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家庭”的媒介话语与形象建构分析
——基于知网(CNKI)报纸全文数据库的内容研究*

魏宝涛，战泓玮

(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失独家庭”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大弱势群体，其存在敲响了养老警钟。若仅论事实，不纠成因，失独并非我国独有的形态，但无疑其在我国造成的焦躁与不安程度却是空前的[1]。目前我国失独家庭规模尚无明确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相关数据显示，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增长速度降低，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2015年二胎政策出台后，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发生了一定变化，但生育率与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分别下降了22.85‰(一胎)、12.56‰(二胎)、13.1‰(三胎)，少儿人口数量和比例逐渐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均在提升，中国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阶段[2]。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研究称，截至2014年，中国已有100多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3]。

我国自1999年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增大，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高风险性，使得失独家庭作为一个新的弱势群体成为政府和社会帮扶的新领域[4]。作为弱势群体，“失独家庭”在很长时间不受媒体关注。但随着社会风险增大，失独问题越来越普遍，成为一种家庭压力，“空巢家庭”愈加普遍，“失独家庭”随之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大众关注。大众媒体作为一种制度化、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在信息生产过程中为“失独家庭”议题提供了渠道，当人们无法亲身接触失独家庭或深入了解其处境时，媒体的报道为人们建构、设定了失独群体的形象。

实际上，对失独家庭而言，丧子之于父母是无法言说的痛，但由于生活艰难，又不得不被关注。大众媒介传播具有规模巨大等特点，通过它们的呈现有助于问题被重视和解决，而媒体的解读又会影响社会关注的角度和方向。检视这些报道并分析其所反映的对特定弱势群体的期许是必要的，对此，本文提出了三个密切相关的研究问题：其一，2012年以来，报纸媒体对失独家庭的报道呈现何种趋势；其二，在基于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中，此类话题是否存在话语分歧；其三，由新闻报道所形成的媒介话语内涵及所处的权力/知识框架是什么，与社会变迁呈现出怎样的社会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探讨

(一)失独：中国家庭之痛

针对 “失独家庭”的名词解释，学界目前尚未有统一明确的定义，较多提及的是“丧失独生子女家庭”“空巢丧失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家庭”“计生无后家庭”等。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失独家庭的定义具有独生子女死亡的共性。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性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5]。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子孙后代不仅仅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寄托。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是建立在健全的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传承和精神文明的延续，家庭的延续与传承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对部分失独家庭来说，既然无法“慎终”，也就无从“追远”，他们可能破罐子破摔，甚至威胁社会稳定[6]。

梳理“失独家庭”相关领域研究文献发现，我国对于“失独家庭”专有名词的大规模研究始于2012年，涉及的内容有几方面。(1)概念的解读，陈因认为，凡独生子女死亡的家庭为广义“失独”家庭，将独生子女死亡后再生育的家庭排除在外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为狭义“失独”家庭[7]。(2)失独家庭的成因，李欢欢等认为，当前我国处于风险社会，食品卫生、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等诸多社会风险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独生子女家庭作为“唯一性”的家庭风险[8]。(3)失独家庭的现状研究，黄珣认为，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家庭的重要组成形态，丧失子女的父母在步入老年便会存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很多问题，尤其是精神方面缺乏关爱。当前我国针对失独家庭存在对象不明确、标准不合理、机制不健全等弊病，尤其是失独父母的精神困境方面缺乏相应的关怀[9]。(4)失独家庭的解决对策方面，黄耀明指出，失独家庭需要社会工作介入其中，在政府政策的基础之上，引入多元主体，在物质与精神上对其进行双重保障，重建失独家庭生活[10]。

(二)凝视:失独的媒体再现

美国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和拉克曼(Tomas Luckmann)在1966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实在的社会建构：论知识社会学》中首次论及社会建构思想，指出社会建构是指媒介以独特的框架、观点或视角将真实信息的碎片进行有选择性地架构和重建，从而制造并赋予社会现实以意义。

