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时期晋东南市镇分布初探
——以方志、碑刻与民国调查资料为中心

◎白如镜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明中叶以降，地方市镇在大江南北日趋普及。市镇问题久已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其中，对市镇时空分布的考察是地方市镇研究中基础但重要的一环。从学界的关注区域来看，江南地区最受青睐，北方内陆地区的相关研究却明显薄弱。就山西省域而言，马玉山先生对明清时期省域内的市镇布局作了初步考察，得出交通主干线上市镇布局相对密集、交通干线又不能网罗一些重要市镇之结论。[1]张青瑶等分别考察了清代晋中与晋南的市镇分布特征。[2]笔者选定的研究区域——晋东南也有学者关注，杨辉主要考察了清代该区域内的市镇分布变迁及其影响因素。[3]但在笔者看来，杨文中梳理出的市镇名目与数量存在明显的冗缺与错误，甚至将横望镇之军镇一类也纳入市镇范围，不足为据。此外，探讨某一中观区域内的市镇分布变迁，宜在更长时段内审视方能更清晰地明了其变化大势。有鉴于此，笔者将考察时段拉长至明中期至民国前期，主要依据地方志、碑刻以及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对这一时段内晋东南各县市镇的名目与数量进行详细统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

一、市镇的名目与数量统计

笔者所考察的晋东南地区，具体指清代泽州与潞安两府的地域范围。其中，潞安府在明初为潞州直隶州，嘉靖八年（1529）升格为潞安府，领县八：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平顺。降至民国，潞安府废，但大部分属县的名称与辖境不变。平顺县的沿革情况比较复杂，潞安改州为府时首置平顺县，清初仍旧，乾隆二十九年（1764）裁县，辖境析入黎、潞、壶三县。民国元年（1912）复置，民国四年又裁，全境并入潞城县，民国五年再复。为便于统计，笔者假定平顺县在明清民国时期一直稳定存在，并拥有置县初的政区范围。明至清初的泽州为直隶州，辖泽州本州与高平、陵川、阳城、沁水四县之地，清雍正六年（1728）升格为府，泽州本州之地改称凤台县，其余所辖四县不变。降至民国，凤台县改称晋城县，其余县区不变。

笔者在梳理市镇的名目与数量的过程中参考的志书资料包括12 部总志、通志以及45 部府县志。因总志与通志记载简略，且多直接照录府县志的内容，所以采用以府县志为主，总志与通志只在府县志数据缺失或不可信时作辅助参考的方法。志书之外，另有碑刻与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等文献，其中，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出版的《山西省各村户口调查表》，具有详备的人口与商户数据，以此为据，可以直接排除历史遗留的地名镇或废镇，统计结果将更为精准。由于民国时期只有少数县份新修方志，这份资料也就成为统计各县市镇数量的直接数据来源。综合史料、可操作性等要素，笔者将明清民国时期进一步细划为明中后期（弘治朝至明末）、清前中期（康熙朝至嘉庆朝）、清后期（道光朝至清末）以及民国（至1937 年）四个时段。统计结果详见表1 与表2。

表1 潞安府各县市镇名目与数量一览

表2 泽州府各县市镇名目与数量一览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各类志书中所记载的市镇数量出入很大，即便是同一时期的方志也不一致。因此，我们不能因某一志书中没有出现某某镇的记载而判定其已经衰落。总之，由于明清民国时期的“镇”并无严格的判定标准，聚落称镇与否充满着随意性，有的聚落达到了成为镇的标准，却依然称之为“某某村”，有的则已经由镇衰落为一个普通村落，仍然沿用镇名，因而上表中的市镇名目与数量可能与实际有所出入，但无疑已能够反映出其基本面貌。

