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触摸历史：五四运动与江西

廖太燕

按：100年前，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的那场五四爱国运动，是无数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伟大爱国旗帜，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这场运动中，江西和江西籍知识分子有哪些作为和贡献呢？特刊发此文，以回顾和展现那段波澜壮阔历史运动中的江西气派，以飨读者。

纵观数千年中国史，有两个时代尤其值得缅念。一是春秋战国，它为“轴心时代”的思想界贡献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文化巨擘;一是近现代，它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在社会形态上，这两个时代均生机勃勃，充满了各种机遇和想象空间，而五四运动是后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它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阀门，让中国社会和文化华丽变身。茅盾认为，五四运动总共持续了五六年时间，约从1915年秋至1921年夏，本文的论述范围大致遵循此例。五四运动包括两条线：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自晚清，成于陈独秀借《青年杂志》传播现代思想，胡适等关于文学革命的呼吁，以及鲁迅等的新文学创作;二是1919年5月4日那场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社会运动和改革。在叙述中，这两条线始终是交融的、内嵌的，因为它们共同烘托了行进中的20世纪社会和文化。下面，循着融合“五四运动在江西”与“江西的五四运动”的思路，来探讨五四运动中的“江西话题”。

赣籍学人“五四”前后的行迹与言说

清代后期以来频生的屈辱噬咬着中国人的心灵，一方面造成了对过熟传统文化的反思，先觉者试图为其注入新质素，借助新语言和新形式塑造现代国格和人格;另一方面堆叠了对立、反抗情绪，巴黎和会血淋淋的现实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导致民族耻辱感在1919年5月4日无法阻挡地释放出来。在这场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国家、民族运道，造成转型意义的运动中活跃着一批赣籍学人的身影，他们或是引领者，或是参与者，或是旁观者，甚至充当了反对者，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纷繁变化，其中的代表有江西九江许德珩，永新段锡朋，萍乡张国焘，安福罗隆基、王造时，余江邹韬奋，樟树杨杏佛以及修水陈寅恪等。

1918年，北大学生组织成立国民杂志社，以讨论救国问题，许德珩、张国焘是其中的急进派，主张革命救国，拥护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1日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蔡元培耳中，他透露给了许德珩等。杂志社成员2日晚正在北大西斋举行社务会议，于是转而讨论国耻，提议约集北京各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次日晚在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许德珩上台演讲，表现出巨大的鼓动力。大会推定他撰写宣言，并在5月4日天安门集会时通过了。他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许德珩游行到东交民巷，与同学共32人被闻讯赶到的警察抓了。经孙中山、蔡元培和社会各界正义人士呼吁，于5月7日获释。但北洋政府宣称须将他们转交法院讯办，许德珩等19名北大学生立刻发表“声明状”，痛诉政府的卖国行径和不公。随着双方对抗益加激烈，北京学生大会决定扩大运动，推举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呼吁一致行动，壮大声势。二人化装潜行，历千辛万苦一路南下。在沪时，许德珩主持了关押期间北大病亡同学郭钦光的追悼会，指出郭君是为国而死，他们诉求有两个，一是废除中日“二十一条”、收回青岛，二是惩办卖国贼，活着的人应该继承烈士之志。许德珩言之沉痛，闻者涕泣。6月16日，许德珩作为北京代表在全国学联大会上讲话，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学界青年应团结一致，以民主、科学精神正人心、敦风俗、改造社会，实现救国救民的本心。之后，他当选为《全国学联日刊》主编。

许德珩对五四运动情感深厚，屡屡撰文忆当年，例如上世纪40年代刊发的《“五四运动”的回忆与感念》《“五四”29周年》。前文谈到最让他无法忘怀的是学生“刻苦的纯洁的精神”“诚挚的侠义的精神”“自觉的向上的精神”，“这精神表现于对民族的信心和对学术的兴趣两方面”，成为当时社会上“一种活力”。他期许青年不是追逐时代，而要创造时代。此文作于抗战时期，显露出深沉的焦灼感。写作后文时，中国学生、教育界和人民仍承受着苦难和折磨，皆因“五四”所代表的“学生那种团结互爱，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先生们不畏强暴，爱护青年的精神”未能得到阐扬。而团结就是力量，“学生们的团结，师生间的团结，学生与社会的团结，以群众的力量，制压暴力，不牺牲少数人，这种精神是值得纪念的”。此文作于解放战争时期，明显隐含对现实政治的讥刺。到晚年，许德珩在回忆录大篇幅地叙写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等，以及自己和同学如何组织、参与运动。

