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卢新海，唐一峰，易家林，姜 旭

（1.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3.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人口、土地和产业要素在城乡间优化配置、城乡互动和融合发展过程[1]，伴随此过程，作为乡村主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一的耕地，其利用形态也将发生转型。耕地利用转型是指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趋势性转折，随着学者们在耕地利用转型研究路径与指标体系建构[2-3]、耕地利用转型模式与格局[4-5]等方面开展研究，耕地利用转型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分析其社会经济效应，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耕地利用转型可分为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6]，决定了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两条影响路径。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侧重于从耕地数量和空间格局形态变化的角度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7-8]验证了耕地数量变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9-10]指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耕地数量稳定是推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在耕地空间格局研究方面，陈英[11]等以耕地景观破碎度作为表征耕地空间格局的指标，认为耕地景观破碎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负效应。耕地利用隐性转型聚焦于因农地产权变动、耕地经营方式和耕地经营主体变化等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罗必良[12-13]、钱忠好[14]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国家耕地产权管制松动引致耕地经营方式和耕地经营主体等方面的变革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唐轲[15]、祝志勇[16]等指出耕地经营方式和经营主体的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效应。在此基础上，向敬伟[17]、张安录[18]等比较分析了各个地域单元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性。

由于耕地空间位置相邻性促使耕地利用主体行为会间接影响其他利用主体福利，因此耕地利用具有外部性。PACE和LESAGE[19]将PIGOU[20]提出的外部性理论延伸到空间计量经济学中，认为解释变量变动会产生对该地域单元的影响（直接效应）以及其他地域单元的影响（溢出效应）。在实证研究方面，卢新海[21]、黄凌翔[22]等学者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变量间的关系。在耕地利用研究领域，以往学者忽略了耕地利用与相邻地域单元在地理空间上的空间相关性。那么，耕地利用显性转型、隐性转型和农业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若存在，两条转型路径分别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基于此，本文以粮食生产大省湖南省100个县（市）域单元为研究样本，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先测算湖南省农业经济增长、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的空间自相关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为推进湖南省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升耕地利用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协同性提供参考依据。

2 理论机制分析

2.1 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聚焦于对本地域单元的影响。耕地利用显性转型通过耕地数量变化和耕地空间格局变化影响农业经济增长[2，6]。在受“其他土地类型稀缺路径”（如木材市场需求增长和人们生态意识提高引致的退耕还林政策）和“经济增长路径”（如城市建设用地能获得更多经济产出）[23]的影响下，土地管理者和利用者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将耕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或者其他农业用地类型，导致耕地资源相对稀缺，也促使耕地管理者和利用者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等手段实现耕地集约利用，挖掘耕地内在潜力。土地综合整治推进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缓解了耕地空间格局破碎化，增加了耕地有效面积，改善了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条件，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经济产出，但也可能由于耕地连片化造成耕地种植方式单一，不利于规避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抑制农业经济增长[11]。

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相比，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涉及农地产权、经营主体、经营模式和投入等多种形态属性的变化[2，6]，因此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多条影响路径。耕地产权变动方面，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国家将农地产权束中的全部或部分权利重新赋予农户，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14]，同时也优化了农户种植结构，激励农户种植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多年生经济作物[13]，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相关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管制放松后中国农业经济绩效相应增加了92.86%[12]。在耕地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变化方面，由于农业生产部门与非农生产部门存在收益差，年轻劳动力更倾向于向城镇非农生产部门流动，农地产权管制松动增强了农户在农业要素市场中契约选择和交易农地产权的自主性，推进了耕地由低效率经营主体流向高效率经营主体[25]，为实现耕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内生动力条件，提高了耕地资源配置效率[14]，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在耕地经营投入方面，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不仅促进了非农生产部门繁荣，也增加了农户收入，务工农民又通过汇款等方式反哺农村，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购买农业机械动力提供资金支持[24]，进而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2.2 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耕地位置具有空间相邻性，耕地利用转型可能会产生对邻近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本文将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机制总结为两种路径。

