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田园
——伦敦份地花园的制度、景观与文化

高 巍

赵 玫*

走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会发现一块块由绿篱或木栅围合的绿园，周边树木掩映，内部植被繁茂，间或露出三两简陋木屋的一角。人们也许会一瞥而过，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伦敦的份地花园，它们像城市巨大的“隐形财富”，静静地置身于都市的喧嚣之中。

份地花园(allotments garden)简称份地(allotments)，是由若干经过划分的小块土地组成(每一小块土地也称为一块份地)、用以出租给个人种植粮食和蔬菜作物的园地，每个份地花园包括的小块土地数量由十几到几百块不等，份地出产的食物只能用以个人消费而非商业用途[1]。份地花园是与德国市民农园(Schereber Garden或Klein Garden)和北美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相似的城市生产性景观。数百年来，份地花园的传统深深根植于英国的文化与生活，对城乡景观影响深远。伦敦份地花园的制度保障、管理模式、城市景观及社会文化功能，对中国城市景观和宜居环境的营造具有重要意义。

1 英国份地的起源与发展

份地的产生最初是为了补偿因圈地运动丧失耕作土地的贫苦农民，在17世纪的英国乡村较为常见[2]。城市份地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供产业工人种植生活所需的农作物，并满足回归田园的向往。18世纪30年代，英格兰伯明翰、谢菲尔德的郊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围绕城市分布的份地花园，许多保存至今[1]。

随着圈地运动走向尾声，1876年《公民法》(Commons Act 1876)颁布，禁止非法圈地，份地花园的土地供应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1908年颁布《小所有物和份地法案》(Small Holdings and Allotments Act 1908)，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提供足够的用地作为份地，份地的规划设置成为各地区政府的强制责任。之后陆续出台的1922、1925和1950年的《份地法案》(Allotments Act)，详细陈述了份地设置的目的、责任和使用方式等事项。这些法案至今依然有效，是英国份地花园建设和运行的法律基础。

图1 2006年伦敦份地花园分布情况(根据London Datastore数据绘制)

图2 1945年(2-1)与2013年(2-2)伦敦Northfield份地花园(引自http://ealingdean.co.uk)

“一战”的爆发对英国份地的推广起到了巨大作用，使其真正走入市民生活，不再仅面向贫困农民和技术工人。1918年，英国小块份地数量达到了150万块的历史峰值(表1)。战后随着部分征用土地的返还，份地的数量有所下降，但紧接的“二战”又将份地花园数量推向新高峰。1944年全英份地花园总面积达30万英亩(约 1 214.05km2)，生产食品130万t，占英国粮食总量的10%，以及蔬菜、水果的约50%[2]，成为非常时期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的经济情况显著改善，自己动手耕种粮食及蔬菜已不再流行。60年代的婴儿潮后，以伦敦为代表的各大城市对建设用地产生了巨大需求，很多份地由此转变成城市开发用地，份地数量逐年减少。70年代以来，份地的经济效益逐渐弱化，花卉、草坪等此前难得一见的观赏植物陆续出现在份地中，以粮蔬生产为主的份地，逐渐蜕变为耕作和消遣结合的花园。

2 伦敦份地花园

伦敦份地花园历史悠久，现存最早的是位于伊灵自治市(Ealing Borough)的Northfield份地花园，1832年由伦敦教会捐赠，至今广受欢迎。伦敦作为世界城市之一，城市用地寸土寸金，但伦敦份地花园不仅规模大，而且人均份地数量也一直处于中上水平(表2)，可见人们对份地花园的喜爱程度。

1908年《小所有物和份地法案》规定：如果所在地区没有份地花园，若有6名以上的纳税人联名申请，地方政府有责任提供份地用地。虽然没有具体时间限制，申请人可能等待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但此项规定确保了伦敦等大城市必要的份地数量。另一方面，1963年《伦敦政府法案》(London Government Act 1963)同意内伦敦①各自治市对上述规定可以得到赦免，这些制度时刻影响着伦敦市份地花园的数量和分布(图1)。

根据2006年的统计，大伦敦(Greater London)下辖的伦敦城和32个自治市总计共有份地花园737处，小块份地数量超过2万块[3]，各自治市的数量差异明显(表3)。份地花园大部分位于外伦敦地区，内伦敦自治市份地数量较少，城市核心区的伦敦城(City of London)、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和肯辛顿与切尔西(Kensington and Chelsea)3个地区均无分布。同时，伦敦份地面临着不断减少的危机，1996年伦敦尚有份地花园769处，到2012年减少到723处，平均每年减少3处，虽然部分地区有所新增，但远远难抵失去的数量，这种现象在内伦敦表现得更为明显[3-4]。以Northfield份地花园为例，由于城市发展不断侵占花园用地，1945—2013年，花园的面积减少一半，小块份地数量由原来的300余块减少到现在的141块[5](图2)。