二、市镇的时间分布特征

据刘石吉先生的研究，明代是江南市镇稳定成长的时期，清代以后，江南市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尤其是19 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市镇进入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代。[4]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明清时期的市镇普遍经历了明前期的缓慢发展，明中后期的初步繁荣，明清易代的战火破坏，清前期的恢复发展以及清中期的全面繁荣等阶段。从上表所列的各时期市镇数量来看，地处黄土高原腹里的晋东南，市镇发展同样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明朝建立初期，因长期的战乱，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经济萧条。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到嘉万朝，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归有光言之为：“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生息，殆百余年，号称极盛。”[5]山西地区则以晋商的兴起为代表，为商品交换提供产品与场所的市镇也随之兴盛。得益于资源与交通优势，明中叶的晋东南涌现出许多工商并茂的大镇。因资源而兴的市镇有大阳镇、冶底镇、周纂镇、建宁镇、润城镇、荫城镇、西火镇等；因交通而兴的市镇有巴公镇、周村镇、拦车镇、鲍店镇、虒亭镇、余吾镇等。由表1 和表2 所示，泽州与潞安两府市镇数分别达到了27 和42，仅泽州本州与长治两县之地就有25 个镇，从数量上看，彼时的市镇发展已初显繁荣。

因资料的缺失，明清鼎革之际晋东南地区的市镇数量，笔者并没有单独统计。以大势观之，逢兵乱年荒，集场废弛，贸易难行，市镇经济必将遭受极大破坏。有如崇祯四年（1641）由陕入晋的农民起义军，致其“境内人民尽逃奔他方，城池故土，竟为贼之营垒战场……所在丧亡，户口十去其九矣”[6]。但这种动乱的破坏并非毁灭性的，只要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继续存在，一俟经济复苏，时局稳定，市镇就会逐渐恢复，继续承担它在这一地区生产和交换的职能。随着清王朝定鼎中原，经顺康两朝的休养生息，因明末战乱衰落的各市镇再次兴盛。在有限的清初史料中①，笔者摘出高平、长子、潞城三县在顺康时期的市镇记载，详见表3。

由表3 可见，高平县10 镇9 集，长子县4 镇7 集，潞城县6 镇5 集，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明靖万时期的水平，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降至乾隆朝，市镇发展进入高峰期，泽潞两府的市镇总数已达110 个。相形而言，泽州府市镇数的增幅较潞安府明显，市镇数已近乎明代的两倍，但考虑到明代泽州的文献资料不足，可能存在统计缺失，实际增幅应该稍低于这一结果。以数据更为准确的潞安府为例，总市镇数较前代增加了17个，若分县域来看，各县市镇数量的增长幅度并不高，市镇之发展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工商业与人口规模上。颇为特殊的是平顺县，从万历朝的无镇到康熙朝的8 镇，因其地处万山之中，百货难通，期间还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兵祸，市镇发展又岂能如此之快，由此可以断定康熙《平顺县志》记载的8 个镇应是“市”与“镇”的集合。

到了清后期，与康乾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相比，晋东南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影响最大的当属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这场“二百年未有之奇荒”波及全晋，以致“斯时也，我晋赤地千里，省北一带较轻，省南一带灾劫更重。居民皆十室九空，竟以草根为粮，榆皮作饭，人民饿死者尸骸遍野，道馑相望”[7]，泽州府也是“户口逃亡故绝者、村疃沦灭以九分计，城郭殄绝以多半计”[8]。如此巨大的人口损耗，对市镇之发展不能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要是孔观泽潞各县的市镇数，经与清中前期的数据对比，基本保持稳定，并没有出现急遽下跌的情况，唯具体的市镇名目略微变动。究其原因，诸如战乱、灾荒之类社会变故的出现，影响的往往是市镇规模，较少能减少其数量。如行龙先生所言，集市数量具有向下的刚性，一般来说并不会像镜中视物一样与经济波动保持同步。[9]与集市关系密切的市镇也同样如此。

