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兄弟相残”原型叙事探究

张清华

作为一种古老的原型故事，“兄弟相残”在西方文学中一直广泛存在着。在古希腊神话中，关于伊阿宋和金羊毛的故事中即有着套叠的兄弟相残故事，伊阿宋的父亲埃宋是一位正直的国王，但生性软弱，被其同母异父的哥哥珀利阿斯阴谋推翻，将其放逐城外。这十分类似后来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中的故事。伊阿宋长大后要向伯父讨还王位，但珀利阿斯借口让伊阿宋去讨回金羊毛，方可归还。伊阿宋在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的帮助下取得了金羊毛，而美狄亚为帮助伊阿宋逃出科尔喀斯王国，杀死了自己的弟弟阿普斯特斯。

希腊神话中类似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和其叔父希埃斯狄斯之间的仇杀也是如此。兄弟两人本来说好轮流统治国家，但是阿特柔斯得到了一头金毛羊，便认为可以权力永续，再不愿交出王位。弟弟则怀恨在心，私通嫂嫂，合伙偷走了金毛羊，篡夺了王位。哥哥愤怒不已，要讨还王位，弟弟则声称除非太阳从西方升起。阿特柔斯求助宙斯，太阳果真从西方升起，阿特柔斯夺回了王位，并将弟弟的儿子们杀死，做成菜肴请弟弟品尝。希埃斯狄斯陷于疯狂，便听信巫师之言，只要和自己的女儿成亲，便可杀死阿特柔斯。于是，他真的与自己的女儿乱伦，生下了孽子埃奎斯托斯。而埃奎斯托斯多年后不仅杀死了伯父阿特柔斯，也杀死了其堂兄阿伽门农。

这活像是《哈姆莱特》的原型或翻版，有了这些古老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变得不再是孤证。

在《圣经》故事中，也记录了亚当和夏娃之子该隐和约伯之间的兄弟相残。或许因为《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该故事成为了一个经典的隐喻。一方面，它确实指向了人性自身的阴暗与残暴，另一方面，它又涉及到基督教中关于人的原罪说。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隐含的主题和上述希腊神话故事一起，成为了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型。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运用了这一叙事模式，在《哈姆莱特》中，克劳狄斯弑兄娶嫂；在《皆大欢喜》中，莎翁写了两个兄弟相残的故事，一个是弟弟弗莱德里克篡夺兄长的权位并将之斩尽杀绝，一个是兄长奥列佛不顾一切地迫害弟弟奥兰多。很明显，这两部戏剧都可以看作莎士比亚对《圣经》中兄弟相残故事的再创造，表达了他对人性的深深绝望与悲悯。当然，西方文学的兄弟相残叙事不仅具有《圣经》隐喻意义，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历史象征意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中，亨利因为无法容忍同父异母的黑人兄长邦玷污妹妹而将其杀死。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是福克纳将兄弟相残叙事与种族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小说的兄弟相残其实成为了美国南方种族关系的隐喻。由此可见，兄弟相残叙事在西方文学具有多重功能的意义，它既可以用来勘探人性，指向形而上的层面；又可以隐喻历史，指向历史与现实问题。

与西方文学相比，古代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强调和宣扬的是“孝悌”，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关系。但是中国历史中却发生了无数兄弟相残的事件，尤其是在王宫帝胄之中，弑夫和杀兄，篡位与乱伦，实在是太多了。但奇怪的是，在文学中所叙述最多的，却是以孝悌为主旨的作品。比如《诗经·小雅》中《棠棣》便描述了这种理想型的兄弟关系，发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感叹；志怪小说《续齐谐记》中《紫荆树》更是记载了兄弟之间和睦相处的传奇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即便写到兄弟相残，也是为了从反面说明伦理关系的重要性。像《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与弟弟公子段兄弟相残一直被视为他的人生污点。司马迁《史记》中《舜帝本纪》中记载了舜的父亲瞽叟和小儿子象一起，多次谋杀舜而未遂的故事，读之也令人惊心动魄。《汉乐府》中《孤儿行》讲述了兄长虐待幼弟的故事，生发出“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的感慨。在“四大奇书”中，比较多的是书写“忠义”主题的故事，而其中的“义”说到底便是所谓兄弟情谊，是一种与“庙堂秩序”相对的“江湖伦理”。刘关张“三结义”，和《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个好汉的结义，都是声称“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异性兄弟的典范。

