从2013年的0.29%减小至2014年的0.12%，又在2015年税负增长了0.08%，并直到2016年才恢复至与2014年持平的4.58%的水平。

（2）销售收入口径税负降幅收窄。一是销售收入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部分年度增长迅速。2007年至2008年，销售收入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由5.17%增至5.67%，2010年至2011年，销售收入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又由5.20%增至6.01%。二是销售收入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呈现缓降急涨态势。2010年至2011年，销售收入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实现又5.20%至6.01%的急涨后，于2012年至2014年逐年缓慢的由4.88%降低至4.55%。三是销售收入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增长率较不稳定。2007年至2016年的销售收入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增长率处于-18.90%至15.64%之间，区间间隔达到30%以上，年度税负增长率较不稳定。

（3）整体行业税负区位分布失衡。一是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医药制造业税收收入存在差距。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医药制造业平均税收保持在30亿元以上，而青海、宁夏及新疆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医药制造业平均税收却不足2亿元。二是医药制造业税收区位分布较为分散。以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医药制造业税负为例，北京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具有高税负和高空间滞后的分布特征，内蒙古等偏远地区具有低税负和高空间滞后的分布特征，安徽等地存在低税负地区被低税负地区包围的情况，而吉林等地区则体现出高税负和低空间滞后的分布特征。

三、我国医药制造业最优税负测算

结合巴罗模型（1990）并考虑政府安排的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以中观视角分析医药制造业的行业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回归测算出我国医药制造业的最佳税负。因此，考虑医药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税收负担、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及物价变化等因素的关系，选取我国医药制造业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模型设定为：

其中，Y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医药制造业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用以反映行业所创造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值; 0为截距项;行业税负t为医药制造业行业税收收入与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等不同口径测算指标的比值;p为工业GDP平减指数，用以剔除物价因素影响;g为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因行业税负存在最优解，故方程具有凹函数性质，从而有根据行业税负推导出的最佳税负：t*= 1/ 2。

地区之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空间相关与差异。根据模型设定对“空间”的体现方法的差异，设立标准化、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权重分别应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自相关模型（SAC）进行静态测算，并引入动态空间自回归（DSAR）和动态空间杜宾（DSDM）模型将一阶或多阶滞后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以反映动态滞后效应，分析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测算出的最优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目前我国医药制造业在工业销售产值的空间溢出作用下，以行业税收收入比工业销售产值的口径测算的我国医药制造业最佳税负应在0.25%—0.34%之间，所得出的年平均税收收入应在最大上限約为55.20亿元;根据销售收入口径所测算的最佳税负结果，目前我国医药制造业在工业销售产值的空间溢出作用下，以行业税收收入比销售收入的口径测算的我国医药制造业最佳税负应在0.56%以下，所得出的年平均税收收入应在最大上限约为89.86亿元。

对比两个口径的测算结果，可知工业销售产值口径的静态、动态6个模型的总体平均最佳税负为0.31%;销售收入口径的静态、动态6个模型的总体平均最佳税负为0.34%;两个口径所测算得出的总体平均最佳税负不存在较大差异，且以医药制造业年平均工业销售产值与工业销售口径总体平均最佳税负相乘得出的总体平均最佳税收为49.79亿元，以平均销售收入与销售收入口径总体平均最佳税负相乘得出的总体平均最佳税收为54.29亿元。

四、实现我国医药制造业最优税负的建议

加速产业升级以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一是在引导医药制造业升级上，应重点指导医药制造企业的自主研发与创新;二是提升医药制造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效率，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应用效率，以提升技术应用效率而缩减成本，实现产业链梯度升级和技术跨越式升级;三是把握好医药制造业外部性冲击所带来的全球化机遇，在加快国内医药产业升级的进程中结合差异化战略，提升医药制造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及竞争力。

协调行业政策倾斜方向以均衡区位差异。一是保障医疗制度性供给向乡村倾斜，建立公共财政对乡村医疗的优先投入与优先保障，逐步确立起公共服务优先安排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设;二是鼓励医药卫生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向示范区与乡村迁移，将税收政策的侧重点放在补偿和降低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投资风险上，并实行医药制造企业研发建厂土地优惠政策，诱导和激励企业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三是丰富税收优惠形式，相应扩大对医药制造中小企业的优惠范围，并根据企业交易量和收益额的情况结合产业结构给予不同程度地税收优惠。

以财政扶持激励医药民营企业技术升级。一是以财政支持地方搭建医药产销联盟平台与创新交流平台，以财政补贴形式对优质医药制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进场费、货架费及张贴费进行补贴;二是以财政支持推动建立医疗保障可持续的机制，扩大医疗保险目录报销范围，将更多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的药品加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保障群众基本用药;三是建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与处方用药补贴机制，提高对地方民营医药制造企业研制仿制药的财政补贴，逐步引导医药制造企业从仿制到自主研发的模式升级。

参考文献

1.Barro，R.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5）.

2.E.Chytis， J.Filos， M.Diakomihalis. The Effective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 The Case of the Athens Stock Exchange （ASE） . Mib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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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友孝，凌菲.我国医药制造业实际税负差异及变化趋势――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湖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2（03）.

（责任编辑：王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