1919年初，段锡朋随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并在《新潮》杂志鼓吹新文化。而在日常学习、行事中，他推崇陈蕃、李膺的风骨和欧阳修的道德文章。5月3日晚，他主持了上街游行预备会议，并被推举为次日天安门集会的大会主席。5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派人到北大警告学生，段锡朋挺身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心再接再厉干下去。据罗家伦回忆，段锡朋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用言论、主张、气概征服现场，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被叫做“我们的段总理”。不久，段锡朋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并当选会长，策划领导了此后的系列学生运动。（1930年起，段锡朋历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12月在上海去世——编者注）

张国焘也是五四时期的积极分子，他与许德珩提议邀约、集合北京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5月3日晚，千余名北大和其他各校热心学生参会。张国焘登台发言，陈述主张，博得满堂喝彩。次日，北大学生集合准备出发时，蔡元培出来劝止，张国焘与几名同学连请带推将他拥走。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初，张国焘担任讲演部长（后任主席），负责演讲、组织民众团体和发行传单报刊。他经常带领讲演团成员活跃于街道、车站和集镇宣扬爱国反日，因与警察冲突被捕，在各界声援下得以释放。至沪参加全国学联活动时，他见上海学生讲演风不盛，即加以引导，以实践“到民间去”的理念。他对五四运动有过评说：“如果我们更广泛地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么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織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在此前后，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与李大钊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在运动中由师生变为意气相投、并肩作战的同道，在商讨救国路径时达成了共识。1921年，张国焘前往上海，与陈独秀商讨，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安福三才子”罗隆基、王造时和彭文应均参与了五四运动。罗隆基是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才华、论辩能力出众，李大钊誉之为“把清华园掀翻了的江西粗布土衣学生”，梁实秋称他为“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他对新文化兴趣浓厚，常听陈独秀演说，1919年2月还在《新青年》刊发揭露北洋政府媚态的文章。5月4日乃清华建校8周年纪念日，学生都在招待来宾，傍晚时分听到示威游行的消息，罗隆基直奔北大与同志者联络。据王造时回忆，“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学生的爱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

5月4日晚，王造时接到罗隆基电话，获悉示威游行的情况，随即到食堂散布，引得热烈回应。次日，他以中等二年级级长的身份列会清华级长和各社团领袖会议。与会者表示要与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后，王造时负责组织和参加进城演说，编写传单。6月3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派出百余人进城演讲，近三分之一人被抓。王造时次日主动请缨，穿上童子军服，带上牙刷、毛巾和马甲等，与同学们做好坐牢的准备。当日1000多名学生被抓，经过抗争及各界支持，8日才恢复自由。不久，他又作为清华消夏团成员参与“八二七”请愿。同时，他在《清华周刊》等刊物发表文章，摇旗呐喊。五四运动对王造时的影响是显著的，早年经历锻造的为国为民的正义感为后来的“七君子事件”埋下伏笔。他选择政治学专业，热衷于解决社会问题也是这种思考的延续。1943年，他刊文指出为了打倒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加强国防和建国的需要，必须重提“民主政治和科学”，尤其要打倒在“赛先生”周围虎视眈眈的敌人。无疑，此文仍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或重提，也是他回到原点思考问题之所得。

令人感慨的是，有赣籍学子为此付出了生命。吉水徐曰哲同王造时等积极上街演讲，在5月16日接连演讲数场，汗流浃背、又饥又渴，到茶铺喝茶时因过于疲乏睡着了，返校后发烧，数日即与世长辞。

