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意蕴

[摘要]新时期，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教育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话语和教育事件，折射出特定时代社会发展的诉求，对于国家政治维护、教育体制变革和个体健全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政治价值方面，有利于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劳动教育方针的贯彻;在教育价值方面，对于基础教育的综合变革、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和中职教育生命力的激活有着重要的推动价值;在个体价值方面，则关系着个体职业生涯路径的开启和健全人格品质的培育。

[关键词]职业启蒙教育 政治价值 教育价值 个体价值

[作者简介]陈鹏（1982- ），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徐州 221116）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逻辑与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ZDIXM051）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12-0012-07

201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强调，“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事实上，早在2017年国务院就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教育“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可以看出，职业启蒙教育已经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话语分析理论认为，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映射着背后社会实践的语境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新的政策的出台也必将在迎合社会实践需要的过程中促进社会各领域的变革。职业启蒙教育政策的话语实践将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维护、教育制度的完善、个体健全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职业启蒙教育的政治价值

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职业启蒙教育作为一个教育事件，同样具有相应的政治价值。教育的政治价值，就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能满足主体政治生活需要的本质属性和功能。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的巩固与发展。美国进步主义教育鼻祖贺来斯·孟恩认为，“教育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安全;在这个船以外只有洪水。”①为了维护特定政权的发展，教育发挥着意识形态传承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的意义建构中，意识形态表现为具体的话语实践形式或社会事件，致力于政治关系的再生产。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新时期的一个政策话语或教育事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重要体现。它既是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战略举措，也是落实新时代教育政策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路径。

（一）服务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是国家政权最为坚实的力量，关系着政党政治的巩固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现阶段社会各领域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不利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具体到教育领域，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与现有的教育单一化、粗放性供给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努力建成适合每个人的教育，使得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征、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可见，“适合的教育”是破解教育领域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策略。“适合的教育”在官方政策中最早出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被解释为“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2017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应“大力宣传普及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在新的时期，“职业启蒙教育”的提出标志着其作为推进“适合的教育”的实施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适合的教育”意味着教育要适合学生的个性发展，事关学生的终身发展和未来生活幸福。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多种智能维度的组合，但个体之间有着智能优势的差别。例如，有些人擅长语言表达，有些人擅长逻辑思维，有些人擅长动作技能，等等。这就要求基础教育需要根据个体的智能优势，做出适当的引导。“职业启蒙教育”作为“适合的教育”的重要策略，可谓是多元智能理论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具体应用，它关系着学生分流后对教育类型和专业类别的选择，最终助推未来美好生活的实现。就教育类型而言，中学后的全日制教育类型目前在我国主要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兩种类型，两者对学生智能优势的要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适合学术见长的学生就读，后者适合技能占优的学生选择。因此，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就在于识别与发现中小学生的智能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必要的引导，尤其对于初中生和普通高中生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将面临毕业后分流的现实选择。在此基础上，专业类别的选择也特别重要。无论是以学术见长还是技能占优的学生，其在具体的智能优势方面都表现为较大的不同，因此，职业启蒙教育的任务就是在帮助学生确定一种教育类型的基础上，根据其兴趣爱好和学科成绩偏好为其选择某一特定的专业类型，以便其升入高一级专门学校后更加喜爱自己的专业并乐在其中，进而实现高质量就业，成就美好职业生活。