一是经济绩效竞争路径，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主要通过此路径实现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当前地方政府官员选拔和晋升与地方经济发展绩效紧密挂钩，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若邻近地域单元的政府通过调整土地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配置或者改善耕地空间格局以获得更多农业经济产出，受竞争效应的影响，本地域单元地方政府也可能会效仿并制定相应耕地利用政策以增加农业经济产出，相关研究表明，本地域单元耕地非农化数量变动1%，邻近地域单元耕地非农化数量则相应变动0.16%[10]，也间接产生影响邻近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二是要素流动路径，表现为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域单元上流动。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年龄结构变化是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直观表现形式之一，这可能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难以胜任犁地、育秧和收割等高强度作业环节，出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需要，新型耕地经营主体会将这部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地域单元上具有一定生产实力、拥有大中型农业机械设备的劳动力[25]，以此形成跨区域的农业生产组织，推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13，26]，这有效缓解了农业劳动力瓶颈，影响邻近地域单元农业经济增长。另外，劳动力在不同地域单元从事农业或非农生产所获得的资金流向居住地，为农户自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设施提供了资金支持，也增强了农业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

图1 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框架Fig.1 Framework of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经济绩效竞争路径和要素流动路径增强了地域单元间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产生了影响邻近地域单元农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图1），下面将进一步探究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的效应差异。

3 区域概况、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3.1 区域概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区，行政区域面积21.18万km2，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耕地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5.53%，其中湘北洞庭湖平原与湘中衡邵丘岗区为耕地集中分布区。截止到2015年，湖南省种植业产值为2 666.201 8亿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49.87%，粮食产量约3 232万t，农业从业人员数1 762.31万人。本文以湖南省的100个县（市）为研究样本。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 农业经济增长测度

本文以种植业产值作为农业经济增长（AEG）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种植业产值反映了在耕地上用于产品、服务产生的总支出和所获得的总收入。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将各年度农林牧渔总产值折算为1995年可比价。种植业产值数据来源于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湖南统计年鉴》。

3.2.2 耕地利用转型测度

（1）耕地利用显性转型（DFT）表现为一定区域在特定时期内耕地数量与空间格局形态变化[6]。耕地数量形态（AN）可采用耕地总面积[8]、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10]、人均耕地面积[27]等指标反映，人均耕地面积同时从耕地数量和耕地经营格局变化两个视角反映耕地利用显性转型[3]，因此，本文采用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总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衡量耕地数量形态；耕地空间格局（PD）采用耕地景观破碎度（耕地斑块数/耕地总面积[28]）表征。

各类用地面积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5期100 m×100 m 《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遥感监测数据集（CNLUCC）》中提取，数据具有较高可信度[29]，并将遥感数据集导入Fragstats 4.1平台中计算耕地景观破碎度。

（2）耕地利用隐性转型（RFT）。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测度方法，曲艺[30]等基于产业发展角度，选用市辖区地均第三产业产值表征；程久苗[31]等构建了涵盖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多维视角的指标体系测度。根据龙花楼[6]等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定义，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可通过质量、产权、经营方式、投入产出、效率效益和功能等形态反映。耕地功能形态是耕地资源综合体在其生物化学联合过程、以其为基础的物理联合过程中构成的耕地质量体现，而耕地资源综合体是由气候、土壤、地形、利用与经营方式、产权等多种要素构成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综合体[32]，因此，本文从耕地功能形态视角衡量耕地隐性转型。

耕地是同时具有生产商品性产出与非商品性产出双重属性的联合生产系统[33]。基于这一特性，可将耕地功能形态分为生产功能（PRO）、生活功能（LIFE）以及生态功能（ECO）形态。耕地生产功能形态反映的是劳动者在耕地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产品数量，是农业经济增长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之一，参考相关研究[28]，本文采用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产量、单位耕地面积经济作物产量以及复种指数（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总面积）[17]衡量；耕地生活功能形态表征的是耕地所能承担的就业能力以及提供家庭收入来源能力，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扩宽了农户收入来源和非农生产部门的繁荣，反哺农业发展，而农业生产机械化能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借鉴相关研究[17，18]，本文使用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占乡村人口数量比重、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人均纯收入比重以及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生态功能形态可以使人们从耕地上获取除食物之外的多种收益和附加价值[34]，增加耕地利用收益，关注的是耕地维持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环境净化能力，因此，选用耕地占生态用地比例（耕地总面积/（行政区域土地总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表征。以上数据来源于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湖南农村统计年鉴》，耕地占生态用地比例依据CNLUCC提取到的各类用地面积计算。

3.3 研究方法

3.3.1 投影寻踪模型

在选取好衡量耕地利用转型指标体系后，为了避免人为主观赋权的弊端，提升结果的科学可靠性，本文选用投影寻踪模型[35]测度耕地利用显性转型、隐性转型综合水平，以及隐性转型各个具体形态水平。投影寻踪模型的基本步骤包括样本标准化处理、构建投影指标函数和投影目标函数、确定合理投影方向和投影值。