降至民国前期，社会环境动乱，经济低迷，市镇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晋城地区的市镇数量由清后期的52 个降为32 个，降幅明显。潞安府虽降幅较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些所谓的市镇，市场规模极大缩小，已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若具体到每个县区，则各县有各县的特点，情况就要复杂很多。例如潞安府所辖的屯留、襄垣、潞城三县，从明中后期至民国，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市镇数的增减并不明显，反观泽州、长治、陵川三县，不同时期的市镇数变动幅度较大。接上述讨论战乱与灾荒对市镇数量影响之言，某一县的市镇数始终保持稳定的要因，与基层贸易的刚性需求和实际贸易量所能维持的市镇数极大相关，这一类县所拥有的市镇数一般在5 个上下，可能表现在县域东西南北各一，它们经济规模不大，有的只是承担邻近居民的日常商品买卖职能，与一般集市无异。这种现象同样也是内陆欠发达地区市镇发展所表现出的共性。

三、市镇的空间分布特征

学界考察市镇的空间分布一般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探讨市镇在某一区域内的分布密度、分布方位、分布结构以及距县里程等；二是以地理坐落为据，考察市镇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笔者主要围绕第二个方面详述。市镇作为一类源于乡村，又与乡村有着本质区别的复杂型聚落，一般要具有居住、耕作、发展商贸等多种功能，其地理坐落也会受到地形、河流、交通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独特的空间分布规律。

（一）自然环境与市镇分布

从地貌条件来看，晋东南地区地势高峻，太行、中岳、中条、王屋诸山环绕周围，自然地理形势相对闭合。长治境内东、西、北三面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与晋城毗邻的南端为低缓的山地丘陵，只有中南部有一块珍贵的平川，也就是上党盆地，耕地与聚落蚁集于盆地之内。晋城境内以低山丘陵为主，盆地与宽谷错峙其间，主要有泽州盆地、阳城盆地、高平盆地、沁河谷地等，为工农业生产与聚落分布的中心地带。晋东南境内的河流分属黄河和海河两大水系，主要河流有浊漳河、沁河与丹河，其干支流沿岸形成了一定面积的河流谷地。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内，市镇聚落主要呈现如下分布特征：

1.盆地与盆地外缘的低缓丘陵地带是市镇的主要分布区

盆地因地势低平，有利于聚落区的扩展，又具有交通之便，人流与物流畅达，最易形成大型市镇聚落。上党盆地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展布，其腹里可囊括襄垣县南部、屯留县与长子县中东部、长治县中北部、潞城县与壶关县西部。泽州境内的低平地区主要由泽州盆地、阳城盆地、高平盆地、沁河谷地组成，大体包括阳城县与沁水县东部、泽州中北部、高平县中南部以及陵川县西部。以上所列也就成为泽潞两府市镇的主要分布区。此外，泽州与潞安两府的交界处，属高平盆地北缘与长治盆地向东南延伸的低缓丘陵地带，也有数量可观的市镇分布。其中，上党、泽州、高平三大盆地以及高平盆地北缘与上党盆地南缘的交界地带，属于市镇的密集分布区。以清中期为例，仅陵川、长治、凤台、高平四县的市镇数就达到56 个，占到同期市镇总数的51.3%。陵川县先后出现的12 个市镇中，只有潞城与夺火两镇位于县东南山区，其余10 镇集中坐落于县西、北部的低缓丘陵区。至于沁水、阳城两县的东冶、王寨、富店、中村、董封等镇，均散布于自然条件尚可的山间宽谷地带。