建构主义取向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既非反射或拟真取向理论认为的来自事物本身，亦非意图取向理论认为的由个人意图所赋予，而是源于社会语境建构出的特定观念和符号系统[11]。在符号学中，当能指进入一种关系或与其他能指接合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能指都暗示另一个能指，如此意义就产生了。而通过指向隐含的意义，意义的链条就被建构起来了，这样的意义链条形成所谓的代码体系，它可以建构未来的文本和阐释。社会语境下呈现出的观念和符号系统，在媒介报道建构文本和阐释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形象，即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本身的形象。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形象(image)，最初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或是实际的(就像在图画或照片中)，或是想象的(就像在文学或音乐中)。现在一般是指为了吸引公众而非复制现实，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着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妄，以致现实难同其形象相符[12]。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则认为，媒介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媒介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和疏松。无论是媒介和政治、媒介和文化、媒介和社会、媒介和经济、媒介和受众，我们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因为媒介已经卷入其他领域：它形塑了各种其他领域，同时这些领域也在塑造着媒介[13]。媒介使用的话语对报道对象的社会建构产生深刻影响。话语就是在特定文本中讲故事的方法。讲故事的方式会因人(说和听的人)而异。换句话说，它既指语言中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14]，也指从属于一个特定的领域或创造一个全新的客体的所有语言实践[15]。

在媒介话语多元化发展语境下，接待社会(host society)的人们往往通过媒体报道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影像来想象自己以及生活周围出现的形象，这些语言、文字和影像往往影响人们如何构建真实。

换而言之，当人们无法亲身接触失独家庭或深入了解其处境时，媒体的报道为人们建构、设定了失独家庭的形象；即使该形象有所倾向，也建构了人们对失独家庭的认知。这其中权力部门及利益群体、新闻工作者等都影响媒介对社会公共话题的判断立场。 实际上，媒介在新闻报道时，建构了关于“失独家庭”的现实场景，也就出现了李普曼所言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和“刻板成见”问题，媒体通过刻画不同人的形象，描述不同社会群体及他们的身份，为人们建构和设定了它所呈现的失独家庭形象。基拉· 柯尼卡(Kira Kosnick)指出，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聚焦于少数族群的媒体再现议题，当时的学者或政策制定者将此类议题归结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拉扯”，而这样的研究往往将少数族群置于一个恶行循环中，媒体的论述充斥着边缘、疏离的怀乡之情[16]。失独群体的媒介分析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是失独家庭的媒介接触行为，如Hård Af Segerstad和Kasperowsk针对丧子父母在Facebook上抱团取暖社群的使用情况及此类社群对失独家庭的重要性问题做了实证研究[17]。在国内，目前对于“失独家庭”的媒介视域下的研究只有慈勤英、周冬霞所做的针对失独家庭政策的“去特殊化”探讨,该研究主要通过新闻媒体对失独家庭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关注新闻媒体对失独家庭形象的社会建构，结果发现存在单向的偏重失独家庭苦难的报道倾向[18]。

由上述文献的梳理可知，在不同的研究背景和政治经济结构下，研究者对失独家庭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对于失独家庭的媒体话语研究与形象架构方面传统报纸媒体却较少关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搜集并深入分析主流报纸媒体报道及论述失独家庭的相关内容，以厘清大众社会如何看待失独家庭这一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基于知网(CNKI)的报纸全文数据库，搜索标题或关键词为“失独”家庭或“失独家庭”的新闻报道。在目标对象选择上，选取《中国人口报》《中国妇女报》《中国社会报》《人民政协报》《新华每日电讯》五份权威国家级报纸。原因见下：首先，这五份报纸在相关议题的报道量上相对较高，其他报纸有关该议题的报道在10次以下；其次，选取国家级报纸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宏观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最后，本文选取的报纸具有机关或组织性质，内容更为严肃和真实，不易受到商业化和娱乐化侵扰。在样本时间的选取上，根据搜索结果显示，数据库中报纸上出现并作为标题进行报道的时间是在2012年，故本研究选择的时间范围为2012年至2017年。通过剔除无关的、重复的报道，在这6年间共有117篇相关新闻报道。此外，通过搜索相关报纸对“失独家庭”的电子版宣传报道，并进行信息对比后发现搜索结果基本相似。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运用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法搜集整理媒介关于失独家庭的新闻报道和专题分析等文章研究样本，选取知网报纸全文数据库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量化的方法分析媒体对失独家庭的报道趋势及议题类型，同时借助样本内容分析媒体报道话语中失独家庭的社会变迁情况。

(三)研究变量、指标与操作化定义

内容分析主要包括新闻报道年份、选取视角、新闻主题、形象呈现、新闻来源等五个方面。

报道年份是以年份为基准，分析新闻主题变化趋势的一项重要指标。

选取视角指新闻对“失独家庭”问题的报道角度，从内容分析是突出报道失独家庭的问题，还是应对策略及建议，或者是问题与建议的综合。

新闻主题是新闻的主要观点。本研究的报道主题倾向有以下几类：应加强医疗保障(生育保障)(对象为失独家庭，下同)、应加强社会地位(权益)保障、应加强精神慰藉、应加强养老保障、应加强心理疏导、应加强经济救助、应加强社会帮扶/救助等。不同新闻报道的救助策略也不同，有呈现全面的救助保障政策(物质和精神救助)的，有呈现或物质或精神单方面的救助与保障政策的。为了更准确呈现新闻的主题，本文也对其进行了区分。

