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竞争：闽粤荔枝优劣论及其演进

陈灿彬

晚清丘逢甲诗中曾言：“维闽与粤荔枝国，各有佳品因时宜。君谟作谱起聚讼，彼优此劣词何支。”不但点明闽粤地区是荔枝的主要产地，而且也揭示出中国荔枝史上一条重要的线索，亦即关于荔枝是何地所产为优的争论。据学者对中国荔枝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数据统计，①余华荣等：《2011年广东荔枝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广东农业科学》2012年第4期。现代广东的荔枝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占全国50%左右，如以广义的岭南论，即包括广西、海南等地，则种植面积和产量要占全国91%。这两个数据都远远超过福建，更别说四川地区.但在古代，岭南荔枝的命运则颇多曲折，几经沉浮，饱受来自川、闽两地荔枝的挑战，这种地位的竞争不仅关乎荔枝文献的创作问题，也是地域之间争夺文化话语权的生动体现，是文献文化史中非常有趣的问题。过去研究荔枝文化的学者对这点甚少措意。②学界已经注意到古代荔枝中心在闽粤地区的转换，如陈季卫、吕柳新：《从岭南到福建:古代荔枝学的“汤浅现象”》，《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2期，然而只是分析福建成为荔枝中心的原因，并未触及文化史中闽粤荔枝优劣论的此起彼伏及其背后意义。因此，本文将运用荔枝谱录文献和文学文献，针对“闽粤荔枝优劣”问题，重新梳理双方的争论，发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一、基调：荔枝闽优粤劣

据《西京杂记》所载“尉佗献荔”的故事看，①（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岭南荔枝在汉初已登上历史的舞台。宋代以前，两个关键的荔枝事件（汉和帝禁贡和杨贵妃食荔）也与岭南荔枝有关。杨贵妃天宝间所食荔枝来自何地，虽然争论纷纷，但以来自岭南一说最有说服力。②参见陈均《唐玄宗避暑华清宫及南海进荔枝考》，《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南方论坛》2007年第6期。可见，岭南荔枝在中唐以前都处于极重要的，然而在唐代，来自他方的挑战已悄悄来临。赵军伟指出：“岭南荔枝文学创作延绵最久，历汉唐宋而不绝，但始终没有占据咏荔文学的主导地位，荔枝文学创作中心在唐代汇聚于巴蜀，在宋代迁徙于闽地。”又云：“唐代咏荔文学是巴蜀的天下，宋代则斗转星移为闽地的地盘。”③赵军伟：《地域·政治·审美：唐宋文人的荔枝书写》，《阅江学刊》2015年第3期。虽然分析的是唐宋荔枝文学的创作概况，但事实上也可以说是荔枝地位的表现。宋人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如称“蜀中之品在唐尤盛”④（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3，《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子部第13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507页。、“闽产至本朝（宋代）方盛，非川广可望其万一”⑤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4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85页。。四川和福建荔枝的崛起，使岭南无法一枝独秀；三足鼎立，就必有博弈的存在。在唐代，杨贵妃喜欢南海荔枝甚于其他，蜀中荔枝大放光彩则要等到中晚唐。但因为福建荔枝在晚唐迅速崛起，川渝、岭南荔枝此时未免相形见绌。另外，由于种植产量和质量不高，四川荔枝不断式微而退出竞争的舞台，只剩下岭南和福建同台竞技。这也就是聚讼千年的“闽粤荔枝优劣论”。

晚唐五代时期，福建地区有着急速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一个活跃的知识阶层，到了北宋，这里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士人文化区之一，地域学术文化迥异于前。⑥参见陈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7-391页。这是宋代福建荔枝地位能夺魁首的历史背景。据陶谷（903—970）《清异录》载：

