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

王浩宇

提 要 在民族语言使用衰微地区，少数民族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分层现象。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个案研究表明，语言习得与使用能力的差异维系并再生产了一种社会结构。对缺乏优质语言教育资源的少数民族个体而言，在升学和择业过程中不具优势，致使其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当前，加大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积极发挥语言在脱贫攻坚中的“造血”功能，是促进少数民族全面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基础性条件。充分挖掘民族语言的社会经济价值、营造少数民族青少年积极学习本族语的氛围，也是语言扶贫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语言能力;教育分化;社会经济地位;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1-0067-09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106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Tibetan Youth： Take Tianzhu County as a Case

Wang Haoyu

Abstract In areas where the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of a minority language is weak， stratification exists within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Tianzhu Tibetan autonomous county， the results show th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Individuals without access to high-quality language education resources remain in a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due to their lack of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entering a higher school and choosing a care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creasing the input of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the role of Putonghua in reducing poverty are basic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minorit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fully explore the potential economic value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minority teenagers to actively learn minority languages.

Key words linguistic competence; education stratifica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minority Languag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语言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工具。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个体的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已联系得更为紧密。在广大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背景下，解决好语言问题不仅是推动少数民族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扶智和扶志的有效工具，对推动各少数民族群体实现共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为例，结合当地语言环境，从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视角呈现藏族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并借此讨论加强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和保护民族语言的发展对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一、天祝縣藏族语言使用情况

天祝县位于甘肃省武威地区南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天祝县现有藏族、汉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22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语言转用和语言兼用是近些年天祝县社会变迁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从语言使用能力来看，无论是生活在县城的藏族居民，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牧民，大多数都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社会交际;但已有部分藏族受访者不会藏语或藏语使用不熟练（具体数据见表1）。从语言使用范围和频率来看，藏语在天祝县使用范围较小，使用频率较低;国家通用语使用范围广，使用频率较高。在当地整体语言环境中，国家通用语是强势语言，藏语仅在寺院、牧区的藏族家庭等特殊语域中被经常使用。

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从使用价值来看，多数天祝藏族受访者认为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国家通用语的使用价值更高，而藏语则在节庆活动、传统仪式方面具有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语言威望评价来看，多数受访者认为藏语更具威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人群主要由藏族中老年构成，已有相当数量的藏族青少年认为使用国家通用语会“显得更有身份”。从情感价值来看，大多数藏族成员依然具有较强的“母语情结”，并对当前的语言转用现象感到惋惜和遗憾。不过，也有一些藏族受访者对语言转用持支持态度，认为学习与使用国家通用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调查数据见表2。

另外，与其他民族地区类似，天祝县藏族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现象。整体而言，人口流动、族际通婚、民族交融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强化当地藏族转用或兼用国家通用语。未来，藏语在天祝县的传承与发展将面临诸多考验，在语言使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如何维系多语并存并用的发展局面是需要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二、语言教育分化与家庭背景的结构性差异

当前，语言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深刻影响了天祝县藏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比起本族语，当地大多数藏族青年更加倾向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虽然藏民族成员非常支持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但受到升學、就业等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多数人认为首先学习好国家通用语才是未来实现向上流动的基础性条件。

（一）天祝县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生源情况对比

天祝县民族中学在校学生总数523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99%（主要为藏族），教学方式主要以国家通用语授课为主，加授藏语文和英语。研究人员从民族中学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抽取了部分藏族学生，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对比。

1. 生源地

民族中学多数被调查的藏族学生来自天祝县牧区，还有的来自农区，生源地为天祝县县城的学生数量极少，与天祝一中形成鲜明对比。民族中学受访者共88人，家庭住址为牧区、农区和县城的分别有78人、7人和3人;天祝一中受访者共38人，家庭住址为牧区、农区和县城的分别有1人、9人和28人。

2. 父亲职业

从被调查学生父亲的职业来看，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两所学校的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异。在88名民族中学的受访者中，父亲职业为牧民、农民和从事运输、建筑、餐饮等行业的务工人员分别有49人、16人和19人，个体户和公务员各2人;在38名天祝一中的受访者中，父亲职业为牧民、农民和从事运输、建筑、餐饮等行业的务工人员仅有1人、6人和8人，剩余分别为公务员10人、教师5人、医生2人、个体户6人。

（二）天祝藏族学生教育模式的类型分析

从民族中学藏族学生的教育背景来看，其升学模式普遍具有相似性。在小学阶段，牧区或者农区的藏族学生就读于当地的双语小学，毕业之后大部分学生进入县城的民族中学读书，包括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牧区双语小学的藏族学生考入天祝一中的难度较高，仅有极个别学生能够依靠特殊关系进入天祝一中或天祝二中等普通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绝大多数学生升入民族中学的高中部。结合相关调查资料，可以将民族中学和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教育模式划分为3种类型。