（二）推进新时代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

教育是传播政治意识形态、培养特定社会所需人才的重要载体。一定时期的教育方针反映了特定时期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诠释了新时期“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内涵进行了丰实与发展，增加了“劳”的元素，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一大亮点。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事件中变化的直接起源和动机在于生产者或解释者对习俗的质问，且有赖于社会实践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变化和政权巩固的需要，不断更新着对教育方针政策的表述。从“德智体全面发展”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党对“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认识不断深刻，尤其在新的时期折射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通过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新的时期，职业启蒙教育的提出成为贯彻教育方针政策中“劳动教育”的重要路径。从历史发展来看，职业与劳动密不可分，古代朴素的生产、生活性劳动创造了人类，近代劳动过程的复杂性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产生，而基于社会分工的职业化劳动又不断助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现代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教育实践的重要方式，而生产劳动蕴含于职业之中，与职业联系在一起，因此职业启蒙教育便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教育要想使人获得幸福，那就“培养他准备从事生活中的劳动”，培养他“从事劳动的习惯和对劳动的爱”②，因为劳动是体力、道德和智力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知识导向的应试教育理念仍占主导地位，导致与“职业”“专业”相关的教育活动在基础教育中不被重视，劳动教育一度被矮化、弱化和虚化。《方案》将“劳动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同时并列呈现，足见两者的密切关系。职业启蒙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拉近学生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通过直接参加企业实践、社会实践的方式近距离感知劳动过程的魅力和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高贵品质，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也可以通过“大国工匠进校园”“走进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方式让学生近距离感知劳动者的职业形象，使他们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

二、职业启蒙教育的“教育”价值

教育价值一般是指一项活动对于个体的教化与引导作用，而此处的“教育”价值则是指职业启蒙教育对教育事业变革的推动效应，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介于宏观政治价值和微观个体价值之间的一种中观价值。新的时期，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一项新的元素，源于教育现实的困惑，必将推动相关领域的教育变革，促进教育活动的均衡和充分发展，为教育政治价值的实现贡献力量。

（一）推动基础教育综合变革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7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 91%，初中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103. 5%和88. 3%，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40年来，考试招生制度更加科学，逐渐回归教育规律，由重知识转向重能力，由“一考定终身”走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经过40年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得到了基本保障，实现了“学有所教”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新的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还存在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如择校热、大班额、学业负担过重等。受困于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在总体上还是学术考试导向，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尽管素质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强调多年，但是基于学科导向的评价方式仍然以压倒性的优势超越基于素质导向的评价方式，使得学习者得不到充分发展。现阶段，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学上”向“上好学”和“学得好”方向转变。“上好学”意味着教育要适合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需求，而不是仅仅限于所谓的“名校”“热门专业”;“学得好”意味着在夯实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逐渐找到适合的发展方向。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适合的教育”的发展路径，对于推进基础教育的综合变革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其一，职业启蒙教育有助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分类发展。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皆可成才，学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只有工种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早期职业启蒙教育反对过早的教育分流，但可以引导教育机构和教育者根据学生的先天条件和现实需要来確定发展方向，杜绝基础教育学术导向的单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将技术课程作为七大选考科目之一，足可以看出其对具有工科优势潜质的学生的充分尊重和科学引导。

其二，职业启蒙教育可以活化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方式。从2001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到2017年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综合实践活动内容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职业体验”模块，并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确定了具体的学段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有些省份如江苏省也出台了本省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职业体验教育的指导意见》，突出强调了职业院校在推动中小学职业体验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职业体验作为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方式，进一步理清了综合实践活动的组织架构和实践方式，有利于丰富中小学生的课业生活，发掘他们的特长和兴趣，提高生涯规划能力。

其三，职业启蒙教育有利于推动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职业启蒙教育重在活动导向，强调动手能力和职业情感的培养，可以成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指标点。正如《指导纲要》所指出的，职业体验的关键要素包括选择或设计职业情境;实际岗位演练;总结、反思和交流经历过程;概括提炼经验，行动应用。这为综合素质评价所倡导的过程评价、跟踪考核提供了重要载体和考查依据，而其倡导的发展导向、写实记录、档案袋评价、科学评价等方式和理念也与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方式与理念不谋而合。

（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从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的“职业教育体系”、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每一次话语变迁都印刻着时代发展的诉求，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丰富内涵。在这一变迁的过程中，职业教育体系在纵向维度逐渐从初、中、高相互衔接的体系转移到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中职、高职乃至培训相互衔接的体系框架;在横向维度一直彰显着与普通教育的相互沟通。在初等职业教育已经逐渐走向消亡的时期，普通基础教育的“职业指导”“职业发展辅导”“职业技术课程”等似乎一直成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沟通的重要内容，并没有得到一个合法的地位。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诉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要实现层次上移，还要回到教育的起点，包括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2019年颁布的《方案》在“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中提出“职业启蒙教育”，体现了职业启蒙教育对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价值。

