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对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文化背景的探讨

张屹山,杨春辉

(1.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 问题的提出

收入不平等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关系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相关研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分析视角和结论,最常见的是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统计指标来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公布,我国基尼系数自2008年后有缩小迹象,但2012-2017年的统计结果始终高于国际警戒线0.4以上。

Roemer[1]的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来源于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两部分,前者是出身背景和社会制度与社会公平正义相违背的个人不可控因素,后者则是主观选择和努力程度等引起的个人可控因素。陈宗胜和李清彬[2]在研究再分配倾向决定模型时发现:如果个体收入更多取决于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及关系等,而不是后天努力,则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再分配，说明“机会不平等”才是不可被接受需要再分配补偿的部分。国内诸多学者研究发现我国机会不平等在收入不平等中的占比较高[3-5],持续存在的机会不平等可能在未来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每一代人都是独立且与上下代密切关联的个体,上一代结果不平等造成下一代机会不平等,结合努力不平等而导致新一轮结果不平等。所以,动态衡量不同代际之间的机会不平等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努力和机会作为相互影响且有代际传递特征的两大收入不平等决定因素,国内却尚未有学者明确探讨二者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动态关系。吕光明等[6]虽然提到机会不平等可能打击处于不利环境个体发挥努力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绩效和社会稳定,但缺少系统论证。龚锋等[7]研究“努力能否改变命运”时提出环境和努力在决定个人收入过程中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但也仅证明了提高努力能够降低机会不平等,没有深入探讨相互影响机理。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研究更属凤毛麟角,陈东和黄旭峰[4]虽从代际转移角度解释机会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占总体半数以上,却未提及子代努力的作用。从实证来看,努力不平等确实无法度量,而机会不平等也难以衡量,相关研究由于分解方法和数据局限等多显偏颇,而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又缺乏实践性。

按照诺斯[8]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因此从博弈角度研究父子之间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最重要的是制度调节作用。但博弈双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不仅仅是制度这一正式规则能够改变的,还必然受到习俗、传统等一系列非正式约束影响。这些约束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并且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8]。Boyd 和Richerson[9]认为“文化是教育与模仿代代相传,并能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等”,偶然事件、学习、自然选择等都可能引起文化特征的变化。文化又通过信仰与价值观等影响个体选择偏好以决定经济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10]。文化背景形成的非正式约束和制度因素形成的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将共同决定父子双方的行为选择集合与最终结果。文化背景被抽象为“文化资本”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用于解释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孩子取得的成就不平等。这显然是相对狭义的,后又发展为“文化资源、文化投资、文化氛围”等。本文选择广义的“文化背景”以契合诺斯[8]提到的“非正式约束”,并结合其“文化特征的持续性会使得非正式约束变迁与正式规则变迁并不同步”的思想,考虑到制度的合理性要基于文化背景和社会现状等非正式约束之上,方可避免制度真空难以实施甚至政府信任危机,适当地促进文化背景变迁则可能产生力量来推动新制度演化,从而更有效地解决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问题。

综上,本文尝试运用博弈论思想构建数理模型刻画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决定收入不平等,阐释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如何共同决定父子双方的行为选择集合与最终结果。构建一个整体上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究父代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机会不平等和最终结果不平等在代际间的关联并寻求平衡之策,通过对微观个体和宏观经济的双重数值模拟,分析怎样的文化背景变迁最有利于产生推动力量，促进能够解决不平等代际传递的新制度演化。本文之所以选择理论模型结合数值模拟的方法，是因为较之于实证研究具有更坚实的微观基础,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数据选择和变量定义等方面的主观不完整性,最主要的是相应公共政策探讨的有效性和实践性更强。