1. 教育分化的3类模式

场域和惯习与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密切相关。场域界定社会背景的结构，而惯习则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运作的。惯习首先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构，同时也是一种习惯性的状态，来自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外在的结构被此种经验所内化（Bourdieu 1977a）。同一阶层的个体在惯习上具有结构上的“亲和性”，表现为实践活动的一致或相似。惯习一方面限定了行为的方式或倾向，另一方面也产生出与早期社会化特征对应的洞察力、抱负以及实践（Swartz 1977）。借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天祝县牧区的藏族学生受到惯习和场域的影响，其父母所处社会阶层、生长地域及家庭收入等都会对文化资本的获取产生影响。而文化资本的存在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文化界限，下层社会的个体缺少上层社会所拥有的教育资本，从而促使下层社会的个体在特定场域中进一步强化其固有的惯习特征（Bourdieu 1977b）。语言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与个人的教育和成长轨迹密切相关，并由此再生产出一种结构性的关系。天祝县藏族学生教育分化的具体模式见表3。

关于天祝县牧区藏族学生的升学问题，一位藏族家长在受访时是这样描述的：

民中学生的家长都是牧民，他过去也不懂，就知道娃娃要学藏语，学好藏语将来升学不费劲。现在很多家长也知道了，要学好汉语才好找工作，出去以后都是汉语，天祝这地方也是一样。但是牧民家的孩子也考不上（天祝）一中，娃娃藏语学出来，只能去上民中。（受访者：男，藏族，48岁）

2. 近年来民族中学学生、教师数量及重点院校录取率变化情况

伴随着天祝县语言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民族中学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导致优秀教师离职及教育质量下滑：

过去我们在乡上（受访者来自抓喜秀龙乡）给民中输送（学生）的时候，全县（第）一、（第）二名的学生都有，现在“民考汉”干脆一个（都）考不上，“民考民”也不行，考藏文（“民考民”）连500分的学生都没有，他（们）的数学、汉语各方面都不行。学校发展不好，好的老师都走了。（受访者：男，藏族，51岁）

实际上，自2010年起，民族中学的学生与教师数量就已经开始减少，重点院校的录取率也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具体数据见表4。

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天祝藏区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早，语言环境和人们的教育观念随之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追求语言工具价值的倾向也已成为影响人们思考语言使用与传承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藏族学生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家通用语的学习上，主要是因为社会就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基于未来的个人发展与社会流动而做出的考量：

天祝这个地方和兰州、武威这些城市接近，很早这个地方的高速就通了，那我们看到人家的孩子都考清华和北大，我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念呀，那怎么办，考这些学校要学英语的，那就去上普通高中。现在都一个娃娃，娃娃学（藏语）出来没办法，民中也不是一朝一夕变成这个样子的。（受访者：男，藏族，36岁）

三、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分层

语言能力不仅在语言交换中养成，也依靠学校教育的培养。掌握不同经济资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受教育机会，因而也产生出不同的语言能力（高宣扬 2005：304）。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职业声望、社会资本的获取等密切相关，是考察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

（一）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

对于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而言，其国家通用语和英语水平不及普通中学的汉族学生和藏族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语言优势;多年的藏语学习效果似乎也并不理想，藏语使用能力较差，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藏族学生的语言态度。

1.语言能力

研究人员在民族中学高中部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调查校内藏族学生关于国家通用语和藏语的使用能力，见表5。

表5样本数据显示，几乎所有藏族学生都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国家通用语，但能够熟练使用藏语的人数仅占样本量的11.1%，大多数藏族学生属于“会听不会说”的类型。调查发现，藏族学生在校園生活中基本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交流，部分声称自己“会藏语”的学生在交际中仅能讲一些简单的日常

用语。

2. 语言态度

语言是一种集体化的公共产品，为人们提供沟通的渠道，因而其生命在于使用。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选择一种标准、网络或语言就是一种投资，一种语言越有价值，它的寿命就越长，它的使用者就越多（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102）。所以，语言与其他大多数商品所表现出的物以稀为贵的价值特性不同——“网络效应”促使语言的工具价值随着使用人数、规模、范围等增多或增大而不断获得提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民族中学藏族学生的语言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见表6。

表6数据显示，民族中学仅有36.9%的藏族学生认同本族语的使用价值。实际上，调查数据并没有客观反映当前藏族学生真实的语言态度。由于藏语在当地社会使用范围小，使用频率低，加上媒体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部分学生对藏语学习持排斥态度。从整体上看，民族中学藏族学生本族语的使用能力不强，转用国家通用语趋势明显，其语言态度不利于藏语的习得和传承。

（二）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藏族毕业生社会经济分层的个案呈现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因而文化资本的差异能够影响社会经济的分层体系。教育分化及语言教育资源的配置差异，导致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特别是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具有较大差异。语言能力差异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藏族青年一代的职业发展、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