“五四”之火点燃后，在江苏宜兴任家庭教师的邹韬奋回到上海，参与《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其思考和写作有鲜明的新文化痕迹，在向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展开激烈的批判上屡有大作。他关注青年问题，呼吁青年坚持奋斗的精神，向腐败恶习宣战;并指出社会腐败的根源是儒学伦理道德观维护下的封建家庭关系，它导致了彼此倚赖关系的形成和自立精神、独立意志的丧失，只有力倡家庭革命才能健全国民。在他笔下，新时代的“新人物”英俊有为、体魄坚强，且有“忠恳直挚之热诚，百折不回之毅力，与己身之腐败恶习奋斗，与社会之腐败恶习奋斗，与家庭之腐败恶习奋斗，不受前人种种腐败陈言所羁縻，不受现在种种腐败环境所诱惑”，他们依靠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改造世界的动力影响一个个家庭。而改造家庭是改造中国社会“极紧要的事情”，改造家庭一定要断绝根源，破除两大观念：“组织家庭是父母娶媳妇，不是自己娶妻子”;“组织家庭是替祖宗传后”。只有摆脱类似观念的束缚，才有健全的家庭与社会。他关注妇女解放，指出在旧中国的传统大家庭中女子命运悲惨，旧礼教、恶风俗侵蚀着她们的身体和精神，使其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解放的途径就是接受教育、自强自立，最终完成经济上的解放和人格上的解放。这既要求社会全面开放，让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也要求倡导性别平等的意识，让她们获得教育机会以及提供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纵观之，邹韬奋深受五四思潮的影響，如其所论：“思潮愈高之时代，即怀疑愈甚之时代。思潮绝巅之时代，即怀疑极峰之时代。思潮之消长，与怀疑之程度，盖若辅车相依，不能分离。故当思潮绝盛之时，新理趋势，有如澎湃。一切旧制度，旧学说，旧风俗，以及其他等等，无一不在重新估值之列。”这是对五四核心理论“重估传统的价值”的直接回应。

京沪以外，散落他地的赣籍学人也始终关注这场伟大的运动。杨杏佛留美时就与胡适有过关于新旧文学的争论，其白话诗也得过胡适好评，以为远胜南社名士诗，是一种文学的实地试验。杨杏佛对胡适的新文学论调颇为重视，曾致函与柳亚子谈论。按胡适所言，自己初提白话诗时遭友人反对，不断试验后，《黄蝴蝶》《尝试》等作品得到任鸿隽、杨杏佛等称许，“反对之力渐消”，如果无任、杨等友人的助力定无《去国集》《尝试集》。无疑，正是与友人的切磋、琢磨让胡适逐渐建构起了新的文学观。作为热烈的爱国者，杨杏佛早年就极关注中日关系，译有《日本在中国之势力》，呼吁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运动爆发时，他在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任职，多次在日记谈及此情，如5月5日，“闻人言，北京学生为吾国在和会之收回青岛案失败大愤，聚众示威，殴毙章宗祥，（焚）曹汝霖宅。余阅上海《申报》，尚未载新闻，闻之疑信参半”。9日，“今日见报，于京事言之极详，阅之愤极。忽念武汉团体何于此事噤如寒蝉，以询人，则王督军压制之功也。因念武汉有欧美同学会，既以先觉自负，于此事似不可亦随波不语，乃往见郭伯良君及吴任之厂长，以此意告，吴为同学会副会长，允召职员会议此事。未几，电话告余，云会中职员多不以吾意为然，惟果大学将实行解散，必将电往北京”。湖北督军王占元令武汉各校禁止一切集会，并在武汉三镇加强警戒。而杨杏佛希望各界有所表示，故对湖北欧美同学会的不作为颇感失望。

五四运动期间，陈寅恪在美留学，相交者为吴宓、梅光迪、汤用彤等，他们持文化守成主义观念，对陈独秀、胡适引领的新文化运动颇有微词。陈寅恪并未正面批判新文化，而是在论述中自觉不自觉发表不同的看法，这与他坚持的“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学术理念深相契合。张之洞倡导的“中体西用”说被他改造并坚守，这种中国文化本位立场所认可的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就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胡适以或进步或落后的单元模式讨论文化的功能，认为文化的命运最终表现为取代他者或被他者取代，文化总是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行;而陈寅恪更倾向于新旧融通、前后相鉴的范式，即文化前行时又自然融入、吸纳过去可供运用的元素。这种理性的表达虽然在当时被掩盖，甚至遭到批判，但对新文化运动起到的反观、镜鉴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五四运动的蔓延与新文化入赣

由于社会风气的转移、全国学联的引导以及地方知识青年的觉醒，五四运动甫发即经由高效的现代传媒传遍全国，各地学生、商人和工人迅速自觉地融入时代洪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新鲜学说和新文学观也借此顺利地传播开来，更普泛地进入地方知识青年的视野。

五四运动蔓延至赣后主要波及九江、南昌等地。江西各界最早呼应五四运动是在5月6日，九江各校师生奔走相告，赞同声援北京学生。5月7日，南昌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百花洲沈公祠开会，决定组织游行祷告团和学生自治会，并向地方当局请愿声援学生运动。社会各界均以学生的举动纯为爱国热忱所激发，纷纷电请政府曲为原谅。江西总商会商议致电北京“请勿摧残此可贵之民气”，并与省教育会会同拍电，主张先释放被捕学生，力争山东问题不让步。5月10日，南昌各校学生分赴百花洲苏公圃自由集议，急电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以图救济：“务恳急电陆（征祥）专使据理力争，万勿签字，并请废除中日前后密约，一洒奇耻。曹章卖国，举国哗恨，北京学生，迫于义愤，致有本月四日之举。”而解散大学或处置学生，会寒了人心，应迅速释放。