表1 1873—1967年英国小块份地数量

表2 2006年英格兰各地区小块份地数量平均指标

21世纪以来，英国份地的数量逐渐降到低谷，但人们对申请份地花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表4)。伦敦各份地花园的排队人数超过历史任何时段，很多地区排队申请的人员比例达到全国平均申请情况的数倍(表5)，在很多“一地难求”的地区，甚至需要排队等待长达十余年。Northfield份地花园所在的伊灵自治市，是伦敦份地数量最多的地区，但在这里申请得到一块份地的排队时间也需要约3年[5]。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很多份地花园开始将标准份地②一分为二或划分得更小，以容纳更多租户，减少排队时间。

热潮的另一个影响是租金的上涨。1950年《份地法案》规定：份地只能收取“合理”租金，但并未给出具体数额。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不同份地花园的租金会根据所处区位、基础设施和环境情况的不同有所差异。根据英国份地花园协会的数据，目前英国标准份地的租金范围大致在25～125英镑/年，很多份地花园对退休人员、低收入群体等会给予一定比例的租金减免或折扣[6]。就伦敦来说，2009—2011年的年租金上涨幅度为26.6%，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标准份地的年租金范围为30～188英镑，平均租金为62英镑/块·年[3]。过往的经验表明，每当经济衰退或低迷时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返回到份地花园，通过有形的物质劳作打发时间，贴补家用[7]。今天份地花园的热潮，固然受到2000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和对有机食品和健康生活的热衷与向往。

3 份地花园的运营管理

份地花园的主体是法定份地(表6)。1925年《份地法案》规定：由政府提供、专门用作份地花园的土地受法律保护，除非得到国务大臣的批准，地方政府无权改变法定份地的用途，也不允许买卖③。法定份地的法律地位是城市份地花园最好的保障，即使在伦敦、伯明翰等建设用地非常紧张的大城市，众多份地花园仍然得以很好地保留下来。

法定份地之外，还存在大量的临时份地和私人份地。临时份地由政府提供土地临时作为份地花园使用，未来可能作为学校、公共住宅和墓地等建设用地。很多临时份地花园的使用期限可以长达数十年，但不受法律保护，如果政府需要关闭临时份地花园，需要提前12个月以上予以告知。私人份地是由企业、教会、农场主等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土地，与临时份地类似。

表3 2006与2012年伦敦各地区份地花园数量

表4 1970—2013年英国份地花园申请等待人数

图3 伦敦Sydenham份地花园(引自http://seanjcameron.com/)

图4 伦敦Haringey地区份地花园(作者摄)

图5 伦敦Northfield份地花园开放日(引自http://ealingdean.co.uk)

各级政府并不直接参与份地花园的管理，而是交由相应的份地花园社团或协会运营，称为自我管理(self-managed)，社团与土地所有者之间通常一次性签订5～25年的租约，在这一点上法定份地、临时份地和私人份地基本相同。以伦敦为例，下属的各自治市都有对应的份地花园社团，很多设有二级或多级社团，各社团负责下辖份地花园的具体管理，包括份地的申请分配、收取租金、日常监管和维护等。英国份地花园协会规定了份地花园必备的3个条件：清晰的小块份地边界、方便利用的水源，以及安全的花园围篱[6]。在此基础上，不同份地花园会根据自身规模、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等具体情况考虑设置内部通道、卫生间、停车位、垃圾点、排水设施，甚或用于种子、肥料、工具交易的小屋及管理人员用房等其他配套设施。

份地花园社团一般只接受所在地周边选举人或纳税人的申请，超出规定范围即使接收，也要收取额外费用。一旦确定小块份地的租用关系，份地承租人需要和土地所有者依据1922年《份地法案》的法律条文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租金的多少、份地内允许和禁止的行为，如是否可以饲养动物、种植树木、燃点篝火、建造木屋等。协议通常一年有效，每年续签，如果租金变动，需要提前12个月告知。

为了确保协议的履行，社团管理人员会时常对份地进行检查。事实上各个份地花园社团对下辖份地的运营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比如伦敦大多数份地花园禁止饲养牲畜和宠物，也禁止种植树木；许多规模较大的份地花园允许建造用于临时休息、躲避风雨的木屋，但对木屋的尺寸和建造位置有相应的规定；随着近年来休闲功能的提升，很多份地花园开始允许种植花卉等观赏植物，但也规定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等。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份地承租人必须在土地上进行有效的耕种，确保份地不被闲置。如果社团管理人员发现份地闲置或承租人未按规定履行协议，社团有权终止份地租赁协议并请承租人离开，这同样需要提前12个月告知[8]。