二 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解分析

代际传递指的是父代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对子代构成的就学、就业等各方面机会优势或劣势直接影响子代经济社会地位获得,父代资源禀赋拥有量和转移情况则是收入不平等形成代际传递的根源。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父代会尽可能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为子代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直接的经济支持等,使其子代拥有同等甚至超越父代的经济社会地位。反之,如果父代在各类资源获得上均处于劣势而无法给子代提供“机会优势”,子代必须加倍努力,同时身处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的阶层跨越,否则代代相传就会形成“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困难”。所以,在机会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之上,从父代资源禀赋总量着手,分析父子两代人对子代收入的共同作用,有可能从根本上解释父代如何作用于子代收入进而解决不平等。在文化背景的影响下,父代会基于自身意愿并观察子代努力程度选择资源转移量,同时父代的资源转移又会与子代个人偏好共同决定子代努力程度,这样就形成了父子相互影响的局面。那么父子两代人要如何同时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公共政策又要如何体现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文化背景又是如何影响社会制度实现代际公平的效果?如果能阐明上述问题,将会有效地改善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现象,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一)模型构建

借鉴Becker和Tomes[11]、Solon[12]的代际流动相关模型,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父代资源禀赋转移、子代努力程度和子代收入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其中,父代资源禀赋并不仅仅是经济资源,还包括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等能够影响经济社会地位的资源总和,这一资源禀赋总量的多寡相比收入水平更能代表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低。子代收入是一个与父代资源禀赋相对应的多维收入,不仅指的是经济收入,还包含社会关系网络、地位获得等。假设每一个家庭只包含父代和子代两个人,并且每一个父代只对应一个子代。模型中将父代变量定义为下标(F),子代变量定义为下标(S)。

在个人期望效用模型框架内,加入某些特定的利他主义成分,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复杂人类行为的具备文化因素的模型[8],本文假定父代是亲代利他主义者(对子代具有利他动机),同时考虑消费和对子代进行资源禀赋转移,将父代效用函数分为自身消费和子代效用两部分:

UF=(1-λ)lnCF+λUS

(1)

其中,UF是父代效用,CF是父代消费,US是子代效用,λ是父代对子代的利他主义程度,作为体现父代文化背景的参数。0<λ<1,λ较大表示父代较注重子代培养,父母对教育的关心等文化因素对代际间向上流动有积极推动作用[13]。假定父代初始资源禀赋总量RF=CF+TF,父代会根据RF和λ的大小选择为子代转移多少自身资源TF以最大化自身效用。此处的“转移”包括父代对子代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财富资本投资等为子代提供机会优势的各种显性资源转移,但不包括环境惯性、文化熏染等提高子代个人能力或者个人追求等形式的隐性资源转移,本文认为后者属于子代努力的主观意愿提升。

与父代利他主义相反的是,要假定子代是利己主义者,不考虑父代效用,也不忧虑下一期作为父代角色时的资源禀赋水平。借鉴魏翔[14]、李粉[15]等考虑到闲暇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全收入基尼系数”研究,将子代效用函数分为享受闲暇和获得个人成就两部分:

US=(1-θ)lnLS+θlnYS

(2)

其中,LS是子代闲暇,YS是子代收入,θ是子代所处文化背景决定的一个努力追求个人成就的行为选择倾向系数。0<θ<1,θ越小,子代越倾向于享受闲暇,θ越大,则越倾向于努力获得收入。将多维的子代收入视为子代能够获得的最终资源总量(在其成为下一期父代时,视为父代初始资源禀赋总量RF)。将父代资源禀赋转移量TF和子代努力程度ES视为形成子代收入的生产要素。假定收入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且简化为线性可完全替代:

YS=A((1-δ)TF+δES)

(3)

其中,A看作是生产要素回报率。δ为制度环境决定的外生变量,称作代际公平系数,是再分配政策对机会不平等的补偿,表示父代资源禀赋转移给子代时,对子代成就的贡献率。如果δ>0.5可视为子代努力更重要,如果δ<0.5则表示父代资源转移更重要。由于不同阶层父代资源禀赋总量差异悬殊,不利于社会公平,则需利用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社会制度环境，给予不同阶层子代相对公平的机会,激励子代发挥努力的积极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δ的大小则成为本文试图寻找的有利于减弱阶层固化、抑制代际传递,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制度环境。