形象呈现是对新闻报道中涉及到的“失独家庭”的形象做的分类，主要有积极形象、消极形象和未呈现三类。积极形象包括开心、满足、快乐、舒心、自力更生、生活无忧等，消极形象包括孤独、悲惨、无助、歧视、绝望、困难、多病和孤僻等，未呈现包括政策等其他难以区分的内容。

新闻来源又称新闻出处、消息源，是指新闻从何处获得。新闻来源不外乎记者采访、通讯社电讯稿、公众来信来电和来稿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文稿与宣传材料等[19]。根据研究情况，按照直接或间接的来源，共有六类：政府部门(各级党务行政机关)、职能部门(人口计生委、计生办等)、新闻记者、科研院所(研究所、高校等)、失独家庭和其他(公益组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四、研究结果

(一)“失独家庭”新闻来源与报道视角

从新闻来源上看，政府部门的占比为46.2%，职能部门为25.6%，其他为11.1%，“失独家庭”的为8.5%，新闻记者的为6.8%，科研院所的为4.3%(见图1)，可见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占比最少的是科研院所，占比最少的是科研院所，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欧阳康等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脱节”[20]，由此不难看出从事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是造成科研院所在新闻来源中占比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报道视角来看，大部分报道倾向于从对策、建议和行动等方面进行，很少有只展示生存现状与问题而不提及对策建议的，这些报道都希望给社会大众一个明确的解决策略。将报道视角和来源联系起来看，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更倾向于从对策、建议和行动层面来报道；而对于现状与问题的报道，则常采用对策建议与综合视角。科研院所、失独家庭以及其他的新闻来源更多倾向于从问题与对策建议综合视角进行考虑，用全知视角去认知当前失独家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新闻记者则更喜欢采用综合视角和问题视角，很少报道单方面的策略行动(见图2)。

图1 新闻报道来源分布

图2 新闻来源与报道角度

(二)“失独家庭”新闻报道主题分析

从“失独家庭”新闻报道主题分布(报道主题倾向)来看，有三类最为突出，即加强经济救助、社会地位保障和医疗保障(见图3)。社会对加强经济救助的呼声是最高的，但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新闻报道只有11篇(见表1)，更多的是从加强政策扶持具体举措、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角度间接回答经济救助这个问题。这些凸显出政府目前在加强经济救助方面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图3 报道主题分布

表1新闻报道中经济救助问题直接报道统计

报纸名称新闻报道标题《中国人口报》《发放“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5万元》《中国妇女报》《“失独”家庭每月增发170元》《中国人口报》《“失独”家庭再生育最高补助5万元》《中国人口报》《南京市栖霞区“失独”家庭老人养老券提标20%》《中国人口报》《台州市椒江区失独家庭父母每人每月享1 200元特扶金》《人民政协报》《柯锦华委员:关爱“失独”家庭不能止于经济扶持》《中国人口报》《淮阳县失独家庭父母每人每年可享特扶金3 240元》《中国人口报》《潜山县农村“失独”家庭特扶金每人每年4 080元》《中国人口报》《新增城市“失独”家庭每人每月最高享1 950元扶助金》《中国人口报》《重庆市“失独”家庭夫妻特扶金提高到每人每月390元》《中国人口报》《焦作市“失独”家庭夫妻特扶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 020元》

将报道主题和新闻来源结合起来看，在“加强经济救助”“加强医疗保障”“加强社会地位保障”主题的报道中，只有少数来自其他机构及个人，多数来自政府部门、职能部门。除了经济救助外，其他的新闻报道主题中，政府部门都占据较强的话语权，这说明媒介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当前政府政策建构的(见图3)。在应加强社会帮扶/救助方面，各个来源的新闻报道都较少呈现这一主题，这说明我国当前对于社会救助/扶持方面关注较少，社会志愿组织和公益组织在“失独家庭”的救助中所起作用不大，需要进一步强化。在以“失独家庭”为新闻来源的报道中，其主题却呈现为“应加强心理慰藉”和“加强经济救助”，说明除了物质条件没有保障外，“失独家庭”的心理还缺乏保障，亟需慰藉(见图4)。

