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作风监督：回望与前瞻

肖 剑 忠

提 要： 党内作风监督既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程中，以成立监察委员会、开展整风运动、开展“三反运动”等重要节点，以开展监察和互相批评等为重要手段，一直重视党内作风监督。但由于作风问题的反复性和顽固性等原因，有些作风顽疾的整治一直成效不太显著。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持续整治“四风”，通过点名道姓、巡视监督等手段加强了党内作风监督，党内作风监督和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新的更大成效。当然，对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这些作风问题的顽疾和难点，仍需通过抓上头、抓制度、抓源头以及监督强化和目标与标准的科学化，以取得彻底解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开始了曲折艰难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历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军阀主义作风、农民散漫作风、教条主义作风、宗派主义作风、党八股作风、官僚主义作风等不良作风做斗争的过程。经由革命战争的淬炼，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7页。优良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般的政治组织、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标志，是共产党员作为先进的特殊的政治人的重要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人格力量集中体现在我们党的优良作风。”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在一定意义而言，党风就是党的战斗力，就是党的号召力，就是党的凝聚力。然而，克服不良作风、形成良好作风、弘扬良好作风历来不易。这是因为作风问题本身就有惯性和顽固性，且许多作风问题的背后还有利益的驱动和诱惑。故而，党风建设不仅需要长期和深刻的教育，以激发出党员、干部自我改造和自我克服的内在动力，而且需要来自党组织和其他党员同志的监督，以形成遏制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强大外力。换言之，必须进行党内的作风监督。党内作风监督既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为了有效开展与各个时期不良作风的斗争，为了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也必须加强党内作风监督。

一、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作风监督的探索历程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已经广布于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之中。其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突出作风问题是军队干部队伍中的军阀主义作风和农民散漫作风以及根据地政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等。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召开古田会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都是为了克服和解决这些作风问题的具体行动。总体而言，当时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作风监督最一般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通过开展批评、严肃查处党员、给予党纪处分，从而加强党组织对党内的作风监督。开国上将杨得志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一件事，他因走火误伤民工，不仅在党小组会和党支部大会上作检查，而且师党委专门下文指出他犯了军阀残余的错误，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个月和行政记过一次的处分。他后来常以此为戒、吸取教训。①《杨得志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9页。杨得志将军的早年这一经历在军队和政权机关中的党组织中很有典型性，所不同的是给予党纪处分的轻重程度，但都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作风监督的具体表现。至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主要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严重发展起来的，虽然遭到以毛泽东和所谓的“毛派”为代表的许多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但其最终克服和解决主要是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了解决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广泛地在党员干部队伍中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中开展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党员干部的互相批评，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内作风问题的监督和纠正。这些来自党组织及党内同志的外部监督，连同研读纠风文件、进行自我反省，共同构成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因素。

随着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中国共产党也遇到了比先前更为严重的作风问题的考验和挑战，其中主要是体现为命令主义、搞特权、忽视群众、脱离群众等现象的官僚主义作风，此外还有“高饶”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宗派主义作风及主观主义作风等。从一定意义上讲，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是党执政的伴生物。这是因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的残酷凶恶的敌人被消灭，党员干部参加革命工作不再面临着反动派的迫害、艰苦革命环境的考验和战争死亡的威胁。在这一环境下，部分功利的党员干部很可能因为没有战争的风险，从而变得懒得联系群众、怠于服务群众。此外，“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部分党员干部逐渐发展出不同程度的‘权力依赖症’”②肖剑忠：《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一种操作性思路》，《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往往会利用党处于执政地位而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公共财政资源、行政权力资源、司法权力资源和公务员队伍资源等各种执政资源来开展工作、完成任务，而懒得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持续不懈的说服解释工作、体贴入微的关爱工作、尽心尽力的帮扶工作等非权力手段，来赢得群众的理解、赞同、支持和拥护。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比较普遍出现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下半年的整风运动、“三反”运动期间结合进行的整党运动以及1957年开展但最后转变为反右的整风运动都将官僚主义作为整风重点。这些运动期间的互相批评、审查党员等做法都是开展党内作风监督的具体实践。不过，由于党政机关权力过大、一元化领导等官僚主义作风的体制性因素未消除以及整风力度不大且缺乏持续性，官僚主义作风始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60年3月，中央所批转的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所概括的“五多五少”①《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少）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事实上在国内各地从中央到大队六级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一直突出的官僚主义作风还伴生或衍生出了浮夸风和命令风等不良作风。毛泽东历来对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在眼见多次常规性整治乃至开展“四清”运动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的整风路径，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由于从阶级斗争视角看待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将许多由于权力集中、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不健全等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而导致的权力腐败和不良作风问题归因为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出现。例如，毛泽东曾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因此，对斗争对象也发生了严重误判，采取的方法又是无序且充满暴力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彻底纠正党员干部队伍中原有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反而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且加重了走后门、搞派性、工作粗暴等不良作风。