另外,假定子代有一个关于闲暇和努力的时间精力极限,单位化为1,即LS+ES=1,子代会根据θ、δ和TF的大小选择付出多少努力ES以最大化自身效用。同质化子代关于闲暇和努力的时间精力极限,表明本文模型中的子代均为可自由选择努力程度的个体,忽略了疾病等生理性不可控因素,努力不平等由主观上的最优努力程度达到与否进行区分。

(二)均衡解求解

在进行均衡分析求解前,需将效用函数写成标准的支付函数形式,父代的选择变量是TF,子代的选择变量是ES,将约束函数代入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UF(TF,ES)=(1-λ)ln(RF-TF)

+λ(1-θ)ln(1-ES)+

λθln((1-δ)TF+δES)+λθlnA

(4)

US(TF,ES)=(1-θ)ln(1-ES)+

θln((1-δ)TF+δES)+θlnA

(5)

根据反应函数法,令一阶条件为0,得父子相互策略反应函数如下:

解此方程组,得到纳什均衡解,由约束条件自上至下定义为高中低三个区间:

(三)反应函数及均衡分析

首先分析TF与ES的相互影响(见图1),父代和子代都会视对方策略进行补偿性行为选择。随着父代资源支持的增加，子代会减少自身努力,反之则会加倍努力,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纨绔子弟”和“穷人家孩子早当家”现象。当父代的资源转移量超过A点,子代将放弃努力即完全享受闲暇,仅凭父代的资源支持形成收入。类似地,随着子代努力水平的提高,父代倾向于将有限资源用于个人消费。当子代努力超过B点,父代资源转移量为0。均衡的TF与ES水平,则由两条反应曲线交点位置决定。交点位置取决于两条曲线的相对位置,而相对位置又取决于博弈参数,包括制度参数δ、社会文化参数λ和θ。

图1 父代(实线)和子代(虚线)的反应函数(三个不同区间)

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相关参数的作用。

1.特定区间的投入行为变化分析(均衡解受δ影响)

将父子行为选择对δ求导可知,假设其他参数不变,随着社会制度倾向于增大子代努力回报率(δ变大),图1.1中的折点A向右移动(从A到A’),折点B向下移动(从B到B’),点P和Q不动,综合效应是均衡点O向左上方移动到O’点,表明随着δ增大,子代努力更多,父代资源转移更少。当δ足够大时,折点B移动到Q点之下,两条反应曲线将交于Q点(图1.2),表明代际博弈结果将使得子代收入完全依靠自身努力。反之,当社会制度倾向于鼓励父代加入子代生产函数时(δ变小),折点A向左移动,折点B向上移动,均衡点O向右下方移动。移动到A处于P左侧时均衡点为P点(图1.3),也就是说,当制度允许父代资源在子代生产函数中发挥过高作用时,代际博弈结果将导致子代越发享乐甚至努力降至0,而父代越发积极的转移自身资源。从折点A、B的位置随δ变化情况可见,社会制度越鼓励父代参与子代生产函数,子代依赖程度越高,而这种依赖并不会影响其经济成就(父代支持很高)。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效应是很强的,容易形成“富者恒富”甚至“富者愈富”的格局。制度性的机会不平等(δ变小)必然导致严重的阶层固化。

2.边界移动效应分析(约束条件受δ影响)

均衡解的约束条件形成两个边界点分别对δ求导可以发现边界值随δ正向变动。给定其他参数,增大δ有可能使得固定资源禀赋水平的家庭行为选择从高、中区间落入中、低区间。当更多的家庭选择低区间,表示更多父代放弃资源转移。意味着子代更多是通过自身努力去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不需要父代创造机会优势。子代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最终能获得多少资源禀赋,完全依赖自身努力程度,这是最能够体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的现象。此时的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是最弱的,任何子代都有获得成就的平等机会而不会囿于父代的资源禀赋。但这也可能造成低效率的人力资源错配,比如有能力的父代不对子代进行投资,全部直接消费,将拉低社会整体生产潜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

3.均衡产出分析(产出受δ影响)

