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王爽

摘要：在英美文学作品中，都可见中国人物形象。许多英美文学作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因此，也成了外国人最早了解中国的窗口。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也在发生变化，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也随之变化。19世纪的英美文学作品对中国人物形象扭曲得比较严重，信息时代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立体。研究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人物形象的变迁，使人们正向看待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英美文学作品 中国形象 变迁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102-02

在阅读近代英美文学作品时会发现作品中多次出现中国人物形象，西方文学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对中国人物形象进行描写。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由于对中国的了解不深入，使他们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的描写并不全面客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物形象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与英美的交流日益密切，西方英美文学作者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他们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主要以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分析形象变迁的意义。

一、英国文学作品中中国人物形象及其变迁

在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是从14世纪的作品中开始出现的，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几百年间在不断发生变化。英国文学作品中中国人物形象有正反两面，这是中国形象在英国文学作家眼里的变化所导致，这种变化与中英文化的对立性也存在一定关系，英国文学家以中国形象作为进行自我批评的参照。英国文学作品在14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在元朝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繁荣，与英国及其他海外国家交流紧密，英国及欧洲的商人来到中国，对于中国美德的传播有重要促进作用。1357年，英国作家创作了一篇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作者曼德维尔在作品中利用想象在手法对中国进行夸赞：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长老约翰也不如他伟大，更别说巴比伦的苏丹和波斯的皇帝。在曼德维尔的想象游记中，元朝的中国是人间天堂，拥有珍宝、美食和最强大的君王，而且这位君王比巴比伦和波斯的皇帝更强大，更伟大。这本游记中记载了曼德维尔对中国强大政治和经济的描述，也记载了欧洲人对元朝和元朝时期君王的崇拜，《曼德维尔游记》奠定了是欧洲文学对中国崇拜的基础。1599年，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发表的《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官员考核等进行了描述。在这部作品中理查德在对中国科举制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全面阐述，并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宣传，他对中国人对文学和科学的重视表示赞同。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了《论英雄的美德》。在这部作品中，威廉·坦普爾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并赞赏孔子是爱国者。威廉·坦普尔非常喜爱和赞同孔子的儒学，他将对孔子的喜爱传播到西方，并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并在作品中利用中国的故事、寓言等对英国的社会风气进行讽刺，目的是推动英国社会的改变。18世纪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强国，自此英国为了显示自身的优秀，开始在文学作品中丑化中国人和中国形象。18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英国文学作品对中国形象以丑化和质疑为主，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精神重创，也使西方文学作家对西方文化失望。1901年，狄金森创作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他在作品中先对西方文明给予了批判，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赞扬，同时对中国人的形象给予正向肯定。狄金森的书被广泛认可，在受到赞美时狄金森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1920年罗素的《中国问题》在摒弃了对中国的偏见的基础上对中国人进行正向评价：中国人有耐心、中国人热爱和平、中国人更加豁达。罗素也指出，要想治疗西方文明的创作，需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进行学习。威廉·塞姆赛特·毛姆是英国文学界的泰斗，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的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也更客观。他的作品《在中国屏风上》《彩色的面纱》都是在中国游历后收集素材进行创作的。对威廉·塞姆赛特·毛姆的作品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他眼中的中国是独特的：中国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但是受到了侵略者的严重破坏，这是事实是史实，也是他对中国进行深入了解后的创作。