闽士赴科，临川人赴调，会京师旗亭，各举乡产。闽士曰：“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饤坐真人。天下安有并驾者？”抚人不识荔枝之未腊者，故盛主杨梅，闽士不忿，遂成喧竞。旁有滑稽子徐为一绝云：“闽香玉女含香雪，吴美星郎驾火云。草木无情争底事，青明经对赤参军。”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岭南荔枝固不逮闽、蜀，刘鋹每年设红云宴，正红荔枝熟时。⑧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结合晚唐荔枝文学的创作情况，第一条所反映的现象应为属实。正是在地域文化和知识阶层崛起的背景之下，福建士人才有矜夸土产的资本。有趣的是，晚明也曾发生“荔枝与杨梅，孰为果中之王”的争论，因非本文主旨，固可存而不论。⑨（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11，《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然则所谓“草木无情争底事”遂成为后代挥之不去的梦魇，这在“闽粤荔枝优劣论“表现更为明显。陶谷一生基本在五代度过，他所说的“岭南荔枝固不逮闽、蜀”大抵代表着那个时代对荔枝地位的认识，是后代“闽优粤劣”的先声。真正把“闽优粤劣”抬出来，并加以论述的是蔡襄的《荔支谱》：

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时之词人，多所称咏。张九龄赋之以托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于诗，又图而序之。虽颜色，而甘滋之胜，莫能著也。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于巴蜀，虽曰鲜献，而传置之速，腐烂之余，色、香、味之存者亡几矣。是生荔枝，中国未始见之也。九龄、居易虽见新实，验今之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①（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蔡襄认为“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之精好的荔枝仅仅比得上“东闽之下等”，也就是说粤不如闽。由于《荔支谱》在当时和后世的极大影响力，他所标举的“闽优粤劣”遂成为谈论荔枝优劣的基调，然而有基调，必有异调。下面将通过荔枝谱录和文学文献，找出历史的轨迹，也就是福建士人是如何巩固这种“闽优粤劣”的主流看法，而广东士人又是如何做出回应的，其背后又意味着什么？

二、巩固：历代荔枝谱录中的荔枝优劣

《荔支谱》具有很强的文献衍生性，②参见程章灿《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所以评品荔枝的基调一经蔡襄奠定，福建士人就纷纷用各自撰写的荔枝谱录佐证和巩固蔡氏说法。历代荔枝的谱录文献，福建可以说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岭南。

据学者的述评，③彭世奖：《历代荔枝谱述评》，《古今农业》2009年第2期。历代专门的荔枝谱录（包括佚本）有十五种，但南宋刘克庄《陈寺丞续荔枝谱》载：“蔡公绝笔山川歇，荔子萧条二百年。选貌略如唐进士，慕名几似晋诸贤。岂无品劣声虚得，亦有形佳味不然。题遍贵家台沼后，请君物色到林泉。”④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162页。陈寺丞，即陈宓（1171—1226），其字复斋，福建兴化人。据刘克庄所言，则陈宓似当作有《荔枝谱》，然此书早已亡佚，且今传诸家书目均无著录，所以难以确言。不过，他有《荔枝赋》一文，似乎又有作谱的可能，赋中称：“嗟蜀广之名同兮，真碔趺之与琼瑰。”⑤（宋）陈宓：《荔枝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42页。于此可见其对闽粤荔枝优劣的态度。故而刘克庄所言，可备一说。今按福建广东之分，对历代荔枝谱录列表如下：

福建1.（宋）蔡襄《荔支谱》2.（宋）曾巩《荔枝录》3.（宋）徐师闵《莆田荔枝谱》（佚）4.（宋）陈宓《荔枝谱》（佚）5.（明）徐火勃《荔支谱》6.（明）宋珏《荔支谱》7.（明）邓道协《荔支谱》岭南1.（宋）郑熊《广中荔枝谱》（佚）2.（宋）张宗闵《增城荔枝谱》（佚）3.（清）吴应逵《岭南荔支谱》

8.（明）曹蕃《荔支谱》9.（明）吴载鳌《记荔枝》10.（清）曾弘《荔支谱略》11.（清）林嗣环《荔枝话》12.（清）陈定国《荔谱》备注：（清）陈鼎《荔枝谱》对闽粤蜀三地荔枝都有著录，体例特殊。