表5 2011年伦敦部分份地花园申请等待人数与租金水平

表6 1997年英格兰地区份地统计

图6 伦敦Redbrigde自治市份地花园使用者年龄统计(数据引自参考文献[1])

图7 伦敦街头(7-1)与肯辛顿公园(7-2)的临时份地(作者摄)

4 份地花园的景观美学

份地花园与城市公园(park)、休闲地(recreation ground)共同构成伦敦公共景观体系的主体，但份地花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

份地花园是一种生产性景观，并不首要追求美好的视觉感受和休闲体验。份地花园的规划简单、实用，宽松的树篱边界内部是笔直的小路，一排排划分清晰的地块和成行的绿色植物紧致有序地分列其间。很多用于休息和挡风避雨的小木屋简单而充满情趣，但普遍位于花园周边差强人意的位置——地处份地中间的木屋会遮挡周边作物的光照，这对阳光珍贵的伦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图3)。近年来随着份地花园的休闲性日益增加，一些份地花园也规划出少量休闲花园用地，但无论是在历史上食品供给困难的时期，还是“一地难求”的今天，土地利用最大化一直是份地规划设计的主旨。这种生产性也贯彻在小块份地内部：份地内作物分配首先考虑轮种要求，通常将地块划分成3～4块以安排不同类型的作物，奠定了微观尺度的景观格局。由于马铃薯的产量高，在英国饮食中居主要地位，面积较大的份地通常首先考虑马铃薯的种植区域[9]，再辅以其他蔬菜作物形成轮种分区，在份地周边间或种植花卉和浆果植物。

份地花园体现着冲突的美学。英国作家杰里米·帕克斯曼曾说：“在英国人的脑海里，英国的灵魂在乡村。[10]”虽然地处伦敦，份地花园却成为人们追寻田园生活的“桃花源”，城市与乡村在这里交织碰撞，在现代化都市密集的建筑之间，映入眼帘的是恍如梦境的乡土景观。另一方面，份地的先到先得和长期持有的性质，阻碍了公共参与。份地花园虽然大多公有，但内部的农作物及水槽、木屋等设施却是私人的，由于盗窃工具和农产品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花园为了保障安全经常大门紧锁，进一步强化了排他性。这种公共性和独占性的杂糅，使很多份地花园在伦敦的城市公共景观体系中“退居幕后”“若隐若现”。

份地花园的美学特征为其景观设计带来挑战。20世纪70年代，由于份地休闲化的趋势和Thorpe报告的影响，英国曾经在以伦敦为代表的各城市中开展了一场份地花园的“美化运动”，从欧洲成功的社区花园设计中汲取灵感以提升份地花园的景观。很多份地花园的道路被改造为螺旋形状，小块份地也被切割成扇形，私人多姿多彩的木屋被整合为混凝土的集合体，一些设计比参考案例的风格更加夸张[11]。由于与英国份地花园的文化并不相辅，这样的“美化运动”自然难以成功。

份地花园是一种自我建设和表达的景观，其灵感来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图4)。作为一种集体创造，份地花园需要一种宽松柔和的设计边界，以容纳充满活力而自主表现的份地文化。这里没有刻意的标准和特定的范式，但并不缺乏创造力，也不排斥形态设计的改变，事实上100年来英国的份地景观一直在不断地变化，这一点在份地的租约中可以体现，如对花卉、树木、浆果植物、小木屋等建设规定的不断调整，以及份地规模的不断减小和半块标准份地的推出，都是为了使份地花园更美观、更亲民而努力。

5 份地花园的多重价值

份地花园在社会、健康、经济、环境方面的重要意义已经受到广泛认可和关注。

份地花园为社区邻里提供了共同劳作、交流和休闲的空间。人们在这里一起讨论种植心得、互相帮忙照管土地、互通有无、彼此熟识，极大地改变了现代城市中日渐疏离的社区关系。份地花园会制定固定的公众开放时间，方便份地以外的市民参与其中。很多份地花园是小学生认识活动的基地，一些花园本身就归学校所有，成为都市孩子了解乡土和自然的渠道。份地社团每年会举办各种主题活动，如种植季的种子和肥料交易、摄影和种植比赛，以及夏季的花园聚会等，尤其是收获季节的开放日通常热闹非凡(图5)，份地花园的社会价值和对营造良好社区氛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10年来，伦敦份地花园的使用和申请者日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但老年人依然居于主体(图6)。份地花园带来的轻松心情、邻里交往、适度劳作和天然食品，对缓解都市生活压力、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作用显著，尤其是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研究和关注的热点。

