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女性离婚意向的实证分析
——基于婚姻投资模型的视角

张会平

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转型的背景下，过去四十年来我国城市婚姻和家庭关系经历了快速的量变和质变。量变主要体现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规模迅速缩小，家庭走向核心化。质变主要体现在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婚姻的稳定性，婚姻质量是测量当代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①Xu, Xiaohe.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marital quality as social indicators in urba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6, 37(2): 189-206.。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已婚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作为现代女性面临着承担职业发展和家庭照顾的双重负担，而人们对已婚男性养家糊口的角色期待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婚姻往往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但也有很多婚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1979年至2017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从0.3‰逐步上升到3.2‰，离婚总量从58.1万对增长到437.4万对②《中国统计年鉴1984-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见图1），据预测这一比例还将不断增长③Wang Qingbin, Zhou Qin. China's divorce and remarriage rates: Trend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2010, 51(4): 257-267.。离婚在城市地区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尤其是一线城市的粗离婚率增长较快。北京是全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首都，北京的国际化程度也在全球名列前茅。北京的离婚率在国内的城市中排在前面，离婚总量自2004年以来持续上升，同时离婚者的年龄结构出现较大变化，30岁以下的年轻人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离婚率以及在离婚总量中所占比重有明显上升趋势①高颖、张秀兰、祝维龙：《北京市近年离婚水平与年龄分布的变动趋势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2（4）。。中国学者对于离婚的研究整体上比较滞后，对我国当前离婚问题的回应缺乏应有的声音②阎云翔：《中国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预型离婚与个体化》，《国外社会科学杂志》，2016（1）。。

图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8；民政局统计年鉴，2006.

西方国家也经历过离婚的快速增长时期，比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粗离婚率从2.2‰ 增长到80年代的5.2‰，但是在2007年下降到3.6‰。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粗离婚率从1971年的5.9‰ 增长到1981年的11.9‰，到2010年降到11.1‰③Rogers Stacy. Divorce rates data, 1858 to now: why are divorces going up?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news/datablog/2010/jan/28/divorce-rates-marriage-ons, 2011.。与西方国家相比，亚太地区（比如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等）粗离婚率相对较低，但是离婚率增长过程与西方国家非常相似，只是这一过程迟缓了二十年左右。离婚率的激增一方面跟离婚过程中法律程序的变化密切相关，比如英美的“无过错”婚姻法的实施，另一方面受西方个体化文化的影响，亚太发达地区对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期待、看法等发生了巨大变化④Yip, Paul Siu Fai. A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divorce in Hong Kong. Center for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milycouncil.gov.hk/tc_chi/files/research/A_study_on_the_phenomenon_of_divorce_in_hong_kong.pdf, 2014.。自上世纪90年代，横向的夫妻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同时也成为大多数个人憧憬的理想家庭的基础，同时青年人越来越重视在婚姻关系中保护个体权力和利益⑤Yan Yunxiang.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family in rural China. Boundary, 2011, 38(1): 203-229.。

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婚姻家庭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对于婚姻稳定的研究相对缺乏。人们之所以愿意持续一段婚姻关系，仅仅是因为在这段婚姻关系中体会到了快乐或幸福吗？显然，幸福并不能解释婚姻稳定性的所有内涵。为什么有些婚姻尽管不幸福却还在持续？仅仅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而已? 为什么有的婚姻本来很幸福却突然去追求另外一个人？而有的婚姻却能抵制外在的诱惑。带着这些问题本研究旨在探讨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婚姻关系能够持久，而另一些婚姻关系却很快结束？