由上表可知，这十六种谱录有十二种是专门著录福建荔枝的，岭南只有三种，而且还亡佚了两种，可见长期不受重视，数量远远落于下风。另外，福建荔枝谱录的作者除了曾巩、曹蕃以及不能确定的曾弘（其书多抄袭徐、邓之作）外，其他九人均为本土人氏，他们牢牢掌握着荔枝地位的话语权。其言论大抵是呼应蔡襄，如：

荔枝于百果为殊绝，产闽粤者，比巴蜀南海又为殊绝。（曾巩）①（宋）曾巩：《福州拟贡荔枝状》，《曾巩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7页。

名题于西川，贡珍于南海。吾闽所产，实冠彼都，可谓卢橘惭香、杨梅避色者矣。（徐火勃）②（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大抵闽中之产，可弟视南粤，仆视泸戎。（徐火勃）③（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3页。

荔支之在天下，以闽四郡为最。（宋珏）④（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15，《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荔支世推闽中第一，古人谱之详矣。（陈定国）⑤（清）陈定国：《荔谱》，《丛书集成续编》第8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553页。

上述所举就是宋明时期谈论荔枝优劣的主旋律，而清初陈定国所谓“古人谱之详矣”则颇有对这种结论进行总结概括的意味。清人吴应逵云：“荔支作谱，始于君谟。后有继者，要皆闽人自夸乡土，未为定论。”⑥（清）吴应逵：《岭南荔支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荔枝作谱始于蔡襄是吴氏失于详考（应为郑熊《广中荔枝谱》），如若改成“荔枝优劣，始于君谟”则庶几符合现状。而“闽人自夸乡土，未为定论”，其实北宋苏轼早发此意，即：“糖霜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闽人夸。”⑦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1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522页。根据苏轼的文化地位，按理说，他的忠告应该被奉为圭臬，至少也不可忽视。为何从宋代至清初，士人对此熟视无睹，仍然信奉“闽优粤劣”之说？这可从一段公案说起，明代徐火勃撰《荔枝谱》曾引严有翼讥苏轼不识真荔枝，云：

至于夏初先熟，厥名火山者，莆田惟黄巷有之。蔡《谱》谓其品殿。严有翼尝诋东坡四月食荔支，谓东坡未尝到闽，不识真荔支。是特火山（引者按：肉薄味酸，最差的一种）耳。⑧（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宋代严有翼所著《艺苑雌黄》，其中“立说颇务讥诋东坡公”，⑨（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27页。这点宋人已有明识。有趣的是，严氏为福建建安人，在闽粤荔枝优劣问题自然要偏袒当时已有定论的闽荔，故有苏轼“不识真荔”之讥。然而，苏轼在岭南真的没有尝过好吃的荔枝吗？考其《与欧阳知晦四首》（一作《与循守周文之》），曰：

今岁荔子不熟。土产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岭表之叹。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饱外又以归遗，皆云其香如陈家紫，但差小耳。二广未尝有此异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无一损者，此尤异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与者，故自不凡也。①（宋）苏轼：《苏轼文集》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54页。

苏轼不但吃四月之早荔，而且也吃增城所产之晚荔，所以这年没吃到增城荔枝就有“空寓岭表”的慨叹。而周文之所送的荔枝则让坐客都觉得其香堪比福建佳种陈家紫，虽然有“差小”的美中不足，但已足见宋代岭南荔枝也有佳种，这从北宋张宗闵专为增城荔枝作谱可以得到旁证。②（宋）陈振孙：“其序言：福唐人，熙宁九年承乏増城，多植荔枝，盖非峤南之火山，实类吾乡之晚熟，搜境内所出得百余种，其初亦得闽中佳种植之，故为是谱。”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9页。其实徐火勃自己在《客惠记闻》就说：“惠州荔支味酸，树亦甚少。东坡曾云：‘土产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岭表之叹。’至东莞渐多渐佳，五羊黑叶诸品，遂与闽产伯仲耳。”③（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他也承认增城有佳种，与闽产在伯仲之间，这在明清是一种事实，无法否定。退一步说，即使在宋代，岭南荔枝整体真的不如福建，但是两地的荔枝佳种差别绝不会很大，要知道“陈家紫”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④（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页。。由此推论，可能因为岭南荔枝产量多，品种不齐，即使有佳种，人们也难以尝到，所以有多是劣品的印象；而福建荔枝则属于少而精，再加上士人的揄扬，故有称霸天下的势头。不管如何，明清福建的《荔枝谱》虽然极力强调闽产之优，但也开始觉得粤产荔枝也有佳种，只不过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力，不会轻易自毁长城而已。如宋珏《荔支谱》：