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记载过一些兄弟残杀的故事，但是这些都是他所批判的对象，他渴望的还是和睦的兄弟关系。因此，虽然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兄弟相残的历史事件，但是文学中并未大肆渲染书写这类故事，相反却致力于描述理想的兄弟伦理关系的图卷。这种张扬善与美的伦理关系的文学书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中国文化中的性善论的支配，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以伦理学规训文学，且缺乏人性深度的表现。

真正将兄弟相残叙事运用到中国文学中，并赋予其丰富的隐喻意义的，是新文学，而首先必须提到的作家则是鲁迅，是他第一次使兄弟相残这类原型叙事获得了巨大的思想能量。《狂人日记》中，狂人发现了哥哥参与迫害自己，并吃过妹妹的肉。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兄弟相残这一人性真相的发现。但是，从国民性批判视野看，兄弟相残恰恰是中国人愚昧麻木的精神隐喻。因此，在《狂人日记》中，兄弟相残叙事与思想启蒙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药》中，华老栓吃了革命者夏瑜的人血馒头，而华与夏本是兄弟一家。于是，小说中的革命者与普通百姓之间就构成了类似兄弟相残的隐喻。从历史角度而言，这里面的兄弟相残影射了辛亥革命的悲剧性。在鲁迅研究史上，不少学者认为《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隐喻了周氏兄弟的失和与反目，而这一现代爱情悲剧或兄弟反目故事，则蕴含了爱与自由的悖论。很明显，兄弟相残叙事在鲁迅小说中有多方面的体现，并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事实上，在鲁迅之后，不少现代作家在作品中借用了这一叙事模式，比如曹禺的《雷雨》中鲁大海与周萍的激烈冲突，《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少祖与蒋纯祖之间的冲突，都多少有它的影子。

但在“左翼文学”的视角看来，兄弟相残或反目的动力不是源自本能和无意识，也不是外在的物质利益驱使，而是阶级身份的差异与思想观念的分歧。尤其是阶级身份的差异，到了“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时期，更成为构成兄弟相残或反目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阶级伦理来取代家庭伦理，于是以往在家族内部发生的兄弟相残的故事便可以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理解。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样的土改小说，农民在未有阶级和革命觉悟之前，他们与地主的关系其实可以理解成家族内部的兄弟相残。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阶级觉悟，家族内部的兄弟相残便获得了现代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阶级革命赋予了古老的兄弟相残叙事神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程仁便可以不必顾忌黑妮去斗争钱文贵。同样，在《烈火金钢》中，地主何大拿的儿子何志武是漢奸，女儿林丽则是八路军的卫生员，兄妹俩在地道口怒目相向，枪口对着枪口。在《三家巷》中，陈家、何家和周家的青年本来都是具有血缘意义上的表兄弟关系，但是阶级身份和革命意识最终导致了他们分道扬镳，互为仇人，势不两立。总体来看，“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不是直接讲述兄弟相残的故事，而是以讲述家族内部的阶级冲突来沿用这一古老的叙事模式。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以阶级伦理取代了家庭伦理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则再次把文学的聚光灯照射在家庭上，着力展示家庭内部的风景，包括兄弟相残。张炜《古船》的一个意义，就是把原来披着革命外衣的家族冲突重新还原为令人震惊的兄弟相残故事。于是，在乡村伦理中具有亲缘关系的隋赵两家的恩怨情仇便具有了人性展示的深度和力度。也就是说，赵家对隋家几十年的残害不是出于革命，而是人性的贪婪、残暴、扭曲所产生的变态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古船》解构了这一主题的政治模型。《古船》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小说内部设置了在面对洼狸镇未来发展道路上，隋抱朴与隋见素兄弟一度反目的情节。在这里，他们兄弟反目隐喻了张炜八十年代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痛苦思考，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大情怀。在解构革命历史叙事上与《古船》异曲同工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在这部小说中，白鹿两家本是一家，因此两家人都是兄弟。但是，无论是白嘉轩和鹿子霖，还是他们的后代，不管是披着仁义的外衣，还是革命的外衣，都在明争暗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鹿原》沿用了兄弟相残这一叙事模式。