1.个案调查情况

本研究对当地20位从民族中学和天祝一中毕业5～10年的藏族学生进行个案调查，主要采用实地访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其语言能力、升学与就业、经济收入情况见表7。

2.个案信息呈现

表7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语言使用能力、教育背景的差异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等关系密切。例如：多数天祝一中毕业的藏族学生在省会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与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多数民族中学毕业的藏族学生在天祝县或中小城市工作，平均年收入与职业地位相对较低。在天祝县藏族群体内部，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从而获得良好的语言能力（这里主要指国家通用语的使用能力），甚至是获得更强的学习自信，进而在未来的职业选择和经济收入方面更具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表7数据还显示，3号、6号、7号受访者虽然毕业于民族中学，但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中上层。调查得知，3号受访者目前是澳大利亚某高校药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藏药方面的研究;6号、7号受访者是姐妹关系，分别在某大学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目前从事藏族社会研究和藏语编辑工作。另外，20号受访者在上海某政府机关工作，平日所处理的主要事务与少数民族事务关系密切。上述受访者从事的工作都与传统藏文化和藏语文密切相关，从另一角度理解，正因为具备了较强的藏语文使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三）藏族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类型分析

基于上述田野材料，可将藏族青年一代的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划分为国家通用语单语、民族语单语和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3种模式进行考察。

1. 国家通用语单语模式

由于语言是高度集体化商品，所以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蜂拥现象：有些人为了获取这些商品挤进去，有些人则为了摆脱这些商品要冲出来。而当大家都蜂拥去学习一门中心语言时，其使用者越多，想要学习这门语言的人也就越多（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102）。受天祝县整体语言环境影响，与本族语相比，当地大多数藏族青年更加倾向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然而，掌握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差异与教育资源的获得密切相关，与教育相关的文化资本差异又会对社会分层的再生产发挥作用。在藏族青年内部，由于获得的语言教育资源不同，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强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更具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也更高;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较弱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均不占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或较低。

2. 民族语单语模式

除在牧区生活的个别藏族老人之外，目前天祝县并不存在藏语单语人的情况。当地藏民族成员普遍认为，拥有一定或较强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条件，也是与他人交流、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就全国整体情况而言，仅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个体已经无法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3. 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模式

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模式是提升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最有效模式。如表7个案信息所示，在具备良好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基础上，熟练或比较熟练使用本族语也是促使少数民族青年能够在科学研究、文艺文化、行政管理等领域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在语言使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民族语言所能发挥的也不仅是基本的身份认同功能，同时还伴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另外，在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旅游开发和特色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民族语言发展的“长尾效应”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语言作为一种任何人都有机会使用、存量却不会减少的社会财富，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要素;另一方面，部分藏族青少年对于民族语言的忽视，也可能使其失去获得民族语言本身能够带来的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机会。

四、結 语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体系通过自己本身逻辑的简单运作就能确保永久的特权（鲁思·华莱士 ，艾莉森·沃尔夫2008：94）。天祝县的个案研究表明，藏族青年一代的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的差异对其语言能力强弱的影响较大，而语言能力本身又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与再生产了一种社会分层。语言知识和技能具有“元知识”“元技能”的属性，是个体获得其他知识和技能的重要基础，对大部分知识和技能，个体都必须通过其所掌握的语言技能来获得（王海兰 2018）。藏族精英家庭的子女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能够获得优质的语言教育资源，从而在就业环境中更具优势;但普通牧民家庭子女由于无法获得优质语言教育资源，致使其在未来的升学就业、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均不占优势。

加大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促进少数民族青年一代学好国家通用语，是推动其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即使在保护多元文化的社会体系中，少数民族实现社会流动仍然需要学习某种强势语言（Bourhis 2001：36）。今天的汉语文作为中国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马戎 2016）。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是提升个人素质、增强竞争力、全面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语言基础。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获取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需的教育的权利，特别是优势语言的教育权利，也是基于能在广大社会中获得机会并主动参与的需要（詹姆斯·托尔夫森 2014：68～70）。在当前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帮助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获得良好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更是推动脱贫攻坚从“输血”走向“造血”之路的必要条件。

语言扶贫工作也要保护好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在语言工具主义看来，保持多语或双语是重要的，特别需要重视强势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的经济价值（詹姆斯·托尔夫森 2014：175）。从事实上看，民族语言能够为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增强其在创新创业、组织管理，甚至是国际交流方面的能力。“双语”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人发展具有正面影响。同时，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从语言与文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多样化程度的降低会减少我们可以汲取的知识源泉，从而降低人类的适应能力（苏·赖特 2012：214）。当前，营造少数民族青少年积极学习本族语的氛围，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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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赖特 2012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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