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消除“四人帮”余毒和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高度重视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作风顽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蔓延开来的不良作风的整治及对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党的传统优良作风的弘扬。无论是在军队工作会议上，还是党的重要会议上，当时的邓小平经常语重心长地甚至痛心疾首地谈作风问题。当然，谈得最多也讲得最深刻的是其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次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对官僚主义、家长制等不良作风和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对反了几十年的官僚主义作风顽疾，他不仅详细列举其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而且从历史和制度建设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例如，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28、328页。。他还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28、328页。，并认为“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28、328页。。这使得我们党对党风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也为其后及至今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正确导向和科学思路。与此同时，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且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也在多个场合就作风建设和作风问题发表谈话、作出指示批示。其著名的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④《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就是1980年11月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所发表的意见。所有这些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以及1983年至1985年开展的整党运动，都表明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纠正党内作风问题的高度重视。其中，发挥纪委监督作用、开展互相批评及整党运动中进行检查等实际上就是党内作风监督的具体实践。

回过头看，由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身体力行，由于纪委的建立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等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以及整党运动等具体举措的实施，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全党的作风有所好转，并较好地保障了改革开放的进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党政机关权力过大、管得过多且权力诱惑太大，制度建设滞后、制度漏洞和制度空白大量存在且制度执行不力，对作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顽固性和反复性认识不足，倡导和弘扬有余但监督、查处和惩治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力度不够、概率不高、韧性不够等主要因素，所以即便党中央多次召开中央全会或纪委全会专门研究党的作风建设，且先后制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3月12日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1年9月26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等重要文件，但党的优良作风并未完全恢复到理想状态，相比党中央的预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作风问题不仅有早在建国初期甚至革命时期就存在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和形式主义，还有改革开放之后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甚或新世纪以来才开始出现或日趋严重的奢靡之风和养情妇等不良风气。习近平同志曾就此指出：“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筐，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⑥《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总之，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作风问题属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党的十八大后加强党内作风监督的主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而且其治国理政直接以作风建设开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①《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更重要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直面党内严重的作风问题，且很了解党内各种作风问题的表现，同时又有解决作风问题的智慧。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突破口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中之重，通过从“四风”问题这一小切口着手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全局、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以形成作风建设高压态势、用好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传统党建法宝以助推当前作风建设、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全体党员干部树立良好作风、完善制度体系以使得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良好作风、坚持常抓不懈确保作风建设久久为功等多方面的战略进路，②肖剑忠、黄宇：《论习近平的作风建设战略进路》，《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通过制定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严肃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整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系列重要举措，有力地强化了党内的作风监督和整治了党内的不良作风，有效地扭转了作风问题愈演愈烈的局面，全党的作风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赢得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致肯定和普遍好评。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十八大以后，2013年是81%，2014年是88.4%，2015年是91.5%，2016年是92.9%，逐年走高。③林孔仕：《习近平铸就“中国信仰”》，央视网， 2017年10月6日。就加强党内作风监督而言，十八大后的主要举措有以下三方面。

（一）完善巡视制度和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既强调落实纪委的监督责任，更强调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党委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责任，从而改变了过去党委“一把手”认为作风建设主要是纪委的事，思想上不重视、支持不够有力、对自身要求也不严这种十分不利于全党作风建设的局面。至于巡视制度，由于巡视的重要内容是地方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巡视组的主要职责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④秦华江、李云路、张源培：《中共新一轮“巡视反腐”新意频现力度空前》，新华网，2013年5月21日。，加之其在全覆盖、高频率、向社会公开等方面的制度改进，从而使得这一制度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作风建设、加强党内作风监督的锐利武器。可以说，由于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制和巡视制度的威力，如今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党委（党组）“一把手”亲自抓作风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大大增强，许多党员、干部过去常有的认为自己即便违纪和有作风问题但上级不知道、能奈我何的侥幸心理大大减少，敬畏党纪、遵守八项规定的自觉性大大增强。

（二）公开点名道姓。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党组织及纪检部门碍于人情、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往往对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采取有处理但不公开的做法，可谓鞭子高高举起但轻轻放下，如此自然使得其对违纪的党员干部的监督效果及对其他党员干部的震慑效应都很有限。许多违纪党员干部照样若无其事地上班，照样谈笑风生地开会，甚至照样被提拔重用。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增强党内作风监督的力度，更好地发挥党纪处分的惩戒和震慑效应，更多地采取对党员干部的违反八项规定和党纪的行为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批评的做法，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的话说，就是“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①蓝艺、杜杨：《王岐山政协反腐报告：“不敢腐”已初见成效》，《凤凰周刊》2014年9月5日。。不仅中纪委经常有公开通报；省级纪委、市级纪委、县级纪委同样经常有公开通报。公开通报的渠道和平台不仅有电视，还有报纸和网站。公开曝光是最好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正是由于点名道姓地通报批评、公开曝光处理结果，从而使得许多违纪党员、干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使得许多素来顾面子的党员干部改变了对作风问题满不在乎、把八项规定和党纪当作纸老虎、对党纪政纪处分无所畏惧的态度。