空间计量模型是根据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空间延伸得到的，其基本形式包括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本文将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模型（1）、空间误差模型（2）和空间Durbin模型设定如下：

式（1）—式（3）中：lnAEG表示农业经济增长的对数；DFT表示耕地利用显性转型，RFT表示耕地利用隐性转型；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二进制邻接矩阵表达各县域单元间的邻近关系（当县域单元i与j相邻接，W=1；当县域单元i与j不相邻，W=0）；ρ度量了第j个县域单元耕地利用转型对第i个县域单元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β、σ表示耕地利用转型估计系数。

将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作为整体代入空间计量回归方程中，并未考虑其具体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为了探究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各个形态的差异性，构建了以下表达式：

式（4）—式（6）中：EDFT表示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各个形态；ERFT表示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个形态。

PACE和LESAGE[19]等利用求偏微分的方法推导出总效应、直接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的任何一个对象变化对该地域单元本身的影响）以及溢出效应（潜在地对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表达式为：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需要先检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Moran's I统计量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县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其取值范围一般在［-1，1］之间，越接近1，表示县域单元间的关系越密切；越接近-1，说明县域单元间的差异越大或分布越不集中。由表1可以发现：农业经济增长、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及其各形态的Moran's I为正，并且绝大部分年份在10%水平内显著，这表明耕地位置空间相邻性引致耕地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具有空间关联性，并造成农业经济增长和耕地利用转型都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

表1 农业经济增长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Moran's I 指数Tab.1 Moran's I of AEG, DFT, RFT and their forms

为了进一步探究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差异，采用Moran's I散点图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耕地利用显性转型、隐性转型的散点分布是否具有相似性。本文以2015年为例，结果如图2所示：农业经济增长、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分别有76个 、67个县域位于第一、三象限，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县域主要分布在第一象限。一方面说明农业经济增长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间的空间关联性可能高于农业经济增长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间的空间关联性，另一方面说明农业经济增长快的县域其周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也较快，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水平较高（低）的县域其邻近县域的转型水平也比较高（低），而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存在高高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与基础组相对比，分析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率低，依从率和满意率高，图像质量优（P＜0.05）。原因分析：临床护理路径在现代护理理念基础上，继承传统护理优点，优化护理不足之处，围绕患者为中心，从病情、心理、生理等方面，设计护理方案，开展护理工作，有效确保临床疗效，促使护理质量提高，让患者更加满意护理服务。临床护理路径规范作为护理人员执行工作的标准，护理人员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护理计划实施工作，有效弥补护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能力不足的缺陷，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舒适的护理服务。

4.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检验

通过上文论述，本文在确定农业经济增长、耕地利用转型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表2，当采用传统LM检验和稳健LM检验时，不管是否考虑耕地利用转型具体形态，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4个结果均拒绝了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下没有空间被解释变量的原假设和没有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的原假设，这表明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个模型同时成立。接下来应进一步确定三个模型之间的关系，根据ELHORST[36]提出的判定方法，可以依据假设和进行判断。第一个假设用来检验空间Durbin模型能否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第二个假设用来检验空间Durbin模型能否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未考虑耕地利用转型具体形态的Wald和LR检验结果表明能拒绝空间Durbin模型能简化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假设，这说明可以采用空间Durbin模型。考虑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的Wald和LR检验不能拒绝两个假设，为了同时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一般化，当LM检验所指向的模型与Wald和LR检验所指向的模型不一致时，应该采用空间Durbin模型[36]。

图2 2015年农业经济增长、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Moran's I散点图Fig.2 The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AEG, DFT and RFT in 2015

空间Durbin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表3），不管是否考虑耕地利用转型具体形态，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湖南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各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存在协同促进关系，县域间经济绩效竞争和县域间要素流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当未考虑耕地利用转型具体形态时，耕地利用显性转型系数为-0.58，且显著，这表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系数为0.21但并不显著，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加入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后，本县域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水平每提升1%，相邻县域农业经济将分别下降1.38%、1.82%，这显然与上文得出的“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相矛盾，而且也并不能体现两大转型各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