图4 不同新闻来源的报道主题呈现

在“失独家庭”新闻报道建构出的“话语场”中，不同的话语主体表达着不同的话语意义。那么，在不同的年度内，各种话语主题是否也存在差异？差异是否也显著呢？通过统计各年度不同新闻主题报道数量在当年报道中的比例发现，新闻报道的数量在2014年达到顶峰，呈现一种近似正态分布趋势。不同主题话语虽然存在着年份间的差异，但并不显著，而是随着时间的推进相互交错(见图5)。具体为：2012年，“应加强心理疏导”和“应加强精神慰藉”的主题话语占据“话语场”；2013年，“应加强养老保障”的主题话语从2012年的报道量最少到2013年占据高点；2014年，“加强社会地位保障”的主题话语占据上风；2015年开始，各类报道的主题话语均呈现衰落趋势，这一年“应加强经济救助”报道数量最多；2016年“应加强养老保障”和“应加强经济救助”报道量较多；2017年，各类主题的新闻明显减少，“应加强养老保障”仅报道了一条，其他主题仅报道了两条，说明媒体对于失独家庭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图5 报道结构的变化

将新闻主题与新闻来源联系起来看，话语主题多来自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话语占据先发优势，新闻报道呈现出官方话语一家独大的趋势。分析不同媒体的报道可知，《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主要来源于新闻记者和失独家庭，《人民政协报》主要体现代表政府机构和政协委员个人意见的消息，《中国人口报》主要展示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的来源报道，而未见针对失独家庭和新闻记者来源的，《中国妇女报》主要显示记者和政府部门的来源信息，而《中国社会报》则主要刊登政府部门和失独家庭的消息来源(见图6)。

图6 报道媒体与新闻来源分布

不同报道媒体呈现出不同的话语分布，《新华每日电讯》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精英群体的声音或话语，《中国人口报》《人民政协报》主要由官方话语占据主导权，《中国妇女报》则是官方话语和社会精英话语间的博弈，而《中国社会报》则表现出官方话语与弱势群体话语平分秋色的状态。

(三)“失独家庭”的媒介形象分析

总体来看，“失独家庭”的新闻报道中呈现消极形象的比例为61.5%，未呈现形象的比例为37.6%，积极形象占比为6.8%，可见消极形象出现的次数多于积极形象(见图7)。媒介报道对个体形象的建构，当消极形象大于积极形象时，会产生媒介扭曲某些社会群体形象的后果，也就是说，媒介建构的社会群体形象会形成系统性偏向。正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的，在电影刚诞生的时候，黑人被以一种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的方式所塑造，最典型的例子也许就是1913年的《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ofaNation)[13]。在潜移默化中，媒体通过设置议程的方式，影响现实群体对周边事物的认知与联系，以致人们无法区分个体认知中的失独家庭群体形象是来自于媒介还是真实世界[21]。

图7 媒介形象呈现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建构理论描述了一个宽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社会的传播和文化生活都主动决定了社会关系(权力)的结构及其同世界之间的关系[14]。媒介作为社会的公器，对“失独家庭”的话语建构主体是政府部门，其次是职能部门，呈现出官方话语架构占主导,其他力量处于边缘的状态。 在“失独家庭”的媒介话语建构中，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倾向于从对策建议视角来参与议题建构，科研院所、失独家庭等则倾向于从问题与对策综合的视角参与议题建构，新闻记者则更喜欢采用综合视角和问题视角，较少报道单方面的策略行动。从主题来看，“失独家庭”的话语中呈现三足鼎立状态：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宣扬“应加强经济救助、应加强社会地位保障、应加强医疗保障”，在其他的新闻报道主题中，政府部门都占据较强的话语权，这说明媒介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当前政府政策建构的，呈现出以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一家独大现象。现实如何被表征不是由受众个体决定的，建构社会认可的现实表征总是牵扯社会自身的一种尝试：再现社会自身的存在并确保权力塑造社会的持续有效[14]。艾伦·贝尔(Allan Bell)和彼得·加勒特(Peter Garrett)认为，媒介内容中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媒体的视角关注哪些群体[22]，不同的媒介在报道来源的选择中出现分野。根据卢因的“把关人”理论，媒介在报道信息过程中，会按照自己的报道方针和方向去筛选处理，不同媒介的来源选择和报道的价值方针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在媒介中再现多元身份”被理解为“刻板印象”——这显然在暗示媒介以某种方式扭曲了“正确的”社会群体图像[13]。在“失独家庭”的媒介话语建构中，对其形象的描述大多以负面为主，“失独家庭”属于被同情的“弱者”，在一定程度上这再一次印证了大众传播只是被动表征“失独家庭”群体，随着失独群体文化地位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二)报纸再现失独家庭的意义