黑叶之入酿，未可以粤产轻之。⑤（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15，《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又如邓庆寀《荔支谱》则专设一节论“岭南品第之当定”，云：

五岭、七闽，邻封比境。风土既近，气韵攸同。荔子高下，未能甲乙。大抵此种为美，不特闽美，而粤亦美。此种为下，不特粤下，而闽亦下。从来宦游二土者，皆未悉其真味。

此论乍看甚是公允，但是作者随后又说：

余向客粤，食之甚甘，可比漳、泉上品。大抵五岭过暖，时多失候，物亦宜然。福州寒暖适中，物自纯美。岭南纵不得与延寿、胜画争雄，乃列蜀川之后，实为厚诬……即福州佳种，亦以早摘作酸，岂皆生质之过耶！⑥（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在荔枝谱录的传统认知中，如徐火勃就把福建荔枝分为“福州品”“兴化品”“泉州品”“漳州品”，这样的分类其实已暗含高下之分。事实也是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两地荔枝多佳种，上举“延寿”“胜画”两种就是出自此地。换言之，在邓氏看来，岭南荔枝可与漳、泉上品相埒，却还是比不上福州、兴化两地的佳种。作者为岭南荔枝击鼓鸣冤，只不过认为它不该排在蜀中荔枝之后而已。历史上认为岭南荔枝比蜀中差的，前举陶谷是先声，又如北宋《太平寰宇记》云：“涪州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⑦（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3，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2页。。另外唐慎微《证类本草》也引《图经》之言，云：“其品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①（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3《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子部第13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507页。有趣的是，唐慎微本身就是蜀人，在福建荔枝掌握着话语权的宋代，他也只能与岭南荔枝争夺第二。这些说法在后世不断有人昌言，但显然与事实不符。所以到了明代，福建文人都开始为岭南荔枝叫屈，只是他们没有把荔枝的王者之位拱手相让而已。

清代岭南文人急切想夺回荔枝话语权，金武祥就对福建文人矜夸本土荔枝不满，曾言：“其后徐火勃、邓庆寀、宋珏、曹蕃历有撰述，或近传奇，或不脱小品习气，皆不足录。”②（清）金武祥：《重刻荔枝谱序》，《丛书集成续编》第8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565页。“近传奇”和“不脱小品习气”等说法其实是沿用了四库馆臣的评价：“蔡谱尚已，徐谱所收如《十八娘别传》之类，邓谱所收如《鲍山荔支梦》之类，皆近传奇。宋谱福业诸说，不脱明人小品习气，曹谱差简质，犹有古格。”③（清）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6，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59页。馆臣尚有持平之论，金氏“皆不足录”说只不过是对“闽人自夸”矫枉过正的批驳而已，但我们要追问的是，金武祥这种信心有何文化史语境？