根据式(9)的均衡解可以得到子代收入函数分别为:

(10)

YSM=A((1-δ)TF+δES)=Aλθ((1-δ)RF+δ),

(11)

YSL=A((1-δ)TF+δES)=Aδθ,

(12)

分别分析高中低三个均衡产出可以发现:

说明YSH随δ增大而减少,即YSH关于δ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直线斜率随θ增大而减小(YSH(δ)变得更陡),说明当θ较大时,δ的增大对YSH的降低效应更明显;同理,λ对YSH随δ的变化有同样影响。

综合分析制度参数δ、社会文化参数λ和θ对父子双方博弈行为决策和最终结果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推论,后文将通过数值模拟进行验证:

推论1:给定其他参数,提高代际公平系数δ可抑制代际转移,在长期起到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效果,但有可能减缓经济增长。从行为选择看,随着δ增大,子代努力更多,父代资源转移更少。从最终结果看,高资源禀赋家庭收入随δ增大而减少,低资源禀赋家庭收入随δ增大而增加。

推论2:文化参数λ和θ会影响制度参数δ的作用。对行为决策求偏导有:

说明随着λ增大,δ对TF的降低效应减弱而对ES的增加效应增强。随着θ增大,δ对ES的增加效应减弱而对TF的降低效应不受影响。再从均衡产出分析看,λ和θ的增大均会增强δ对产出的影响效应。

三 数值模拟分析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收入家庭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低收入家庭,而不能说是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剥夺了其他人的财产收入,是高低收入家庭经济增长速率相差悬殊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而我们的模型就是希望通过公共政策的影响,尽量缩小高低收入家庭代际之间经济增长率差异,即从图2.1转为图2.2。甚至可以通过再分配“控高提低”,不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实现社会代际公平,即从图2.2转为图2.3。

图2 实线、虚线分别为高、低收入家庭经济增长率

通过数值模拟能够直观说明本文数理模型如何做到上述转变。模拟思路是给定父代初始资源禀赋总量RF以及参数值λ、θ、δ,根据博弈均衡解选择满足约束条件的最优行为决策得到子代当期收入即资源禀赋水平,视为下一期父代初始资源禀赋总量,即可循环求得每一代资源禀赋并分析其对应收入分布变化趋势。

首先初步界定所涉及的参数值:鉴于东西方思想不同,西方较注重子代独立,但东方国家却恰恰相反,亲代利他主义程度相对较高,在模拟代表性个体时初步选取λ=0.7,更符合中国现实。子代追求自身成就的倾向系数是能否获得较高收入实现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内在决定因素,如果自身懒惰成性无异于“扶不起的阿斗”,在模拟代表性个体时初步选取θ=0.7,更符合理想预期和社会进步的基本需求。模拟宏观经济体时避免因假定所有个体在文化背景上的同质化而得出过于理想脱离现实的结论,将λ、θ设为服从Beta(5,3)分布的随机数,分布概率如图3所示。父代资源禀赋总量RF在模拟高中低不同区间家庭经济增长和贫富差距的变动趋势时设定为三个处于不同区间的代表性微观个体,在模拟整个社会状态时设定为一组服从Gamma(2,6929)分布的大样本随机数,分布如图4所示。δ为制度因素决定的外生变量,其目的是抑制父代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子代机会不平等,这是本文希望能够找到具体影响规律的代际公平系数,不做指定假设。

图3 λ、θ随机分布图

图4 RF随机分布图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要素回报率A的大小会影响到δ的作用强弱,A过大表明经济增长强劲,所有个体均处于收入急剧增长状态,δ的作用则十分微弱,无法控制贫富差距拉大。如同改革开放之初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A过小会使得经济出现下滑趋势,虽然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整个社会类似平均主义大锅饭将导致“共同贫穷”,δ无论如何调节都于事无补。本文经试验调整最终选取A=3.3,最有利于对δ以及λ、θ进行讨论,也更符合当前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但略有放缓

