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在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

□ 文 / 《版纳》杂志社 罗云智

新时代需要新思维、新作为，新时代更需要明确责任与担当。

回顾历史，云南有着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传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创办了文学刊物《边疆文艺》（后改为《边疆文学》），西双版纳傣族著名歌手康朗英、康朗甩、波玉温都有幸在《边疆文艺》发表了自己的诗歌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边疆文艺》的指导帮助下，康朗英、康朗甩、波玉温创作的叙事长诗先后出版，在国内文坛引起强烈反响。1981年西双版纳创办了《版纳》杂志汉文版，第二年又创办了《版纳》傣文版。创刊伊始，《版纳》便把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坚持至今。近四十年来，《版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少数民族作家，有被誉为“哈尼族书面文学创作第一人”的哈尼族作家朗确，创作并发表傣族第一部傣文小说的傣族作家刀正明，“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诺族文学创作领头人、基诺族作家张志华等。其中，有5人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走进新时代，作为传统媒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自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走多媒体、融媒体协调发展之路。但传播手段或形式的多样化、现代化却始终无法改变、替代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培养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独特、核心作用。

现代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渠道和平台，对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作用。传播形式于文学发展来说，终究只是后端，前端还是要有文学创作。没有文学作品，再现代的传播也只是摆设，是空泛的喧哗与骚动。这就需要再回到原点——办好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将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作为头等大事。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但发展并不平衡，这是客观存在的。在迈入小康社会之际，不能让一个民族掉队，这是社会经济目标、政治目标，也是文化目标。文化目标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上，就是为每个少数民族培养了多少作家，多少文化代言人。

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也需要“扶贫”，这个“贫”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基层，经济条件不太好，生存的压力大，生活与创作的矛盾突出。从文化上来说，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相对汉族作家又有诸多不同。他们的区别在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域环境、思维模式乃至语言表达等许多方面都与汉族迥异。他们在用汉语创作时，存在一个如何转换或者切换的艰难过程，这个艰难的过程就需要编辑的扶持与帮助，需要培养。不仅如此，少数民族文学期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责任，就是对那些有创作潜力、创作才能的少数民族作家，既向外推介其作品，激发其创作热情，同时更要向外推介其本人，为其不断提高创作水平提供更多更宽广的学习、交流平台与渠道。

近年来，中国作协、云南省作协持续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力度。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除了在院本部举办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修班外，还在云南、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自治区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云南省作协根据省内少数民族作家的特点而举办的笔会、改稿会更有针对性，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如此种种，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来说，都是推出少数民族作家的良好途径与机会。

今天，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这些民族文化的代言人，通过他们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展示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心路历程与时代变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绚烂多姿的奇花异彩，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庄严承诺。这一成就不可谓不大。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强化文化自信、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不仅不可或缺，还必须在经费、编辑力量等诸多方面加大投入，加大重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