像张炜和陈忠实这样的作家运用兄弟相残叙事还有与“十七年”文学对话的意味，到了余华和苏童等先锋作家这里，兄弟相残叙事就是为了淋漓尽致地展示人性之恶。在《现实一种》中，余华用冷靜到极致的笔触写出了两代人兄弟相残的故事。如果说山岗和山峰兄弟之间的相残还有原因的话，那么皮皮对弟弟的残忍便完全是一种游戏本能的体现，可以说还原到了该隐杀约伯的那种原始的无意识动机。它让人对人性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冷。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家老大狗崽为了一只胶鞋，就对着还在母亲蒋氏肚里孕育的弟弟连打了三拳。这个细节也可看作一场兄弟相残，它显示了人性本质上的自私与残忍。在《罂粟之家》中，刘老侠逼死了刘老信，刘沉草杀死哥哥白痴演义，都是兄弟相残的无意识表现。从这几篇小说来看，对于余华和苏童来说，在八十年代，兄弟相残叙事是他们勘探人性的一种方式。不过，新世纪以来，他们作品中的兄弟相残叙事更加具有现实感。比如余华的《兄弟》，异性兄弟宋钢和李光头从手足情深到后来反目成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林红。因此，《兄弟》中的兄弟相残与性和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兄弟相残时，一直把兄弟看成男性兄弟。如果我们不过于性别化地理解“兄弟”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姐妹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变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当代文学中的姐妹相残纳入到兄弟相残叙事中来。其实，当代文学中不乏姐妹相残叙事的作品。苏童《妻妾成群》中，为了争夺陈佐千的宠爱，新学生颂莲最终参与到陈家女人之间的战争中；孙慧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潘桃和李平最初亲如姐妹，后来因为观念分歧相互交恶，走向陌路。《妻妾成群》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姐妹相残叙事都有着深刻的寓意，前者是对五四女性启蒙文学的反写，揭示了女性认同男性文化后互相伤害的悲哀事实；后者则是借助两个女性之间的冲突写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网络文学中有更多讲述姐妹相残的作品，《甄嬛传》中，甄嬛与安陵容本是好姐妹，但是后来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最终反目成仇。《芈月传》中，芈月与芈姝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后来嫁到秦国之后为争权夺利则互相残害。需要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网络文学中这些姐妹相残叙事表现的是性别关系的残酷，这里既有女性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地位的差异。因为，很明显，在这些网络小说中，男性在权利资源占有上比女性要有优势，女性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围绕男性展开的。像《甄嬛传》中，甄嬛以及其他女性都是为了争夺皇帝的恩宠。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中的姐妹相残叙事隐喻着现实的性别关系。如果更深层地讲，活在后宫中的甄嬛们互相残害实际上象征了个人主义逻辑在生活中的胜利。因此，对网络文学中女性相残叙事进行文化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叙事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识内涵。

通过梳理当代文学中的兄弟相残叙事，可以看出其复杂的意义内涵，它可以指向红色文学经典中的阶级革命，也可以指向新时期文学中的家族纷争，还可以指向市场经济时代人被欲望所还原和扭曲的现实，甚至可以指向当下的性别境况。因此，研究这一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中的运用，无论是对于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相信都不无裨益。更何况，当代大量的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广泛运用这一叙事模式，更增加了我们研究它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