的现实状况。

(一)代表性微观个体模拟

回顾本文对代际公平系数δ的定义,作为社会制度环境决定的外生变量,表示再分配政策对机会不平等的补偿,如果δ>0.5则倾向子代努力更重要,如果δ<0.5则表示父代资源转移更重要。为说明问题,首先选取三个典型的不同行为决策家庭进行微观个体模拟,且将λ、θ设为定值,可以更好地讨论δ对经济体的影响,以验证推论1。模拟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代表性微观个体各期的资源禀赋水平(“o”“*”“☆”分别代表处于三个区间有不同行为决策的家庭)

由上图可见:当δ<0.5时,即社会环境更鼓励父代为子代创造机会优势,初始资源禀赋分别处在三个区间的家庭都有增长,但高区间家庭上升趋势明显大于低区间家庭,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δ值逐渐增大,增长趋势放缓但相对差距有所降低。当δ>0.5时,贫富差距明显缩小,初始资源禀赋分别处在三个区间的家庭都会向中间区间集聚,随着δ的增加,高区间家庭下降趋势逐渐大于低区间家庭上升趋势,贫富差距缩小速度加快,但最终收敛到的资源禀赋水平也在降低。同时可以看出图5三幅图的转变正如图2。那么,这就需要创造一个改善代际公平的制度环境,既能控制父代资源禀赋转移的重要性,为子代提供机会平等的同时又不影响社会整体资源禀赋总量的提升。

(二)宏观经济体模拟

模拟微观个体时,我们发现贫富差距明显缩小时会出现部分家庭经济下滑,但并不代表经济体的资源禀赋总量下降,接下来通过大样本经济体模拟进行解读,并验证推论1和推论2。根据孙巍[16]的研究认为Gamma分布相比较Lognormal分布和Pareto分布对收入分布变迁的拟合效果更好,因此参照其文中的参数估计值(形状参数取整为2,尺度参数取整为6 929)抽取5 000个服从Gamma分布的随机数作为初期的父代初始资源禀赋。

首先对比分析θ固定,λ=0.5和λ=0.7时δ的变化对收入分布影响趋势,如图6和6′(点划线为均值)。由于0<θ<1,且θ作为子代追求成就的倾向系数多偏于θ>0.5,而个体努力倾向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故将其设为分布如图3的随机数。

图6 满足Gamma分布的经济体初期和末期资源禀赋分布(λ=0.5)

图6′ 满足Gamma分布的经济体初期和末期资源禀赋分布(λ=0.7)

其次对比分析λ固定,θ=0.5和θ=0.7时δ的变化对收入分布影响趋势,如图7和7′。与θ类似,由于0<λ<1,且λ作为亲代利他主义程度多偏于λ>0.5,但利他差异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故同样将其设为分布如图3的随机数。

图7 满足Gamma分布的经济体初期和末期资源禀赋分布(θ=0.5)

图7′ 满足Gamma分布的经济体初期和末期资源禀赋分布(θ=0.7)

观察模拟结果图6-7′可以发现,当代际公平系数δ较小时(各图最左),经多期循环后的资源禀赋分布最不均衡,贫中富家庭分布比例越来越平均,没有形成资源禀赋水平集中分布。从均衡解以及代表性个体模拟分析来看,当δ较小时,父代转移资源的意愿更强,对高资源禀赋家庭有利,其代际增长很快,富者愈富使得阶层分化愈严重。这意味着父代作用太强十分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需要改变社会制度以降低父代作用,即提高δ。

而当δ较大时(各图最右),经多期循环后的资源禀赋分布最平均,较大比例的家庭会逐渐集中在某一资源禀赋水平附近,但集中的禀赋水平随δ增加而降低。依据前文逻辑来看降低原因,当δ较大时,父代转移资源意愿较差,甚至不转移,子代凭借自身努力来提升社会经济地位,会由于缺少父代加持而上升较慢。

δ过大过小都行不通就要求我们找到既能保证经济稳步增长又能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制度。具体来看宏观模拟的经济总量和贫富差距变化(表1),前者以均值分析,后者以方差代表绝对不平等和变异系数代表相对不平等分析。

