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晨 张卫东
自十八大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党和国家先后推进 “双创”工程、《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创新政策,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路甬祥,2016[1])。 而中国要实现创新发展战略的微观基础是加速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创新从增量、类别、质量等多个维度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内外众多学者关于企业创新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Hall等,2008[2];Lin 等,2011[3];吴延兵,2007[4];冯根福和温军,2008[5]),学界普遍认为产业政策(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6])与科技人才薪酬激励方式是促进企业创新的主要手段,如“互联网+”与 “千人计划”等政策激制,其核心是在社会层面构造激励创新行为的收入不平等,鼓励企业以及员工的创新意识,孵化创新成果。但此类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现实效果却存在极大争议,此前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思辨的争论就可见一斑。代表企业间收入不平等的产业政策是否只提升了企业创新的数量而非质量(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6])?代表员工间收入不平等的科技人才薪酬激励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李春涛和宋敏,2010[7];何玉润等,2015[8])?目前虽然有大量关于促进企业创新作用机制的研究,但都忽略了基于收入不平等理论角度研究企业创新。收入不平等究竟是通过保障社会 “效率”激发了企业创新能力,还是由于恶化社会 “公平”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