三、重夺：清代岭南荔枝书写的繁荣

正因为宋明以来，岭南荔枝地位长期受到压制，所以岭南文化一旦兴盛，广东士人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地域担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系列《荔枝词》的创作。可以说，重夺荔枝话语权是清代岭南荔枝书写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荔枝书写史上关键的分水岭。这一年的七月十五，福建徐火勃成功撰写了《荔支谱》，并题写了《荔支咏》四十绝，附在卷末。他取江家绿、火山等四十个品种，以绝句的形式进行吟咏。无独有偶，在一个月前，徐火勃好友屠本畯就有《荔支纪兴二十六首》：前十三首也是专门咏品种，共咏二十三个品种；后十三首则属于杂咏荔枝情事。最早以组诗吟咏荔枝品种要追溯到宋代王十朋《荔支七绝》，④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3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919页。共题咏七个福建荔枝品种，并附有自注（这是题咏品种的一个传统）。徐火勃的《荔支咏》可以说是近祖屠本畯，而远绍王十朋。但徐火勃是先作谱，后咏诗，所以他这组诗歌并没有自注部分，而是与其书中所记相辉映。徐氏《荔支谱》行世之后，马上引来了福建地区为荔枝作谱、题诗的新高潮。很多人更是有意识地模仿徐氏进行荔枝品种咏的组诗创作。其时作品多收入徐、邓两人《荔支谱》中，如陈荐夫《荔支十咏》、陈省《荔支十咏》、谢杰《荔支名歌八首》、杜应芳《荔支咏》七律三十首，等等，可见一时盛况。

处于晚明福建荔枝题咏大盛之时，岭南人会持什么看法呢？韩上桂《荔支颂》序曰：

余友邓道协所著《通谱》详矣。往时闽粤各矜其胜，余谓兹果，何必余两乡。即泸戎间，固俨然称南面孤也。因忆白香山所评语，而为之颂。⑤（明）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11，《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韩氏为广东番禺人，据序中所言，他与福建邓庆寀为朋友，彼时邓氏及其他福建士人正矜闽荔之胜；由于岭南荔枝尚无与福建对抗的文化优势，他只能斡旋其中，面面俱到，既称颂福建，也赞美岭南和川渝的荔枝，让人感觉他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法力争，只能调和的策略。

入清之后，荔枝题材的创作风气逐渐转移到岭南地区。屈大均创作的《广州荔支词》五十四首，全面吹起了反攻的号角。第一首就开宗明义称荔枝产番禺：“后皇嘉树产番禺，朱实离离间叶浓。珠玉为心君不见，但将颜色比芙蓉。”①陈永正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页。荔枝的地域性再次被重新提出来，成为这组荔支词鲜明的特点。其他则或咏岭南荔枝品种，或写岭南荔事。虽然他在《广东新语》专门讨论过荔枝，但他的荔枝词仍与自注相结合，而且注释大部分是用整齐的韵文（四言、七言、杂言不拘）写成的，诗注相生，两者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受屈大均影响，与他唱和的岭南人士，也开始创作本地荔枝词，如陈恭尹《次和刘沛然王础尘广州荔枝词十首》、成鹫《荔枝词三十首寄张子白杨鬯侯》，但文学和史料价值都比不上屈氏所作。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代的王煐，作为在岭南仕宦的北方人（天津），他也参与到岭南荔枝词的创作。《离支词》序有言：

世俗之情，恒多否而少可。且从来物之尤者，固足移人，即使聋瞽，莫不欣然，而遘之者罕矣。无怪乎诽语之丛出，而以耳为目者，又从而附和之也。虽然布帛菽粟，以及鸡豚鱼鳖之常，则人习见而共知者，请得因物托喻，比拟其伦，庶使尝之者味其真，而未尝者知所慕也。②（清）王煐：《蜀装集》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39页

王煐对岭南荔枝的认识是由浅到深，日久生情，不免为岭南荔枝长期受到福建压制感到不公，故有许多回护之词。如：“莆田荔子贵枫亭，闽客矜夸亦可听。独惜君谟修荔谱，不曾著得岭南经。”（其二十一）正因为蔡襄《荔枝谱》不著录岭南荔枝的刺激，并对“闽客矜夸”“诽语丛出”、“从而附和”等行径感到不满，作者才迫切想为岭南荔枝正名，其目的非常清晰，就是想使“尝之者味其真，而未尝者知所慕也”。换言之，想重夺岭南荔枝的话语权是其荔枝书写的诱因。由于王氏的屋乌之爱，他对岭南荔枝的普通品种，诸如三月红、大造、火山、黑叶、塘壆等，都能从底层生活的角度进行欣赏，这是与前人题咏的异趣所在。总之，王煐这组诗歌继承了品种咏的优良传统，有大量注文介绍岭南荔枝品种和社会民俗风情，是对屈大均《广州荔支词》的深化。