表1 宏观模拟结果显示收入分布变化具体情况

横向观察表中3-5列数据,随代际公平系数δ增大,方差和变异系数减小趋于明显而均值增加趋缓,说明提高δ有改善收入不平等但减缓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推论1相符。纵向观察第6列数据,λ较大时(观察上两行),均值增加趋缓明显减弱且方差和变异系数降低趋势明显增强，说明文化背景是亲代利他主义程度更高的社会,δ增大导致经济增速减缓的效应变弱,而缩小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效果更强。θ较大时(观察下两行),均值增量变化幅度减小,方差降低趋势差异不大而变异系数降低幅度明显增大，说明文化背景是努力意愿更高的社会,δ增大影响经济增速降低的效应也会变弱,此时绝对不平等程度虽未见较大差异,但相对不平等程度明显改善,与推论2基本相符。可见,社会文化背景形成的非正式约束确实能够影响正式制度的作用效果。因此,探讨改善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政策制定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基础,要视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也要依社会制度需求促进文化背景变迁以产生推动新制度演化的力量。

四 改善代际公平的政策探讨

本文这一数理模型分析框架,从父代形成的机会不平等和子代付出的努力不平等着手进行了一个有关于不平等代际传递的系统论证。有可能通过制度创新调节代际公平系数δ值,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提高子代努力回报、降低父代资源转移效应从而有效改善不平等。制定政策时要尤其考虑到社会文化基础,通过观念上的引导鼓励文化背景变迁以确保政策制定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这一研究不仅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同出一辙,更与文化资本拉动经济增长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17-19]。制度变迁总不是一蹴而就,过程中难免遇到实施障碍，社会文化背景等非正式约束嵌入的促进会是破除制度障碍的关键。正式制度可能在一夕间决定,但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间的文化背景需要社会环境培养,甚至是政策制定者的长期引导。如推论1表明政策制度调节未必能做到改善社会公平的正效应大于抑制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但推论2经模拟证实借助文化背景变迁可以做到,这也是文化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的一个解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不能只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正式制度改革,还需要对正式制度赖以实施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非正式约束进行推进和完善。

具体来看,一方面政府应致力于弱化父代资源转移的重要性,提升子代努力的回报。对因父代资源禀赋贫瘠而陷入低阶层的子代进行重点补偿,提高其努力回报率,而不是如现有社会状态,中低收入家庭子代可获得的努力回报率更低[20]。这是亟待改善的重中之重,如果低阶层子代付出努力却依然无法改变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而政府又不通过政策调整向其进行补偿,便会极大地挫伤其努力积极性。所以,政府更应追求的是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有必要参照代际公平系数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保证子代劳动者更多地依赖于自身努力获得收入。要大力控制高收入阶层父代资源转移,比如征收经济资源转移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提高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转移成本等手段减少由于父代资源禀赋多寡给子代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提供这样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富人在代际传递中的优势,减少了穷人遭遇的机会不平等,极大地刺激子代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

另一方面,政府应极力改善社会文化背景,借助非正式约束变迁推动正式制度演化。新制度形成一般是符合大多数个体偏好的结果,可能出现有悖于少数人群意愿的情况,在尝试提高代际公平时要注意不影响高阶层家庭创造生产的积极性以免影响经济增长。另外,低阶层父代的亲代利他主义程度一般来讲低于高阶层,不只是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也是周围环境和眼界见识等形成的利他偏好不同。子代的努力倾向也有类似对比,而这很可能是父代培养观念决定的,如前文所述“文化会代代相传”。政府欲改善社会文化背景则要从父代观念转变入手,转变因个体成功在不同群体间实现的差异性导致对子代培养的退怯心理,不仅要从制度上改善二元体制等造成的资源差异,更要在观念上鼓励弱势群体实现向上流动的信心,也提升子代努力期望值。结合文化背景变迁的推动力量促进解决不平等代际传递的新制度演化,逐步实现剩余的收入不平等均为可被接受的努力不平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抑制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对于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增长持久活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