5月12日上午，南昌各大中学校学生3000余人整队前往皇殿侧公共体育场集会。会上重倡了“内惩国贼、外抗强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要求。代表丁伟、钟祥鸾声泪俱下，闻者动容。随即组织了游行警告团。江西地方军政长官对此予以支持，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联电北京高层，表示“外交变幻，国事危急，全赖士氣民心，以为政府后盾。都中学生，本其忠愤之志，发为激昂之行，竟被政府逮捕，其情实堪深悯，拟恳曲予矜宥，勿过摧残，以保方刚之士气，而固垂死之人心等情，一再环恳前来，理合据情电陈，伏乞鉴察”。

九江教育界的爱国运动也迅速铺开，九江县教育会、南伟烈大学校、第六师范学校等联电北京，要求宽宥学生，表示如加以严惩则民怨无处宣泄。商界配合也非常及时，提倡国货之议方起，九江街上12日下午即不通行日本银行的纸币了。九江台湾银行（日资）遭到重击，民众拒绝使用该行货币，咸往兑现，迫使银行急从他行或钱庄代办，导致南昌、九江市面现洋紧张。

就在此时，江西省议员自行秘密加薪，议长、议员、课长等均涨两倍之多，总计每年增加16万余元。这种自行肥私的行为遭到各界反对，民众异常愤恨，特电省长戚扬，批评议员当此民族危亡之际，“不思力图补救，竟擅议裁减教育、实业等项经费以厚自给”，“丧尽天良，置国利民福于不问”，要求严行拒绝。5月27日，学界开会讨论办法，推举熊育锡为临时主席。他登台报告，主张呈请军政长官取消提案，并公举代表、公团与公民会。程兰湘提出仿效北京学生痛殴曹、章之法，积聚民气以对付寡廉鲜耻的议员。29日，各界代表、各公团发起人、九江旅省商业公团代表、旅省各县同乡会代表等300余人齐集沈公祠召开筹备大会，研究解决方法，决定举行公民大会。31日，各界代表再集沈公祠召开公民大会，反对加薪。会后，部分代表赴省政府请愿，部分代表到省议会要求撤销加薪案，遭人殴打。一众代表蜂拥而入，展开肉搏，赶跑议员，砸烂议会，将代表被打事实书于旗帜，到处传播。省议会恶人先告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严惩肇事者，又诬蔑学生，对教育厅施压。几日后，迫于社会压力，议员加薪案最终被取消。

山东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北京学生救国团上街游行演说又被逮捕拘禁，导致京津沪学生集体罢课，江西省学生联合会于6月4日召开全体大会，计划与京沪学界一致行动，决定6月6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但在5日召开预备会时即遭弹压。学生公推邵祖平等晋谒督军，无果。军政长官发表布告称，江西为戒严区，治安尤其重要，如有聚会演说者即着军警严行制止，有不服制止或蛊惑人心者则依法逮捕。各校学生推选代表至都督府陈情，提出发行白话周刊、组建十人演讲团和指定开会地点等要求，均遭拒绝。

长江各埠为支持学生运动而罢市的消息传至九江，引起震动，热心商家分发传单，称“莘莘学子不惜牺牲光阴、性命奔走呼号”，“凡我国民均应激发天良为之后盾”，请与苏、宁、沪行动一致。6月12日，九江商界顶着压力全城罢市，如有违约众议公问。商会辜副会长强行要求开市，被饱以老拳，辜氏引来军警，学生立刻列队支援;知事袁某强迫店家开门，被工人痛击。连续数日，学生手持“商界万岁”“抵制日货，坚持到底”等标语结队游行，分段站岗、各处演说，与商人、工人共同维护秩序。各界拒绝为日人服务，亦不向其销售物品，导致驻浔日本领事致函浔阳道尹以示不满，指出不仅让日人生活不便，也影响两国邦交，并声言若不积极保护日人，将派遣兵舰抵浔。活动持续了近半个月，学生到处查处日货，打击不听劝阻、继续贩卖日货的奸商。他们昼夜轮班到码头、货栈巡查，凡查出日货概予没收，报请警察厅会同商会备案，游行示众后予于焚烧。各界各阶层也积极筹办国货维持会、国货银行和国货工场等，以促进本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江西学生联合会主张全省3万余学生每人捐助1元开办一个大工厂，对国货加以改良仿造。与商会协商后，商会提出每家商号捐助2元，有条件的董事或大商人捐助百元，则事可办成。