份地花园的食物收益效用日渐弱化，但良好的经济性依然具有吸引力。2007年伦敦一位市民曾对耕作份地多年收益进行了统计，其出产的蔬菜总价值与地租、种子、工具等投入费用的比值为2.6:1，其中尚未计算价值更高的浆果或有机蔬菜[1]。自产自用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的运输成本，环境效益明显。

为了应对伦敦地区迅猛增长的份地需求，伦敦2008年启动了“首都种植2012”(Capital Growth 2012)计划，目标是到2012年新增2012处食物种植花园，计划延续至今，已有超过 2 000处Capital Growth花园遍布伦敦各处[12]。这些花园虽然是临时或私人份地性质，无论规模或小块份地尺寸都无法与法定份地相比(图7)，但对提升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质量作用显著，受到极大欢迎。

6 启示与思考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④在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影响下，人们从未间断过对美好田园的向往。在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下，越来越多的市民渴望逃离都市的水泥丛林，回归自然与绿色，增进交往与健康，这些要求都与份地花园的功能不谋而合。以北京为例，从2008年第一家市民农园开始，截至2014年北京类似份地花园的各种“菜园”“农场”等已达253个，面积866.7hm2，年参与人数达200多万人次[13]，充分说明了人们的迫切需求。

但是，国内的各种农园多是个体经营或者集体管理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⑤，总体上是经济合作关系，与伦敦份地花园作为一种社会福利面向社区居民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运营模式显著不同。由于整体上处于自发摸索阶段，各类农园的规模差别很大，经营方式、范围不一，经营水平差距明显。目前份地花园等各种农园在国内的发展也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对份地花园的社会功能、城市定位认识不足，缺乏政府参与和引导。这导致各类农园、菜园成为完全的市场行为，成为中低收入群体和老年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这也是目前城市各种农园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壮年、中高收入人群的原因[14]。

其次，城市规划中对份地花园用地缺乏考虑。各种农园大多自发分布在城市边缘，交通不便、可达性差，与社区居民的生活割裂，对份地花园的使用主体——老人与儿童的使用极为不便。

第三，缺乏有效的管理组织。目前国内的各种农园尚处于各自为政、无序生长的阶段。与之相比，伦敦的份地花园有着严密有效的管理组织，虽然政府不直接参与管理，但若干份地花园常常形成社团组织，共同行使管理权限，效果显著，值得借鉴。

第四，认定与运营缺乏标准与规范。各类农园良莠混杂，一些大棚房项目也打着“市民农园”“开心农场”的幌子出现，严重影响了这一业态的健康发展和公众形象。

份地花园集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于一体，在社会、文化、景观、经济和生态等维度都具有重要意义。城市中必要的份地花园，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参与植物播种、收获的游乐场，为老年人提供消磨时间的耕作乐园，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场所，使城市中的社会隔阂得到一定消解。份地花园可以成为城市开敝空间和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为城市景观个性的塑造创造了条件。在城市规划层面，开辟份地花园，建立土地认养的新型经营制度，对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避免城市无序蔓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份地花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如何通过份地花园的形式营造更好的城市环境，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伦敦的经验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 1963年《伦敦政府法案》将大伦敦市下属的伦敦城(City of London)和32个自治市(Borough)划分为内伦敦与外伦敦地区，内伦敦包括伦敦城和Camden、Greenwich、Hackney、Hammersmith and Fulham、Islington、Kensington and Chelsea、Lambeth、Lewisham、Southwark、Tower Hamlets、Wandsworth、Westminster12个自治市。

② 1922年《份地法案》规定一块标准/全尺寸份地的面积为10平方“杆”(约250m2)，与英国普通家庭全年食物消费需求量和有能力耕作的土地数量相匹配，小块份地的最大面积不能超过40平方“杆”(约1 000m2)。“杆”(pole或rod)是英国传统计量单位，一平方“杆”约为25m2。1965年以后英国已经禁止“杆”在商品交易中的使用，但在很多份地花园中依然有所沿用。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lotment_(gardening)。

③ 特殊情况下若需要改变份地花园的性质，需要先将申请提交至国家份地协会进行咨询，地方政府通常需要提供替代用地作为份地花园的补偿，之后提交国务大臣进行审批。

④ 引自《楚辞·天问》。

⑤ 社区支持农业CSA(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瑞士，是社区支持当地农业的推广组织，初衷是为了寻找安全食物的消费者，找到一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并与之建立经济合作关系。CSA背后蕴涵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环境，让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以及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