话语不仅具备再现事物的功能，而且传递言说者的价值取向。媒体对某一群体的报道需要对其先存的类目进行目录化(categorizing)，其中包含了一组定义、分类和特征归属的过程，一旦此类目经由社会约定俗成，便形成新闻话语。正如艾伦在分析评价葛兰西(Gramci)和威廉斯(Williams)及概述霍尔(Hall)的编码/解码模式总结暗示的那样：从反方向关注新闻话语的探究，能够观察出话语的延误、裂隙和沉默，它们将威胁人们对话语权威的顺从。因此，媒体大多采用新闻话语的形式进行真实的建构，研究者可以洞悉未经严谨论证却看似“不理自明”的话语背后所蕴藏的意涵。《中国社会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人口报》《人民政协报》等作为国家层面有很强党性的强势媒体，再现失独家庭时自发地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口径一致地展现“失独家庭”的消极形象，将“家庭之痛”集合为“社会问题”，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凸显官方的救助及政策扶持策略，并大加赞赏与褒扬。“社会问题”与“政策救助”在逻辑上是明显互斥的意象，却同时存在于纸媒对失独家庭的定性描述中。

2012-2017年，媒体对失独家庭的报道通常是负面的。这种建构从精神抚慰、心理疏导、养老问题到社会地位保障、医疗保险再到经济救助议题，强调政府救助的重要性，让失独家庭沦为“病态化”的目标和危机管理的首要对象。将失独家庭视为“社会问题”的报道构建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其深层意涵是，失独家庭在“本质”上缺乏一种使他们可以成为普通社会成员的“素质”，“他们”缺乏成为“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如何才不会被“他们”的问题所牵累，对失独家庭抱持同情、担忧的观点和猜忌、提防的态度，试图将其排除在普通家庭之外。在官方话语的媒体建构中，官方说法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失独家庭的消极形象被媒体大幅报道，以坐实社会对他们的片面想象。比如，《新华每日电讯》在一则报道中指出，接受采访的“失独”家长都有共同的感受:失去孩子后,他们变成了游离在社会外的“特殊群体”，害怕与人沟通、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人民政协报》报道说：在这样的家庭中，四五十岁以上已经没有再生育可能的夫妇失去了家中唯一的子女，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最严酷的精神寂寞和晚年养老问题。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所言：“权力关系强弱的任何一端都能形成话语，叙说他人，然而在现实中，往往只有权力强度较强者，才能将所形成的话语赋予能见度及真理的形象，而为大众所传说与信服。至于权力关系的承受者，所发展出的话语或反抗权力(counter-power)，则只能在阴暗的角落流窜，即使被听阅了也只被视为嬉笑怒骂的情绪之言，而被一笑置之。”[23]在政府和媒体相互强化与交织的主流话语下，失独家庭被建构为生活凄惨、精神受创的“他者”。

所谓“问题”是指某种需要被处理与解决的难题，当某些社会现象被视为“社会问题”时，往往会被打上“不良”的烙印，因其违反了该社会所建立并且希望其成员遵循的规范、价值、意识形态或者运作常态及模式。然而，社会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是否可以界定为“问题”，则牵涉到衡量的标准，即价值与判断问题[24]。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人口过多、耕地等自然资源消耗及分配不足的问题。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风险变得较高，失独家庭问题从少数“家庭之痛”被媒体建构为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失独家庭“带来”的“问题”并非“社会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人口”问题和社会政策问题。

六、结 语

“失独家庭”问题凸显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上升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社会变化。报纸媒体对这一话语的建构中既有不同媒体的分歧，也有不同话语主题的报道共性，在新闻报道的官方话语占据主导权的同时，其他话语形态处于边缘化或被压制的状态，不同的媒体间呈现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博弈；“失独家庭”被冠以“弱势”的他者名称，成为急需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精神和物质关怀的弱势群体。这一建构的原因除官方话语构建的问题外，还存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失独现象突出、现行政策不足以应对失独家庭等问题。究其原因，从政策看，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高度发展与需要完善的基本救助体系不健全之间存在着矛盾；从媒介看，当前媒介在进行话语和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着过度报道“失独家庭”弱势的一面，而忽视“失独家庭”为解决自身面临的困难所做的积极努力的问题。籍此，我们不难窥伺到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构建社会现实的话语导向时，以及媒介今后对社会群体及个人的话语和形象建构方面所需要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