随着运动的推进，各界联合愈密，女性也积极参与，起初她们计划加入江西学生联合会，因觉得不便而放弃。6月16日，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江西女界联合会欲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制止，参与者辩解该会成立目的在于联络感情、劝用国货，政府无干涉的必要。到会者150余人，发言人一再强调不干预政治、不妨碍治安，主张从事实业、创办工厂，以免利权外溢，为日货所牵制，女性也能从中自谋衣食。不久，她们又成立了提倡国货会，借助各种渠道参与社会事务。

江西五四运动的触角甚广，延伸到多个领域，如救济南浔铁路事件。南浔铁路公司成立以来经营不善，主局者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致入不敷出，先后向日本兴业会社和九江台湾银行贷款750万元（国币约300万元），合约规定如到期不还，铁路即归日本代管。6月10日，省妇幼医院院长康成女士召集各界开救济南浔铁路会，上呈省议会后决定将铁路收归省有，因资金庞大，拟发行铁路公债票和铁路奖券筹资。之后，又召开了救济南浔铁路筹备会第一次临时职员会等系列会议。由绅、商、学界共同主持的各种救济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持续了年余。又如米禁事件。九江自开放米禁后，部分米商专事贩运出口，导致本地米价骤增，并有缺市之忧，九江自治筹备处、教育会等特呈请浔阳道尹暂行禁止出口。九江全城罢市之时，仍有人运粮出境，民众强烈要求相关部门扣滞4万多石米。经江西总商会陈情，复弛米禁，连日出米超1万石。为防止被破坏，有司还安排陆军站岗。见米价飙升，学生抗议活动再起，陈光远施以高压，取缔学生活动，禁止学生聚会，查封江西学生联合会，导致学生全体罢课，掀起退学风潮。社会各界反响强烈，陈光远被迫答应有条件开弛米禁，由省议会担保实施。

7月后，随着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尘埃落定，由五四运动牵发的江西各类爱国活动逐渐平缓下来。大体上，江西的五四爱国运动紧随国内局势波动，江西各界与全国各界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努力参与建构更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同时因存在某些特殊的区域问题，又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但追求民主、反帝反封建和复兴民族的精神内核始终是一致的。

五四运动推动了江西本土学子的个性解放，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理念的青年亟欲寻求有效的理论和道路。在运动后期，江西的新文化活动蓬勃发展，化作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角逐场;而后者逐步占据主动，成为传播亮点。

在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学校就读的王礼锡，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辐射力，开始接触新知识、新理论。他和同学常利用课余时间纵谈时事，讨论各地出版的新书刊，交流学习心得。他最爱读《新青年》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文章，对“德先生”和“赛先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在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滔若悬河的口才，到处鼓吹传播。在运动中，他身先士卒，勇立潮头，一度成为吉安青年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为当局所忌恨。不久，王礼锡就因反对学校、领导学潮被开除，当地学生与开明人士怒而联名向省教育厅提出抗议。上级为了缓解矛盾撤销了原校长，王礼锡也转到省立抚州第三师范学校继续学业。这场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路径，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据其自述：“在文学方面，我便拼命地从事于新体诗的创作。那时对于诗体有两个迷梦在追逐。一方面觉得新的诗体就在诗的形式上已经够供给许多天才加入以许多新的创作的成分，因为它是正在被创造中的体裁。一方面觉得许多新的事物与思想窜入这时代，如果是一个天才定能给数千年建筑起来的诗体注入以惊人的奇观，好像前人所没有感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感伤，都市的描写，和伟大的史诗，都可以为注入旧体的新成分。……为了以上的思想，所以我那时不能专一于一体，有时写写新体诗，有时写写旧体，有时写写词。”