二、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人物形象及其变迁

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有特殊的渊源，在近代早期，美国的文学作品与英国文学作品一样，都充满对中国人及中国形象的赞扬。美国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中国人形象是在19世纪，主要是美国加州发现大量金矿后，大量中国劳工涌入加州进行工作。美国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中国人形象是以美国的华人劳工为原型，此阶段的文学作品受美国种族主义的影响，对中国人物形象的描述都是负面的。美国小说家布勒特·哈特在1865年在他的作品中将中国人描写成异教徒;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他的作品《中国人的特性》中将中国人物形象描写成中国人智力低下，神经麻木。《中国人的特性》出版后在全世界流行，对中国人及中国形象的影响是负面且长远的。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人物及中国形象的改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人民受到了巨大伤害，也打击了西方人的优越感。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文学作家为了寻找光明，开始向中国文化求助，一位美国作家的侦探小说陈查理系列就是以中国人陈查理为描写对象，通过对陈查理沉稳、聪明和幽默的形象的描写再次塑造了中国人正义睿智的形象。这部侦探系列小说将陈查理置于复杂的案件之中，陈查理在处理案件时通常会将案件与中国文化进行结合，以实现破案。与此同时，美国作家赛珍珠创作并发表在《大地三部曲》，小说以勤劳、坚强和善良的中国农民为原型，取代了之前美国人心目中丑陋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形象，使中国人及中国形象走向光明。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变强，美国作家在自身种族优越性的支撑下再次对中国人及中国形象进行丑化，主要代表作品是《中国阴影》和《中国觉醒了》。美国也同英国一样，有对中国人形象和中国形象进行客观描写的作家，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是中国人及中国形象客观描写的典型代表。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也明显提高。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通过纪实的方式创作了《中国三部曲》，作品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发展进行了介绍，三部曲中的《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详细研究，主要描述了中国社会体制的巨大变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为中国新时代的文化交流及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在这期间他对中国民众进行了深入了解和探究，他的作品是在历史事实素材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及中国形象进行描写，他的描写更加全面和客观。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认为中国百姓有善良和包容的一面，善良的包容使中国百姓更加豁达，但是中国百姓也有排外和消极的一面。中国人具有人格的双重性，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体确认没有正确认识，这更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人物形象的双重性

华裔作者在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喜福会》中的描写，主要是以解放前的战乱为背景，作品主要描写了吴素云经常为女儿吴精美讲述桂林故事的场景“每日每时，都有上千难民涌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所，人人都往人行道上吐痰，大家的身上散发着浊臭，他们用手挖鼻孔、又用挖鼻孔的手去推揉身边的人，龌里龌龊的”。作品中描写的这种现象是解放前充满战乱的旧社会，也是残害女性的父权社会。作品中的每一个章节都描述了吴素云前夫的粗俗，吴素云对待前夫的态度是忍受，到无法忍受，打掉胎儿一个人搬到乡下居住。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形象龚琳达在2岁时被父母安排了娃娃亲。作品中许安梅的母亲因被富商吴青强奸，不但得不到家人的安慰，反而被亲人赶出家门，无奈给富商吴青做了四姨太。吴青在娶了四姨太后又马上娶了五姨太，四姨太的女儿也被二姨太抢走。为了抢回自己的女儿，并报复二姨太，四姨太最后吞食鸦片自杀。

华裔作家在进行《喜福会》创作中即对中国形象进行了批判，又展示了他內心深处对中华民族的感情。生活在美国的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华裔身份，同时又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强烈不满，他在创作过程中内心充满矛盾，他对母亲的落后与迷信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又颠覆了中国女性脆弱沉默的印象，塑造了慈爱且坚强的中国母亲的形象。华裔作家在《喜福会》中描述了四对母女因文化背景差异产生的情感冲突，目的是凸显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不同文化在碰撞过程中要相互包容和理解，以在尊重不同国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促进国际交流。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人和中国形象一直存在，包括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作品中的形象主要与由中国社会及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相关。通过对近代不同时期英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发现，英美文学作家大多凭想象杜撰中国人物形象，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将中国人及中国形象进行正向宣传，树立积极的中国人形象，发挥中国文化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最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洪敏.一种文学边界——弗·索罗金空间书写中的中国形象[J].当代外国文学，2017（2）：122-127.

[2]管新福.西方传统中国形象的“他者”建构与文学反转——以笛福的中国书写为中心[J].文学评论，2016（4）：39-147.

[3]杨波.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论20世纪初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0-96.

[4]尹萍.艾·巴·辛格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之犹太性解读[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4）：36-38.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