康乾之世，岭南荔枝已经有极大的发展，据学者考述：“康熙年间，广东增城挂绿就已取代了新兴香荔的王者位置，甚至成为天下第一荔。”③赵飞、倪根金：《增城挂绿荔枝历史考述》，《中国农史》2013年第4期。这可以从屈大均、王煐等人的《荔枝词》找到佐证。经过他们的努力，闽粤荔枝优劣之争的天平也开始倾向岭南一方。此间值得注意的是温汝适，后来甚至有人传闻他著有《岭南荔枝谱》。④见谭莹《岭南荔支词》其五十九，自注云：“闻温筼坡先生著有《岭南荔枝谱》。”可见温汝适与岭南荔枝的关系。温汝适诗中有“阿咸知我近谱此，远寄味压秋江鲈。”“惟应作谱纪尤物，谱成更伤忠州图。”（温汝适《携雪斋集》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1册，第513-514页）但他写荔枝多留意品种，甚至补方志之缺，虽没有《荔枝谱》流传，也可算是用诗谱荔，而他对闽粤荔枝优劣的认识，如其诗自注云：

今吾粤四月所熟，名玉荷包，尚非佳品，至六月之黑叶及新兴香荔、增城挂绿，则人人皆知其美。同种中有自有高下，或种植得法，或阅岁数百，结实皆殊绝，意闽中未是过也。⑤（清）温汝适：《携雪斋集》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1册，第513页。

从晚明韩上桂调和闽粤之争，再到清初屈大均、王煐等人的重新争夺，如今再上一个台阶，清中期的温汝适已有自信认为闽中荔枝不能超过岭南佳品，这不但是岭南荔枝的发展结果，也是其时岭南士人阶层兴起的反映。这个通过对谭莹《岭南荔支词》的分析，将可以清楚地看到“闽粤荔枝优劣论”背后蕴含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谭莹这组作品的创作背景及其意图。他的《吴雁山孝廉岭南荔支谱题词》作于道光丙戌（1826）年六月，其中云：“忆往事于六载，赋新词之百篇。”①（清）谭莹：《乐志堂文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可知谭莹《岭南荔支词》成于道光元年（1821）。据陈璞《尺冈草堂遗集》载：

道光初，阮元开学海堂于粤秀山，以经史诗赋课士，见莹所作《蒲涧修禊序》及《岭南荔枝词》百首，尤为激赏。②（清）陈璞：《尺冈草堂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57页。