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南昌二中求学的袁玉冰被推举为代表进入南昌学生联合会，引领本校学生活动。据黄野萝、徐先兆回忆，那时他们从古老思想的迷梦中惊醒，《新青年》杂志让他们认可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并采用白话文主编学校校刊，引起议论纷纷。李大钊的论述让袁玉冰对社会主义顿生兴趣，他组织成立了江西首个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改名“改造社”），试图讨论现实、改造社会。他制定了8条社规，主张积极地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不信仰宗教;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只能援助不能加入;社员必须有体力劳动或精神劳动方面的正当职业;社员不得成为资本家的助手;社员生活须平民化;社员无嫖赌烟酒之类的不良嗜好;社员须对马克思学说、社会学、外國语或世界语有所研究。他还担任社团杂志《新江西》的主编，开辟介绍进步书刊专栏，批量转载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结识李大钊、成为北大学生后，他得以聆听李氏主讲的“唯物史观”等课程，并经其介绍入党。他改设“改造社”总社于北京，在多地建分社，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队伍。他创办的《红灯》停刊后于1927年复刊，他指出杂志仍是革命的，新使命就是竭尽所能为江西青年提供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行动。惜乎不久，他即慷慨就义了。虽然据方志敏回忆，《新江西》杂志“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在江西影响不大”，但其先导意义却不容忽视，从中能见出这批先行者的思考和各种思潮的碰撞。袁玉冰在《本刊宣言》表明发行刊物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要改造社会就从改造江西开始。杂志刊载了大量揭露社会阴暗现实，反映大众悲苦生活，讥讽封建愚昧家庭、包办婚姻的罪恶，抨击教育制度腐化堕落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介入和干预意识。

袁玉冰在《新江西》《红灯》和《中国青年》等刊物刊布了60余篇文章，从婚恋、爱情、家庭，修身处事、思想教育和社会改造等角度广泛探讨社会问题，主张革命。他参与了当时的思潮论战，因此其论述往往具有指向性，比如《这是中国人的自由之路吗？》即针对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罗素至中国讲学，其非议俄国道路、否定武力革命、侧重教育和实业等观点影响了包括江西青年在内的全国学子。袁玉冰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称罗素为“小绅士阀的哲学者”谈起，讥讽他虽著有《到自由之路》一书，但“不但没有把自由的‘路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也不曾想知道什么是到自由的‘路。他将要去北京时所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不但如山川均所说他叫我们‘走投无路，简直是叫我们‘南辕北辙呢。我们若是照他所指定的路上去，真是有‘千古恨的危险呢”！他批驳罗素的矛盾与错误在于：第一，关于“爱国心”。罗素看重的国家不过是有产阶级的私有品，“爱国心是专用来维护第三阶级以上的利益的”。这些少数支配阶级为满足自己的野心，要么发动战争，给普通士兵及其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要么办警察、招军队压制平民，即资本主义国家不属于劳动者，是充满罪恶的，自然不必有所谓的爱国心。而罗素指出中国人最缺爱国心，难免引得资本家拥护，欢天喜地鼓吹资本主义了。第二，关于“政治革命”。罗素的政治革命主张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难以除恶务尽，且新人迅即会被万恶的政治所同化，只有社会主义倡导的方式才能真正催动社会有机体的变化。他驳斥罗素提供的中国道路，或改革中国的实现方式是“大错特错的”，如果遵其建议必然误入歧途，蹈西洋人的覆辙。袁玉冰认可的未来之路是俄国革命道路，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五四思潮出现分化之势，胡适的思考遭到李大钊的反驳后又为后辈学子所质疑。1920年11月，杜威至南昌演讲，受实验主义影响的江西学子撰文支持其观点。其中就包括改造社成员，认为有些大谈特谈、自命忠实于某种主义的人，人云亦云，不过是主义的奴隶，任何一种主张或主张的改变皆是从一种复杂的实验，或受了另一种大的刺激而生发的;这种空谈只能是不三不四、无的放矢的。这种论调即胡适所指空谈主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的延续。袁玉冰则提醒彷徨歧路、不知东南西北的青年若无主义的信仰是危险的，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多数劳动者谈社会主义，信仰社会主义，而指望未受过高深教育、一天劳动到晚的劳动者阅读《资本论》是不现实的;阅读书本固然重要，但并非只有读过此书才有资格谈社会主义，“那班谈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虽然没有深刻的研究，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只要问他谈得对不对，如果谈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资本论》，连《共产党宣言》没有读过也不要紧，否则就是把《资本论》如蒙童对于《三字经》《百家姓》一样地读得烂熟，可以背诵起来，也不免为马克思的罪人”。在《敬告青年》中，他再次点明进行社会革命最适当的方法“只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青年“不能没有主义的信仰”，要为主义奋斗、牺牲，成为社会改造运动的figh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