明清民国时期晋东南主要市镇分布图

2.沁河、浊漳河及其较大支流的沿岸市镇分布集中

河谷地带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一向是聚落选址的理想之地。在晋东南境内，无论是盆地还是山区，市镇沿河布局的特性都体现的较为明显。沁河、丹河、浊漳河的谷地及其主要支流沿岸，成为市镇集中分布的区域。例如，丹河干流谷地由北向南依次有寺庄、米山、河西、高都、水北、水东6 个镇，沁水县郎壁镇、端氏镇、郭壁镇、武安镇，阳城县郭峪镇、润城镇由北而南线性分布于沁河谷地的两岸。泽州的徐庄镇与周村镇紧邻长河东岸布局，襄垣县的虒亭、夏店二镇沿浊漳西源谷地的北侧分布，西营与下良二镇坐落于浊漳谷地的西侧，浊漳南源的支流荫城河流经西火、荫城、桑梓、王坊、李坊等镇。据他人统计，清代泽潞地区先后出现的128 个市镇中，沿河分布者有28 个，约占市镇总数的21.87%[3]。如果把浊漳与沁河的主要支流全部纳入统计范围，实际结果必然远高于这一比率。

（二）交通因素与市镇分布

交通条件对于一个工商业聚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邓亦兵先生所言，交通运道是市镇产生的原因，无论多么大的市镇，也无论经济如何发达，一旦失去交通条件，市镇经济便很快衰落。[10]交通不仅是贸易型市镇的生命线，生产型市镇也同样如此，一个处于万山之中，百货不通的聚落，即使是资源丰富，也很难发展成为一个市镇。因此，地处黄土高原腹里的晋东南地区，陆路交通的走向对市镇的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驿站与镇的高度结合，乃是市镇发展的一个共性。明清时期泽潞地区的主驿路呈南北走向，由太原经潞安、泽州二府出省进入河南境内。城关以外，有过驿站之设的聚落共7 处，包括襄垣县虒亭驿、屯留县余吾驿、长治县漳泽驿、高平县乔村驿、长平驿以及泽州星轺驿。7 处驿站中有4个升级为镇，分别是虒亭镇、余吾镇、漳泽镇与星轺镇（拦车镇）。其中，拦车镇虽地处泽州南部山区，但“为诸隘口云会中区，亦豫晋冲衢腰站”[11]，早在北宋朝就成为晋城县下辖的一个镇，并在明清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主驿路沿线分布的市镇还包括鲍店镇、大堡头镇、寺庄镇、七岭镇、巴公镇、三家店镇等。驿路之外，沟通各县的铺递路与重要商道沿线，也是市镇聚落的集中分布区。潞安府通高平县之主干沿线，形成了郝店、韩店、八义等多个交通型市镇。沁水县端氏镇，为“长子、高平、凤台、阳城诸县往来必经之要道”[12]，周村镇地处风台、阳城、沁水三县交界，“当秦晋之交，东逾桃固，西陟东为，南越天井，往来于斯，亘古今之达道也”[13]。陵川县附城镇坐落于由陵川县入泽州的交通大道上，礼义镇位于陵川县西去高平的交通要路，润城镇是阳城县北上沁水的必经之地。黎城县东阳关地处由潞安出太行山直入河北的通衢要道，经由沁水县王寨镇，出坞岭关，穿越太岳山可达晋南腹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言之，以南北驿路为主干的交通网，构成了晋东南地区市镇分布的支架，绝大部分市镇沿主要陆路交通线分布的格局得以成型。

四、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对明清民国时期晋东南地区的市镇分布状况做如下描述：从时间分布来看，市镇总体上经历了从明中期的初步繁荣，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再到清后期相对稳定，终至民国时期普遍衰落之变动过程。若具体到各个县区，实际情况则颇为复杂，其市镇数量或增或减或保持不变，并不一定符合上述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特定时期的战乱或灾荒，可能对市镇产生较为严重的破坏作用，但在市镇数量层面的变化并不明显，体现出工商业聚落自有之韧性，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战乱或灾荒必然会导致市镇数量的急遽下降。从空间分布来看，晋东南的市镇密集分布于上党、高平、泽州三大盆地，其次是盆地边缘的低山丘陵区以及山间小盆地。分别以河流与交通线为界定，浊漳河、丹河、沁河及其较大支流的沿岸，沟通晋东南内外的重要道路沿线，均属于市镇的集中分布区。就这一时期晋东南市镇整体的空间布局而言，呈现出集聚与不平衡两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