二、文献回顾

过去二十年，部分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婚姻的稳定性和离婚风险等问题，并利用二手数据初步分析了一些影响因素，比如，离婚原因①张伟：《近代中国不同城市离婚原因略论》,《人口学刊》， 2001（1）。、生活满意度②郭婷、秦雪征：《婚姻匹配、生活满意度和初婚离婚风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劳动经济研究》，2016（6）。、夫妻差异性③徐安琪：《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一个综合解释模型探讨》，《社会学研究》，2012（2）。、子女数量④陆益龙：《“小皇帝”会提高婚姻稳定性吗——中国城市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学海》，2008（3）；许琪、于健宁、邱泽奇：《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13（4）。等，但是以往的离婚研究缺乏清晰的理论框架作为指导，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有待于具体化和深化。西方社会学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离婚。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跟踪研究，提出了四种影响婚姻稳定性的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行为理论、依恋理论和危机理论⑤Karney Benjamin R, Bradbury, Thomas N.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8(1): 3-34.。行为理论旨在探讨婚姻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夫妻双方具体行为的交换和归因过程，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互动过程直接影响夫妻对婚姻质量的评价。而依恋理论则强调个体早期的亲密关系经验会影响成年后的关系形成和发展。因而，婚姻关系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每个人的早期关系经验和原生家庭影响。危机理论旨在解释家庭面临压力事件的应对过程，如果家庭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压力事件的要求，那么家庭就能顺利度过，从而保持家庭完整性和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发展，如果资源匮乏，那么家庭可能就此瓦解。上述三种理论虽然具有很强的研究传统，但是研究视角总体上比较微观。根据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和西方个体化文化对青年人的影响，本研究主要检验目前文献中最常用到的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婚姻关系的成长、发展、恶化和解体是社会交换过程逐渐展现的结果，换句话说，婚姻关系是夫妻双方在付出和回报之间进行反复衡量的过程。⑥Kelly Harold H, Thibaut, Johnson W.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1978.20世纪60年代，Levinger首先将社会交换的概念应用到婚姻关系的研究中⑦Levinger George. Marital cohesiveness and dissolu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65, 27(1):19-28.。他认为婚姻的成败是个体对关系的吸引力（比如情感安全，性满足和社会地位等）、离开婚姻的障碍（经济损失，社会和宗教束缚等）和其他备选（更好的配偶或单身）进行衡量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Rusbult根据相互依存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婚姻投资模型⑧⑨Rusbult Caryl E. Commit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associations: A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0, 16(2): 172-186.。该模型认为，如果个体对当前婚姻关系越不满意，备选的质量越好，婚姻关系中的投入越小，那么这段婚姻结束的可能性就越大（如图1所示）。投资模型已经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情侣关系和婚姻关系中得到了验证，但在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中鲜有应用。

图1 投资模型在离婚意向中的操作化指标

婚姻满意度通常指婚姻关系令人满意的程度。如果在婚姻关系中投入的成本较低同时能得到较高收益，人们一般都会感到满意。收益可以包括配偶所提供的或者个体在婚姻关系内享受到的事物，比如亲密感、性满足、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支持。成本指个体不喜欢配偶或婚姻关系中的某种特质，比如个性木讷、自我中心、频繁的吵架或者经济负担等。已有的研究显示，婚姻的稳定性与个体对婚姻的满意感密切相关①Bui KhanhVan T, Peplau, Letitia Anne, Hill, Charles T. Testing the Rusbult model of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and stability in a 15-year study of heterosexual coupl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 22(12):1244-1257.。尽管令人满意的婚姻会提高婚姻的稳定性，但是对婚姻不太满意的人常常也会维持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担心离婚之后的生活更困难。这说明，婚姻满意度并不是影响婚姻稳定的唯一因素。

根据投资模型，备选的质量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备选质量是指个体对于目前婚姻关系之外所做选择得失的主观判断，比如是否有具体的备选对象或能否忍受一个人独处的时间等②Levinger George. Marital cohesiveness and dissolu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65, 27(1):19-28.。本研究中由于没有直接测量备选质量这一变量，但是可以用婚姻承诺作为备选质量的替代。婚姻承诺是指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个体都坚持留在目前婚姻中的主观意愿③Zhang Huiping. Relative income and marital quality among urban Chinese women: A meaning-oriented resource exchange model.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最后，投资模型认为婚姻的稳定性还受婚姻中所投入资源（孩子、时间、金钱和努力等）的影响。一旦婚姻解体，个体在婚姻中贡献和投入的这些资源也将毁于一旦。具体的婚内投资包括一起共度的时光, 共同的家产、孩子或者共同的经济投资等。本研究中用结婚时间作为测量女性在婚内投资状况的指标之一。