基于大职教观的视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包括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培训，还应包括渗透到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修订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建议》中将普通教育中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元素列为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2006年就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小学的职业生涯教育纳入职业教育体系的范畴，统称为生涯与技术教育。从纵向发展来看，职业启蒙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根，关系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健康、完善发展。没有坚实的职业启蒙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也就无法达成。在新的时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要追求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打通技能型人才成长的断头桥;还应回到起点，将脚跟深入到基础教育阶段，激发学生的潜质，开启人才成长的第一道关口，补缺职业启蒙教育短板。对于职业教育本身而言，作为初始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可以通过发掘、培育技能潜质型学生，为正规的职业准备教育供给优质的生源，进而推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另外，职业启蒙教育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贡献还在于不仅将其足迹深入到普通教育，还将为高一层次的普通教育培育合格的生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头尾跨界”，彰显了新时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包容性价值。

（三）增强中职教育生命力

40年来，我国中职教育伴随着“改革中等教育结构”“重点发展”“普职比大体相当”“中职免费”的政策变迁，在曲折发展中不断适应着时代的诉求，努力改善着自身的社会地位，已成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然而，在新的时代，随着中职招生人数的下降以及中职升学率的提高，关于中职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地位重新受到部分民众和学者的质疑。例如，有人认为过去发展中职教育是因为我国教育不够发达，普通高中不能招收那么多学生不得已而为之;另有人认为，随着工业系统自动化改造升级引起的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要求，职业教育应建立在更加深厚的普通教育基础之上，应把职业教育放在高中后进行。这些显然是不科学的。在新的时期，中职教育应在积极响应国家技能型人才短缺、脱贫攻坚战略和多元群体技能提升等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加以大力发展。除了对接外部社会需求之外，中职教育还应响应教育的内部诉求，服务于普通基础教育实践教学改革的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服务功能。其中，职业启蒙教育便是中职教育服务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路径。为此，《方案》将“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职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不仅是《方案》中发展中职教育条目中的单列段落，而且是全部二十条举措中唯一一项另起段落的内容模块。可见，服务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不仅是新时期中职教育拓展服务面向的一项重要功能，而且在整个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方案》的一大亮点。事实上，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职业启蒙教育的相关内容也出现在“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段落里。因此，在新时代，对于教育体制变革的贡献，中职教育不仅要继续发挥在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化过程中的“优化结构”作用，还要服务于中小学的职业启蒙与劳动教育，体现其“资源服务”效用，实现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权赋能”。现阶段，职业启蒙教育尽管在部分中小学有所探索，但大多数学校由于缺乏资源、师资、场地等而举步维艰。相较于普通中小学，中职学校在课程资源、“双师型”教师、实训基地、合作企业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类型优势，理应发挥这些优势积累，助推中小学的职业启蒙教育。中职教育的跨界服务可以弥补因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对职业教育另眼相看的社会问题，从大多数民众可接受的普通教育入手，从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素质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生涯发展规划等需要出发，在完善普通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中不断彰显自身的独特社会价值，在激活自身辦学活力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提高中职教育的合法性地位。

三、职业启蒙教育的个体价值

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活动，其终极目标是发展人。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职业启蒙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创新活动，无论是其政治价值的实现，还是对于教育本身的贡献，最终都服务于个体对“适合的教育”的渴求，促进个体的发展。因此，个体价值将是职业启蒙教育的本质价值或本体价值。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对于个体职业生涯的开启和完满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一）开启个体职业生涯路径