（三）用好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传统监督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用好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传统党建法宝和传统监督利器以强化党内作风监督、助推当前作风建设，这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体现得尤其充分。在活动开展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特别强调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开好民主生活会”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77页。中共中央在下发的《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中也将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敢于揭短亮丑，崇尚真理、改正缺点、修正错误，真正让党员、干部受到教育、作风得到改进、行为更加规范”；同时将召开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带头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第二环节的主要内容。正是由于注重用好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传统党建法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才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有一段话对此进行了概括：“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查摆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自我剖析触及了痛处。上下级之间不顾忌身份、不隐瞒观点，提意见开诚布公。领导班子成员脱去‘隐身衣’，捅破‘窗户纸’，相互批评不留情面。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敢于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见筋见骨，点准了穴位，戳到了麻骨，开出了辣味，起到了脸红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用。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反映，自己经历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③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4年10月9日。此后，党中央每年都对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专门发文进行部署，党中央每年都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且派人随机参加下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从而使得党员、干部接受了更多的同级平行党内监督和纵向党内监督，进而推动了各级党组织的作风建设。

三、当前党内作风监督的难点及破解

从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2013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整治“四风”，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党中央几乎连续5年并继续抓八项规定落实和“四风”整治，这相比以往是很少见和很可贵的，同时也是很必要的。因为实践证明，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的确不可低估。党的十九大召开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2018年9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的首要任务、长期任务，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顽疾亮出利剑。

依笔者观察，经过持续多年的强力整治，“四风”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整治虽然相比以往取得明显成效，但的确还不尽如人意，还不能过于乐观。表态多行动少、为官不为、考核过多且重台账重留痕、开会和文件数量多但内容空、干部密切联系和热情服务群众不够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确实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中多数属于硬核，历经多次整治但未破的作风顽疾。拿开会过多的作风问题来说，上述1960年3月中央所批转的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所反映的“五多五少”问题就包括会议多的问题，那时不仅会议次数多且开会时间长，经常会期长达10天以上；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陈云再次抨击开会多、开会久、开会紧张的问题，要求开会不要开死人；①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271页。如今会议虽然开得不如那时久，但会议次数仍然很多，甚至更多，工作日中几乎每天开会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冷静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风问题历经多次整治而难绝，重要原因是这些作风问题是考核制度、问责制度等的不健全造成的。2019年3月，党中央为了有效解决问题依旧比较突出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从文件内容看，中央对形式主义作风问题的整治正是循着抓上头、抓制度、抓源头的思路。文件提到“从中央层面做起，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提到“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地方各级、基层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文件，可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举措，除有明确规定外，不再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细则”，提到“抓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贯彻落实，严格控制总量，实行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度，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50%以上的目标要确保执行到位”，提到“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有效解决问责不力和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等等。如今，文件所提出的各项举措有的已经实施，如《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已经制定印发，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通报已有多次；有的正在进行中，如修订2016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总体看，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作风问题的整治始终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方针而不改，对作风问题的判断和应对是清醒和正确的。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工作的开展，上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顽疾必将取得更好的整治效果。同时，笔者从党内作风监督的视角认为，整治如今依旧突出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尤其要加强党内作风监督。因为这些历经多年和多次整治但一直未彻底解决的作风问题，具有很强大的惯性，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自我持续动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施加足够强大的制动力，换言之，必须加强党内作风监督，尤其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作风监督，应像前些年那样大量公开地、点名道姓地通报违反八项规定和党纪、大搞奢侈浪费的行为，普遍地重点巡视各地各级党组织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和拉帮结派问题。但是，党内作风监督强化的前提条件是导向和标准的科学化，亦即中央和中央纪委应针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提出正确的导向和全面、科学的标准。因为形式主义和官僚制主义作风问题容易出现看法和目标诉求不一致的情形，有时下面希望纠正但上面觉得很正常，这不像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从政治正确角度好定性、整治容易得到大家认可和拥护。应该说，上述《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等中央文件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如今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顽疾提供了正确的指引和科学的标准。

在这些之余，还应从历史上汲取经验，从理念和观念上作些革新，进一步健全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目标和标准。例如，政策执行环节应该少开会，应该多采取电话沟通、写信、直插基层调查、到一线办公等多种方式以促进政策的落实，而不必采取层层开会、轮番动员、套话一遍又一遍的做法，这不仅减少会议时间，还可以减少闭门弄材料的时间，使更多的党员、干部从中解放出来，用更多的时间下基层、摸情况、干工作。又如，许多领导干部会议讲话不了解客观实际和干部的思想现实状况，缺乏针对性，内容空洞、大话套话很多，不仅不能给与会者以启发和指引，反而浪费其时间和精力，无怪乎上面领导讲话下面听众抬头率不高的现象常见于多个会议场合。故而，不仅应取消一般会议也要为领导干部写讲话稿的做法，而且要求讲话领导事先做些调研，以了解工作实际情况和会议听众的思想状况。邓小平很早就对这种秘书代笔写稿、领导自己念稿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说“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邓小平认为这是思想懒惰，是文风不好和八股。可以肯定，少写稿和少念稿，不仅可以减少会议和有关工作人员文字工作量，更能提高会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笔者相信，只要加强党内作风监督，且改变错误观念、树立正确导向、设定科学标准，在一级带一级的示范和一级对一级的监督下，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必将取得更大成效，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顽疾必将最终得到真正克服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