总之，按照投资模型，个体对婚姻越满意，投入的资源越多，备选的吸引力越小，那么婚姻的稳定性越高。西方关于大学生恋爱关系、异性同居和同性伴侣的大量研究均证实了满意度、备选质量和投资大小都是影响亲密关系或婚姻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④Lin Yuanhuei W, Rusbult Caryl E. Commitment to dating relationships and cross-sex friendships in America and China.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95, 12(1): 7-26； Duffy S.M., Rusbult Caryl E.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in 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992, 12(2):1-23； Rusbult Caryl E, Johnson Dennis J, Morrow Gregory D.Predicting 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in adult romantic involvemen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86, 49(1): 81-89.。而且，这些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婚姻稳定性的作用相似。但是，鉴于社会调查中已婚女性的应答率高于男性⑤Zhang Huiping, Ho Petula Sikying, Yip Paul. Does similarity breed marital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12, 49(6): 583-593.，因而，本研究首先选取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投资模型在我国城市婚姻中的适用性。

三、数据与方法

（一）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的被试取自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公立全日制小学的女性家长。采用目的抽样法对该学校三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取样，首先让学生将装在密封信封中的知情同意书和问卷带回家，在征得家长书面同意后再请她们作答，并内附填答问卷时的注意事项。答完问卷家长将获得一份个人婚姻报告。我们在该校三个年级向全体学生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63份。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被试的平均年龄为38.58岁（SD = 3.23岁），平均结婚时间为13.10年（SD = 2.76年）。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者占11.7%，中学及同等学历占32.9%，本科及以上者占55.3%。家庭年收入低8万者占40.9%，8万以上的占59.1% （当年北京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具备申请政府限价房的资格，因而本研究将8万作为一个分界点。）。

（二）测量工具

我们编制了一个标准化的问卷用于收集数据。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等），结婚时间、婚姻满意感量表、婚姻承诺量表和离婚意向量表。

2.1 离婚意向。本研究所使用的离婚意向量表为Booth 和同事所编制的《简短版离婚意向量表》①Booth Alan, Johnson David, Edwards John N. Measuring marital instabi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83, 45(2): 387-394.，该量表的中文版本也已经在北京经过测试，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效度②Xu, Xiaohe.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marital quality as social indicators in urba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6, 37(2): 189-206.。该量表由5个题目组成，采用四点计分法，从来没有过离婚意向的记0分，很久之前有过离婚意向的记1分，过去三年有过离婚意向的记2分，最近有过离婚意向的记3分。分数越高代表离婚意向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Cronbach α= 0.83。

2.2 婚姻满意感。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幸福感量表为Johnson及其同事所编制的《婚姻满意感量表》③Johnson David R, White Lynn K., Edwards John N, Booth Alan. Dimensions of marital quality: Toward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refine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86, 7(1): 31-49.，该量表的中文版本已在北京经过测试，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该量表由12个题目组成，采用四点计分法（1 = 非常不幸福，2 = 不幸福，3 = 幸福，4 = 非常幸福），分数越高代表婚姻幸福感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Cronbach α = 0.94。

2.3 婚姻承诺。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承诺量表为作者所编制的《婚姻承诺量表》，该量表是基于对25位中国城市已婚人群的访谈而开发的，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效度④Zhang Huiping. Relative income and marital quality among urban Chinese women: A meaning-oriented resource exchange model.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该量表由4个题目组成：（1）我愿意尽力经营现在的婚姻；（2）我愿意平衡自己与配偶在乎的东西；（3）我愿意在婚姻中做出妥协；（4）我愿意化解婚姻中的不开心。采用四点计分法（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同意，3 = 同意，4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婚姻承诺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 Cronbach α = 0.87。

2.4 结婚时间。本研究中的结婚时间是连续变量，以被试报告的年为测量单位。

（三） 程序

研究的施测时间是2011年10月。 研究者首先向所有参与该项研究的班主任说明研究目的和学生家长自愿参与原则，并针对问卷调研过程进行了半天的专门培训。 然后，我们建议学校利用周末时间让学生把问卷带回家，以便家长有充足的时间认真填答。我们还通过书面文件向家长正式说明研究目的和作答要求。家长填答前需要填写知情同意书，为了保护家长的隐私，每位家长获取一个信封以便问卷答完之后密封，然后由学生把问卷带回学校直接交给研究者。绝大部分（90%）问卷一周内收回，少部分问卷两周内收回。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统计

本研究所调查的北京已婚女性在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结婚时间和离婚意向的描述统计结果（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总体而言，本样本中的已婚女性结婚时间约在13年左右，婚姻满意感和婚姻承诺均高于理论中值，离婚意向低于理论中值。这说明大部分北京中年女性的婚姻满意度较高，愿意继续恪守婚姻的承诺，离婚的想法和行为较低。