事实上，学海堂创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而《学海堂初集》则刻于道光四年（1824），所收文章都是当时学生的课卷。《岭南荔支词》就是其中一次课试的题目。应课者当然不止谭莹一人，集中还收有杨时济、李汝梅、崔弼、吴应逵等28 个人共68 首《岭南荔支词》。③参见《学海堂初集》卷15，《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0-270页。不可否认，所收作品是经过删汰后的优秀作品，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谭莹的组诗。为什么谭莹所做的百首会引起阮元的激赏呢？阮元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出任两广总督，嘉庆二十四年④这组诗系年于嘉庆己卯。见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62页。曾创作八首《岭南荔支词》，所以，学海堂《岭南荔支词》一题是他依据已有的创作经验来测试诸生的水准；同样的例子如阮元先有《文言说》《文韵说》，而后学海堂课试题目有《文笔考》。由此可见，学海堂所出题目的渊源所在，既包括阮元本人探索的经验，又隐含了他对诸生的学术和文化期待。因此，当谭莹拿到这个题目时，首先横亘在他前面的是阮元的《岭南荔支词》——这八首是咏岭南“荔”史的佳作，兼具史识和诗美。而谭莹则绕开了阮元的荔枝书写模式，另辟蹊径，绍述屈大均《广州荔支词》以来岭南荔枝书写的传统，出色完成这组作品。正因如此，谭莹的创作才能深获阮元激赏。如果说，阮元的诗作是有意避开岭南《荔枝词》的传统，那么谭莹则是回归到这个传统，即对品种和风土的歌咏。《荔枝词》咏品种和风土其实更体现本地人的关注点，也更符合这种体裁的设定。有人认为：“谭诗的最大价值在于跳出了单纯赞荔、讽荔的模式，独辟蹊径，贴近地域，尽情释放了荔枝意象的诗美价值。”⑤谢中元：《“讽荔”之外：〈岭南荔枝词〉的诗美价值》，《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但是，所谓独辟蹊径和贴近地域只不过是《荔枝词》的传统而已。清人汤大奎在《炙砚琐谈》曾写道：

唐人《柳枝词》专咏柳，《竹枝词》则泛言风土，如杨廉夫《西湖竹枝》之类，亦有专咏竹者，殊无意致。宋叶水心创为《橘枝词》，汪钝翁亦有是作。余入闽作《荔枝词》，专咏荔枝仿竹枝体。⑥（清）汤大奎：《炙砚琐谈》卷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65页。

《荔枝词》和其他诸如《竹枝词》《柳枝词》《橘枝词》《桂枝词》《樱枝词》《桃枝词》《蔗枝词》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专咏题目本意或泛言风土。所以确切来说，谭莹是继承了这种传统，尤其是屈大均以来岭南荔枝书写的传统。

明白了谭莹的创作背景，我们要再考察一下他的创作意图。虽然这组诗是课试之作，但它是精心结撰出来的，所以作者想通过它传达出什么样的内容就变得很重要。一般来讲，我们都认为这组诗是对荔枝的原真呈现。但如果把它放在闽粤荔枝优劣之争的背景下，那么谭氏的意图就非常明显地展露出来。谭莹《跋岭南荔枝谱》，曾记其中心曲，曰：

忆往事于六载，赋新词之百篇。为日既寡，蓄书不多，捃拾靡精，搜罗岂遍，今读是书，殆将覆瓿。权衡迥异，敢沿秀水之谈；轩轾所存，又觌陈留之序。①（清）吴应逵：《岭南荔支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7页。

吴应逵《岭南荔支谱》的诞生，是要改变荔枝史上“贵耳贱目，悦甘忌辛，揄扬标榜，迄无定论”的现状，也就是在谱录上有与福建抗衡的文献。谭莹欣慰地看到岭南地区有自己的荔枝谱，而他六年前所做的《岭南荔支词》也就可以覆瓯了。就此而言，他是把自己的荔枝词等同于暂时的谱录，其意图是要为岭南荔枝正名，所谓“敢沿秀水之谈”。秀水即朱彝尊，他曾说：

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谓闽为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谓粤次于闽，蜀最下。以予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敌岭南之黑叶。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②（清）朱彝尊：《题福州长庆寺壁》，《曝书亭集》卷68，《景印四库全书》13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2页。

朱彝尊把蔡襄的言论斥为乡曲之论，并认为荔枝闽不如粤，这虽然有不考虑历史发展的嫌疑，却是深受岭南人认同的异调。故而谭莹在诗中写道：“优劣由来莫定评，南中品第更谁争。竹垞自是平章老，降紫颁红论最平。”（其五十五）事实上，这是谭莹肆力创作《岭南荔支词》的重要动力，除了想表达岭南荔枝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外，还想通过已被遮蔽的事实回应历史上那些评品荔枝者的乡曲之论，从而抢回在荔枝竞争中的话语权。谭莹的自我认知是非常清楚的，诗中云：

