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历史中的文学

赖文熙

摘要：历史不仅是通往文学的途径，更是通往作家以及作家的心灵的途径，这正如残雪笔下的“垂直的阅读”;而文学又是历史的时光机，它将历史的片段重现于当下。《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是历史中的历史、过去的过去，这样的阅读无异于一场惊心动魄的穿越。正是在灵魂的交接中，人类的生命实现了一种特殊的延续。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罗兰夫人;梁启超;边缘

中图分类号：1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8-0005-01

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是以法国大革命女性革命英雄为素材创作的一篇人物传记。他不仅用诗体白话文书写了一代女杰的成长与经历，更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情感与理想信仰。从此篇传记，我们可以探究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乃至近代民主革命的意义，以及影响。因此，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不仅具有文学研究价值，更具有历史研究价值。

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古代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庸，女性的话语权是处于弱势、边缘化的，甚至被剥夺的，所以古代文学作品中展现出对于女性的态度也是封建保守的。在大部分的诗歌、戏曲作品中，女性以各式各样的情爱的或妖魔化的角色出现，但很少以政治性的角色登场。木兰从军、杨门女将等并不是出自女性主动愿望，而是一种被动的现象。不论是木兰化身男装代父从军、还是杨门女将替夫出征，都显示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之于国家、社会的政治边缘意义。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承认了女性的政治才干，肯定了女性对于国家和社会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在西方众多的男性革命英雄中，梁启超为何惟独要以一个女性革命者的角度去讲述欧洲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不写拿破仑之类的男性战斗英雄？笔者认为：这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被迫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有关。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与西方的民主革命不同，中国的近代的民主革命是被迫的、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走投无路的反抗、是一步一步探索性的、尝试性的。因此，相比于拿破仑式的战斗英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是更加忧郁、延宕，是类似哈姆雷特式的反抗。可以说，近代的中国就是遭受了西方列强克劳狄斯式的侵略，梁启超那一代的革命者像哈姆雷特一样彷徨、矛盾。反抗什么？怎样反抗？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梁启超先生通过一个女性革命者的视角探讨了这两大贯穿所有民主革命的问题。

其实，在罗兰夫人的成长经历的塑造中，我们多少可以看见一些梁启超当年的影子。从闺中少女到商务官之妻、再到内务大臣夫人，罗兰夫人一步一步从幕后谋士走到政治革命舞台中央。少女时期，她虽受革命思想的启蒙，但却并不激进，这一点与清末的进步知识分子是很相似的。“彼固望生息于革新王政之下，为王家一忠实之臣民。”罗兰夫人政治思想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不谋而合，这不单单是因为“女子之本分”的制约，更是因为罗兰夫人本身良好的教育修养不容许她成为一个破坏平和的异端，但是最终她认识到“有内乱或由得而苏甦之，今也无内乱则无自由，我等犹惧内乱耶？”由此可见，罗兰夫人是被逼到“无自由”的绝地，她才开始反击的，而梁启超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根深蒂固君臣观念和源远流长的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所以梁启超与康有为一开始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贤主明君，希望由光绪帝来推行新政，但是光绪帝不过是封建专制的一个傀儡，他并没有实权去改变整个朝政。罗兰夫人也一样，“国王之优柔，内廷权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最终导致了民愤的爆发、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罗兰夫人既己开柙放出革命之猛兽，猛兽噬王，王毙：噬贵族，贵族毙。”法国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屠杀、恐怖革命，“盖民智一开，人人皆自认其固有之权利，固有之义务，则有非得之非尽之而不能安者。”罗兰夫人始终是清醒而理智的，她并没有迷失在革命的洪流中与暴民为伍，她在革命走向歧途时挺身而出，希望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得民众的清醒、唤醒被革命暴力麻痹的人性。“爱国不如爱其身”，罗兰夫人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精神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一己私利、一己私欲上的。然而，法国大革命中大部分的流血牺牲是无辜的，这些都是由那些打着革命的旗号，实则疯狂宣泄一己私欲的暴徒所造成的。从反对封建专制到反抗革命暴力，梁启超和罗兰夫人一样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智和革命的初衷。在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权力面前，他们仍没有丧失单纯的理想和信仰，并甘于为此付出、为此牺牲，拒绝权利和利益的诱惑。国民革命成功后，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且一直希望拉拢梁启超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起初，梁启超为了建国理想加入了共和党，并担任司法总长一职，但是由于党派纷爭，他很快就厌恶了政党生活，萌生隐退之意。后来，袁世凯倒行逆施，推行帝制，早就看清其为人、野心的梁启超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倒袁”。

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发表于1902年，该时间点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而又比辛亥革命早了十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改革与革命的态度和情感。“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的死与梁启超笔下罗兰夫人的死有相似之处，他们用单纯美好的理想推动了改革或革命，但同时又被复杂的权利斗争卷入暴力流血之中。他们是理想的牺牲品，同时又是罪恶的替罪羊。

“乃其不死于王党，不死于贵族党，而死于平民党;不死于革命失败之时，而死于革命告成之后，则非夫人之志也。”梁启超一句话道破了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难道非要用一场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去推翻封建专制吗？这是《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梁启超对于社会革命的质问。

历史从来都是站在胜利的一方，由胜利的一方改写。当时的孰是孰非再无人问津，历史是残酷的，牺牲的总是轻易被人们遗忘。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只知拿破仑及其丰功伟绩，只知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鞭策自己，人们从历史上学来了野心，却从不铭记历史上的仁慈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