表1 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结婚时间和女性的离婚意向的均值和标准差

（二）零序相关分析

根据表2所示结果，女性婚姻满意感与离婚意向均呈显著负相关（r = -.58，p 〈 .01）。女性婚姻承诺与离婚意向呈显著负相关（r = -.41，p 〈.01），结婚时间也与女性的离婚意向呈显著负相关（r = -.41，p 〈.01）。换句话说，婚姻满意感越高，婚姻承诺意愿越强，而且结婚时间越久，女性离婚意向越低。

表2 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结婚时间和女性离婚意向的零序相关分析

2.3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和结婚时间对女性离婚意向的预测作用。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中，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控制变量（包括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投资模型中的自变量，包括女性的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和结婚时间。

表3 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和结婚时间对女性离婚意向的预测作用

由表3结果可见，在控制了已婚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之后，婚姻满意感和结婚时间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女性的离婚意向，并且这两个变量能够解释离婚意向总变异的34.1%，而婚姻承诺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换句话说，我国城市女性婚姻的婚姻满意感越高，结婚时间越长，离婚意向越低，婚姻稳定性越高。

五、结论和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婚姻和家庭关系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核心家庭的夫妻对婚姻的期待在升高，然而，现实的数据却显示，城市的离婚率在不断创新高。现代城市女性不仅要走进职场，还要继续承担传统的照顾家庭的责任。她们的离婚意向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成为我们关心的焦点问题。以婚姻互依理论作为指导，本研究通过对763位城市已婚女性的调查验证了投资模型在我国城市婚姻关系中的适用性。其贡献性在于：第一，我们在东方文化背景下部分验证了西方已有横断研究的结果，即婚姻满意感和婚内投资大小是预测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使得投资模型在多样化文化中的适用性得到了进一步推广。第二，我们通过收集一手数据为了解我国城市女性的离婚意向提供了实证依据。

虽然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和婚内投资分别均为影响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婚姻满意感比婚姻承诺和婚姻投资大小的预测作用更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①Impett Emily A, Beals Kristin P, Peplau Letitia A. Testing the investment model of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and stability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arried couples. Current Psychologyvc, 2001, 20(4): 312-326.。事实上，当三个因素同时放进方程之后，婚姻承诺的回归系数不太显著，而结婚时间的回归系数远远小于婚姻满意度。这一研究发现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婚姻治疗师从提高婚姻满意度这一基础性因素出发预防离婚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与此同时，离婚意向的总变异可以被投资模型中的因素解释到30%多，这与以往对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②Rusbult Caryl E, Johnson Dennis J, Morrow Gregory D. Predicting 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in adult romantic involvemen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86, 49(1): 81-89.。对于婚姻承诺在回归模型中的作用不再显著，我们认为合理的解释是婚姻满意感和婚姻承诺的关系较强，因而婚姻承诺的贡献被掩盖了。所以，未来的研究有待于采用更加多维的婚姻承诺量表来进一步验证它的独特价值。

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本研究中存在的概念和方法方面的问题限制了我们对投资模型的检验。首先，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离婚意向而非离婚事实。离婚意向测量的是夫妻解除婚姻关系的倾向，但最终的结果未必是选择离婚。如果调查的对象包含了已经离婚的女性，有可能使得投资模型的解释变异更大。其次，本次调查中没有测量到备选的质量，而婚姻投资只涉及到了结婚时间，而所有被试均有孩子，因而使得投资模型的变量检验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最后，婚姻满意感、备选质量和婚姻投资之外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婚姻稳定性。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入道德因素和舆论压力等可能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因素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①Johnson Michael P, Caughlin John P, Huston Ted L. The tripartite nature of marital commitment: Personal, moral and structural reasons to stay marrie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9, 61(1): 160-177.。比如，John及其同事认为维持关系的道德感就是婚姻承诺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已婚人士的道德感更明显□。

本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存在于两方面：首先，本研究是横断设计，因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离婚意向很强烈的女性有可能对婚姻满意感较低，不愿意忠诚于当前的婚姻关系，并且不再投入任何资源。未来的研究应该通过纵向研究观察婚姻满意度、备选质量和婚内投资的变化对离婚意向的影响。其次，本研究的样本只局限于有孩子的女性，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受限，同时丈夫在婚姻满意感、婚姻承诺和婚内投资方面的主观感受未被纳入研究中，夫妻在这三方面的互动尚未被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