巴图闽谱各搜奇，野客还矜绝妙词。东粤文章谁抗手，曲江赋后长公诗。（其五十四）

白居易的《荔枝图序》和蔡襄的《荔枝谱》，一为蜀荔，一为闽荔，然而岭南荔枝文章有谁能够与之抗衡呢？答案当然是张九龄的《荔枝赋》和苏轼的荔枝诗歌。谭莹所写的组诗同样想继续为岭南荔枝在“文章”上张目。又如第五十九首云：

荔谱人人说太陈，亮功红写墨华新。老成今日伤凋谢，贬蔡针徐待粤人。自注云：闻温筼坡有《岭南荔枝谱》。

谭莹根据传闻下注，实际上温汝适并没有《岭南荔枝谱》一书。但他似乎更愿相信这个传闻是真的，在没有看到内容的情况下就以“贬蔡（襄）针徐（火勃）”许之。这是专指荔枝谱录而言，谭莹本人的书写实践则可以说是在荔枝词的创作中“贬蔡针徐”。由于温汝适实无此作，吴应逵后来“将错就错”，在五年之后，即道光丙戌年（1826）撰成《岭南荔支谱》，继承谭氏这种思想，这也意味着岭南地区在荔枝词和谱录上全面地从福建抢回了话语权。可以说，正是这种创作动力刺激了清代岭南荔枝文献的繁荣。

结 语

从汉代至中唐，岭南荔枝一直占据着荔枝史的首要位置。然而中唐以降，地位受到来自四川和福建的挑战。宋代而后，荔枝闽优粤劣更是伴随着蔡襄的《荔支谱》变成了主旋律；以徐火勃为中心的晚明福建士人牢牢地控制着这个话语权，并不断在荔枝谱录和文学文献中巩固这个看法。入清之后，重夺荔枝话语权促进了岭南荔枝书写的繁荣，最终依靠学海堂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在谭莹《岭南荔支词》和吴应逵《岭南荔支谱》的创作中全面回应了福建士人荔枝评品的定谳。这个现象表明的不仅仅是荔枝一物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优劣，而是荔枝背后地域文化的发展和竞争。在学海堂未成立之前，福建的学术文化显然比岭南地区发展得更加充分，其士绅阶层的构成及其地域观念都较为深厚。阮元在道光元年写给陈寿祺的信中说：“粤中学术故不及闽，近日生于书院中立学海堂，加以经史杂课，亦略有三五佳士。”①（清）陈寿祺：《左海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8页。阮元在学海堂的课试出《岭南荔支词》一题，除了是他曾创作过，具有经验外，显然隐含了他对岭南诸生的学术和文化期待，这与他出《文笔考》是为了弘扬其学术观点是一样。②参见钱钟书：《容安馆札记》第737则，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又于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第1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结合闽粤荔枝优劣之争的背景来看，正因岭南学术文化不及福建，没有形成足够强劲的学术共同体，岭南荔枝的地位才长期受到压制，而改变这种学术文化处于劣势的境地，正是阮元建造学海堂培养士子的原因以及他对岭南诸生的期待所在。所以当他看到谭莹的《岭南荔支词》时，表现出“尤为激赏”的态度。对此，我们并不惊讶，因为这代表着广东的学术文化正在兴起，且已有“三五佳士”的学术共同体可以与福建甚至是江浙地区一较高下。学海堂的设立是广东文化发展的转折点，于此可见一斑。总而言之，从宋朝至清朝，闽粤荔枝优劣之争一直是荔枝书写中的潜伏因素，也是清代岭南《荔枝词》创作得以熠熠生辉的催生剂。此间天平的变动代表着闽粤文化发展的升降，学术文化繁荣的一方往往能够掌握话语主导权。闽粤荔枝的话语权争夺实际是闽粤文化发展的一张晴雨表。通过本文的个案研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谱录文献的推崇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在谱录文献中是常见的现象。我们该如何把握？方物的地位与士人集团的揄扬、地域文化的发展又有哪些结构性的特点？这些都是我们将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