启，开也;蒙，蒙昧（许慎《说文解字》）。启蒙，即开导蒙昧，使之明白贯通（《词源》）。职业启蒙教育就是对儿童实施的关于广义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入门教育，以消除其对职业的神秘之感，形成初步的职业认知和理想，开启初始的职业生涯。在新的时期，诸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阻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在基础教育阶段，严重匮乏的职业启蒙教育困扰着中小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尤其是对理想职业的追求。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学生直到教育分流的最后阶段对自己的职业生涯都充溢着迷茫和措手不及，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在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时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上的“大众潮流”或父母的主观性意见。例如，教育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初三学生只有11.4% 的城市学生和7.1%的县级城镇学生比较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职业意向”，而高三学生还有高达七成以上的学生对未来的专业“并不太了解”，以致造成80%以上的大学生对自己大学所学专业不满意。这源于我国中学生在职业学习和职业体验活动上的严重不足，在涉及职业学习的职业体验的多项指标上大大落后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可以看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开启个体职业生涯的撬动器，对个体整个职业生涯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就如同战马铁蹄上的钉子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一样，缺失的职业生涯开启可能毁掉人的一生，不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将造成个体职业生活的畸形发展，以致不能“乐业”和“敬业”，频繁辞职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职业生涯得到良好的开启，个体以后的职业生活才能更加幸福，才能最终做到“敬业乐群”。生涯心理学家舒伯和斯金伯格将10/11岁之前、11～12岁、13～14岁、15～17岁分别称为个体职业生涯的空想期、兴趣期、能力期和探索期（价值观期）。尽管这些阶段都不是确定职业生涯路径的时候，但每个阶段都对以后成人期职业生涯路径的确定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就决定了中小学阶段是开启个体职业生涯路径的黄金阶段。因此，职业启蒙教育并不是过早地为孩子们确定一个发展方向，而是通过科学探索、职业体验、动手实践等多种方式使得个体获得对职业生活的真实理解，培养其初步的职业认知，并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形成朦胧的职业理想和意识，渐进式地寻找生涯发展的方向，提高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通过职业启蒙教育，能够使学生明白“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使他们不跟风、不盲从，相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进而科学地定位自己与规划自己。

（二）培养个体健全人格品质

职业启蒙教育在引导学生开启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养成个体良好的劳动习惯与生活品质，而这些也都是未来工作所需的重要素养。职业伴随人的大半生，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认为“职业支配着我们的整个世界。它们治愈我们的身体，衡量我们的收益，拯救我们的灵魂”③。职业启蒙教育不是定向的就业准备教育，它并不关注专业技能的练习，除了打开个体的职业生涯之门以外，更多的是培养个体的职业价值观、劳动的习惯与热情、为人处世的道理。有了这些广义的人格品质基础，才能开启更好的职业生涯大门，才能胜任未来任何一项自我选择的职业。乌申斯基认为，教育不仅要发展人的理智和传授一定的知识，而且要使他燃起“从事严肃劳动的强烈渴望”④，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他的生活就不会有意义，也不可能幸福。对于劳动的需求程度，要看这个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此处“劳动愿望的激发”可谓是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反过来说，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程度将影响个体对劳动的渴求程度，进而影响未来的职业生活幸福。

乌申斯基通过一名园丁培育野生苹果树的故事告诉我们，职业启蒙教育对于个体人格成长有重要价值。作为父亲，这名园丁在野生苹果树的移植、修剪、松土、嫁接、开花、结果的过程中，不断与儿子交流着果树培育的技术原理，回答儿子关于种植的诸多“为什么”的问题。最后当儿子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压满枝条时，对父亲感叹道“这是一棵多么出色、多么美好的苹果树啊，你的劳动真没有白费”。面对儿子的懵懂心得，园丁回答“上帝保佑，但愿你也能这样来报答我在对你的教育上所花的心血”⑤。父子之间的对话、园丁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真切凸显了职业启蒙教育的广义教育性价值。因此，乌申斯基将这一故事命名为“教育”。这表面上属于父子之间的一组对话，但在这种家庭教育的交流中，父亲已经成为职业启蒙教育的传承者，儿子成为职业启蒙教育的习得者。而在职业启蒙教育之外，儿子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启示远远大于对种植技术的习得，他目睹到辛苦劳动的付出，感受到职业精神的执着，体验到劳动成果的绽放，感悟出人生成功的秘诀，乌申斯基的教育理论就此衍生出来。这一故事同时也告诉我们，职业启蒙教育应融入职业体验中，通过职业体验感悟更多的成长与收获。

[注释]

①（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34.

②④⑤（俄）乌申斯基.乌申斯基教育文选[G].郑文樾，张佩珍，冯天向，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35，141，148-149.

③（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M].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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