考虑耕地利用转型具体形态后的空间Durbin模型结果表明：第一，考虑耕地利用转型具体形态后，模型拟合度由0.51增加到0.95，显著提升；第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更加直观，本县域农业经济增长1%，相邻县域农业经济将会增长0.28%，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中的耕地数量形态、隐性转型中的耕地生产功能形态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第三，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中，W×AN、W×PD、W×PRO与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一致，这表明耕地数量形态、耕地空间格局形态和耕地生产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整体看来，考虑转型具体形态后模型估计结果相对于未考虑转型形态更具有合理性。

表2 无空间交互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Tab.2 Test results of panel data model with no spatial interaction effect

4.3 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分析

根据式（7）—式（9），将表3考虑转型具体形态估计结果分解为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与总效应，如表4所示。

表3 基于空间固定效应的空间Durbin模型估计结果Tab.3 The result of SDM based on spatial fixed effect

4.3.1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各形态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

耕地数量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系数为9.84，溢出效应系数为0.85，并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分别占到总效应的96.47%、34.97%，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耕地数量的依赖性较强。人均耕地数量增加有利于推进耕地规模经营，提升耕地利用效率，增加农业产出，而以GDP、财政收入增长为主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加强了县域政府间的竞争，提升了县域耕地数量变化的空间相关性[10]，产生了对相邻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耕地破碎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系数接近0，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耕地破碎化有利于农户采用多种方式经营种植业，实现农业劳动力充分利用，规避或分摊农业生产风险，增加农业产出；但是耕地破碎度减少了耕地有效使用面积，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生产时间成本，减少了农业产出[37]，两种效应相互抵消。在对当地农业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的情况下，本县域耕地破碎度增加1%，相邻县域农业经济会增长0.81%，说明尽管耕地破碎化造成了劳动力时间成本额外损耗，但也推动了农业劳动力在相邻县域耕地地块间的流动，避免劳动力瓶颈，促进了相邻县域耕地农业经济增长。

表4 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Tab.4 The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DFT, RFT's forms

4.3.2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形态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

耕地生产功能形态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0.15、0.58，并都在1%水平下显著，可能是因为产权稳定性改善激励了农户增加耕地生产性投资，提高了耕地商品性产出，另外，在以GDP、财政收入增长为主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下，本县域因发展现代农业、推广机械化生产等带来的生产功能水平提升激励了相邻县域耕地生产功能提升，推进了区域农业经济协同发展。耕地生活功能形态对本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溢出效应系数为-0.12，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耕地生活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弱化了耕地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但是，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扩宽了农户收入来源，有利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推广农业机械化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产出，农机跨区服务形成的农业分工形式也提升了农机服务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26]，因而，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业机械化分工双重作用下，耕地生活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耕地生态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都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湖南省大部分县域的主要生态用地类型为林地，林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远远超过了耕地，同时，长时间过度施用化肥、土地重金属污染也抑制了耕地生态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应发挥的促进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各个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湖南省农业经济增长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的Moran's I均为正，这说明耕地空间位置相邻性增强了耕地上要素投入、商品和非商品产出的空间相关性，促使农业经济增长耕地利用转型呈现出显著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关联性。

（2）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各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产生了影响相邻县域的溢出效应，表现为本县域农业经济增长1%，相邻县域农业经济将会增长0.28%。

（3）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各形态对湖南省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高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形态。耕地数量形态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占到总效应的96.47%、34.97%，当前农业经济增长对耕地要素投入的依赖性较强；耕地景观破碎度对本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并无影响，但通过推动劳动力在相邻县域间的流动避免了劳动力约束，对邻近县域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形态中，产权稳定性提升对农户农业生产产生的激励作用和当前以GDP等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县域竞争，促使耕地生产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由于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业机械化分工带来的双重效应造成了耕地生活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林地的替代效应、长时间的耕地粗放利用和未解决的土地重金属污染问题导致耕地生态功能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并未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1）应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耕地规模经营。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形态提升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最显著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但依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耕地数量投入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造成耕地低效利用，耕地景观格局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也表明维持适度耕地细碎化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邻近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因此，理应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耕地流转和耕地规模经营。

（2）提升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形态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着重培养与耕地规模经营相适应的多种新型耕地经营主体，构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生态用地相协调的土地利用系统，增强耕地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

（3）依据各县域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在理性对待县域间竞争的基础上，加强县域间耕地整治、耕地轮作休耕和农业机械化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提升区域耕地利用系统协同性。

本文从县级尺度，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各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对实现区域耕地协同利用，推动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本文并未考虑到各县域单元因主体功能定位可能带来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差异性，也并未测算耕地利用转型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趋势转折点，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