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之城

我与《长城》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我考入被称为“坝上最高学府”的张北师范。张北师范建于三十年代，如今已经难觅身影，其所在的位置已经被开发成楼盘，那条路命名为师范路，一座承载太多学子梦想的学府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了。不过，张北师范还有另一种个性化的存在方式，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特别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子，那记忆里包含着远逝的青春，朦胧的爱情，当然还有理想与梦幻。

于我，则是文学之路的开始。虽是一所中等师范，但藏书甚多。与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可在我心中，这里就是文学的殿堂，每次走进那间石头房，神圣感油然而生。按学校规定，每人每星期只能借两本，我两三天读一本，根本不够，所以每次借书我都要趴在窗口和管理员磨嘴皮子。她是个和善的人，每次都说违反了规定，但每次都给我破例。

我常去的另一个地方是阅览室。周六下午、周日全天，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我基本是在阅览室度过，那儿有许多文学杂志，《十月》《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当然还有《长城》。杂志只可阅览，不可带走，往往正读得起劲儿，时间到了。阅览室的老师没有图书馆管理员好说话，不管如何央求，他都不允许带走，再多说他就会大发脾气。碰了几次壁，我老实多了。但偶有破例，那次就是读《长城》的一篇小说，正至酣处，我假装没听到铃声，老师怒冲冲地走过来，从我手中夺过去。数秒之后，他出乎意料地转过身，瞅瞅我，问我能不能保证次日开门时准时还回来，我当然连声答应。于是我的学生证在阅览室的书架上过了一夜。我很感激他。那一期的《长城》我从头读到尾，意犹未尽。

毕业之后，我分配到乡镇中学任教，读书困难了许多，想读什么，只能自己买。我开始蹒跚着写作，并壮着胆子向外投稿，而《长城》是我投稿的杂志之一。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湖南文学》发表了处女作《岩浆》，之后在《山西文学》《飞天》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那一年，我把中篇小说《血乳同根》拿给已调至省城的阿宁指正，他推荐给《长城》的编辑关汝松。几个月后，《血乳同根》登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从此与《长城》结缘。

2002年，《长城》举办了一次“名家与新人”笔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笔会。名家有铁凝、莫言、马原、刘庆邦、池莉等，河北的小说作者除了我，还有建东、李浩、讴阳北方等人。去承德的路上，莫言就坐在我身边。车上拉了一捆当期的《长城》，上面刊载了我的小说《折腰》。莫言翻阅了一会儿，问我小说里的一个细节，我忘了怎么回答的，有那么一点紧张。大家都没大家的架子，那是我参加笔会的第一个感受。

那是八月上旬，正逢坝上降温，抵达后一行人跑到商店买外套。我这个坝上人也抵挡不住，买了件夹克衫。晚上有篝火，每个人都穿着从宾馆借来的棉大衣，当然暖和了许多。对于我们这些新人，更是如此，因为心里燃烧着文学的火苗。

次日到野外观览。花草繁茂，初到草原的作家都被深深吸引，生活在坝上的我很有那么一点自豪。铁凝指着一种开得正艳的蓝色花朵问我叫什么，我顺口说猫眼睛。然后意识到这个回答过于随便了。铁凝自然问的是花的学名，但老实说，以我可怜的植物常识，真的不知道这种花的学名是什么。

我生活的坝上，花草、飞鸟、昆虫都是有名字的，当然没有多么正式。比如上述的花，花瓣中间有圆形黄蕊，类似猫眼，所以称猫眼睛。而另一种状似铃铛，则叫铃铛花。状似喇叭，则叫喇叭花。有一种鸟，腿极长，则叫刘长腿。另一种鸟形状极小，则叫小蜂鸟。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生死镜》中，我写了那些花草、昆虫、飞鸟，仍然用了土名，因为小说里的人物只知道土名。每个名字背后都有其含义，虽不多么严谨，也不科学，但与其生活息息相关。

但在那天上午，我太想知道猫眼睛的学名了。虽然我未能准确地告之铁凝，但她的询问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去年，我在手机上安装了名为“形色”的软件，只要照一下，就会显示花草树木的学名。每到一个地方，看见不认识的植物，我都要照一照。这个习惯与那次笔会大有关系。学习写作，读名家的作品就够了，但与其相处，能学得更多。这一切，如果说是感悟的话，全拜《长城》所赐。

平均三至五年，我会在《长城》发表一篇作品。2006年，《长城》设置了一个“评说”栏目，我在《长城》发表了中篇小说《挂在旗上的风》和短篇小说《一个人和一条路》，并配发了陈福民先生的评论《胡学文的意义和困难》。那也是我第一次享受刊物的厚遇，与小说同发评论。为此，我很感激《长城》。2015年《长城》编发文学冀军“实力展”，我在此发表了中篇小说《一曲终了》，并配发了陈晓明先生的评论《在人伦困境处探寻小说艺术》。我个人是不敢并羞于让评论家写评论的。知道了困难在哪里，掘进更有方向了。

《长城》既重视名家，又注重培养新人。我在《长城》上读过铁凝、格非等人的作品，受益匪浅。向名家约稿是困难的，但《长城》总能约来，我想《长城》的编辑不仅眼光独到，更有敬业精神。而同时注重培养新人，使其有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每年我要参加不同的笔会，所遇作家许多在《长城》发过作品，谈到《长城》，都是肯定的语气和神情。可以这样说，《长城》无论在作家群或是读者群，都有着良好的口碑。

《长城》有“守”的一面，又有“攻”的一面。我所说的“守”并不是保守，而是坚守。《长城》有自己的定位和品格，没有在浮躁的时代里淹没身影。一些刊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丧失了坚守和定位，改来改去，丧失了文学的根本，有的把沿用几十年的刊物名称都改掉了，不伦不类，刊发的作品也与文学相去甚远。那样的路不是捷径，而是往坡下走。果然，数年后，某些改名的刊物又改了回来，而有的刊物即便想改，已经不大可能，要么市场已经严重流失，要么刊物名已经被搶用。我常常想，那些人为什么要把好好的刊名改了？如果对文学怀有敬畏，绝不会想出如此下策；可若与文学无关，凭什么一句话就决定刊物的命运？市场啊时代啊，这些理由太过冠冕堂皇，答案或许没那么重要了。《长城》历风雨而不衰，是文学之大幸。

《长城》的“攻”，是其始终在寻求变化。文学须求新异，《长城》在这方面没有落伍。无论是装帧设计还是栏目设置，或者用稿方面，都呈现出生长的态势。这是《长城》具有生机和气象的另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

《长城》之城，文学之城。厚重，大气，包容，开放。在她创刊四十周年之际，写下这些文字，作为纪念。

祝她越办越好！

胡学文，1967年9月生。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等八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首届“鄂尔多斯”奖、《钟山》文学奖、《青年文学》创作奖、河北文艺振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