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父品格历史成因与现代意义简析

窦红平，陈先涛

(1.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2.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作为传说时代的人物“巢父”，他富有传说性、传奇性、时代性及与时俱进性，然其并非只是个传说，他和其先祖有巢氏及炎、黄、尧、舜等一样，是位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有生有息、有事有绩的历史伟人，完全可以如同现代人一般地填写人生简历表，树立历史功德碑。

巢父与尧舜为同时代人而介乎其中，其人其绩，其德其名，遂穿越时空，令九州世代景仰，被标为精神楷模、道德典范。“巢父牵牛”“巢父洗耳”，凝成词汇，“上有尧舜，下有巢由”，是为赞语。经后世“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赞美儒士赋咏，渐而成为一种殊异的人生哲学、意识形态和社会群体。于是“巢父品格”渐渐成为士人追求的一种道德楷模和修身范例。“巢父品格”的基本元素是与中华传统的做人品德和济世精神完全一致的，故能彰显于中华文史，被论为“巢父现象”，目曰“隐士文化”。诚如蒋星煜教授所慨叹：“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1](P1)所以我们认为，探讨与揭示“巢父品格”的价值体系，对于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及士商职员做人修身，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巢父品格的历史成因

何谓巢父品格，其有什么样的内在特质与表相特征？2018年4月21日，在安徽省委党校、巢湖学院联办的“政治文化与环巢湖廉政文化建设”研讨会上，宁业高先生曾将巢父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概括为：看重民生、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看重情操、洁于心灵、淡于富贵[2](P5)。其行为表相特征即是作为有巢氏族部落首领，他才智禀赋非凡，管理能力超群，富甲江淮，和睦周边，因此受到中原部落联盟总首领(或曰“九州长”)唐尧及其侍臣们的密切关注、高度赞赏和真诚信任，于是帝尧诚意放心地向他禅让“天下”，然他爱乡守土，婉言拒绝而别让大贤，并效仿帝尧，用贤代酋而自己辞职。随后，帝尧转请许氏部落首领许由出任“九州长”，许由抑或主意未决而征求意见，抑或意在拒禅后显扬清高，特赴巢造访好友巢父，未料竟遭遇严厉讽嘲，许由愧疚，遂与之携手“隐居”。后来，虞舜受禅，大治有功。事闻于世，故时士后人赞扬不已，“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于是“巢父现象”(亦称“巢许现象”)与“尧天舜日”若两道彩虹显像并行于历史天宇。

如果说巢父具品格备厚德并非偶然，其内质优外相正纯属自然，那么其主客观成因如何理析呢？笔者曾与宁业高先生共同研讨，认为有三个方面堪为探寻途径。

(一)时代社会风气的和谐

巢父所在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气和谐乃为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盖不可忽视。换句话说，巢父品格的形成定型与扬世载史，应与当时治政的领袖胸襟及其开拓导引出的社会臣民精神面貌成正相关。这一评人论事关键点，前贤有心关注，且历代有论。先举唐诗，再荐汉人。诗云：“尚想文王化，犹思巢父贤。”(薛据《初去郡斋书怀》)“未能方管乐，翻欲慕巢由。”(高适《奉酬睢阳李太守》)“巢由昔避世，尧舜不得臣。”(元稹《四皓庙》)唐人是如此以巢父为例来认识和评议世风与人情、明君与贤臣、名节与权利、“入世”与“出世”的关系的。那么汉士又是如何处理自己人生和直面名利的呢？《后汉书》是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其中多涉名士以巢父品格为仰慕、巢父情操为楷模的故事，诸如薛方辞谢王莽之征所说“尧舜在上，下有巢由”(《薛方传》)，严光面拒刘秀之请所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严光传》)。薛方、周党、严光皆为名士，无不以巢父、许由为人生楷模，淡泊明志，并都以帝尧禅让与巢许拒禅故事为圣君贤臣、为历史范例和原则，温情和善处理征召与隐居的人事与情志上的矛盾。

“诗仙”李白多有咏赞巢父、许由的诗篇，粗略统计则近20首，是为赞颂淡泊名利、藐视官位的精神品格。然而，李白跟许多贤者一样，实际上很想“入世”“用世”，所以往往对“出世”言行发微词和薄语，或流露出某种“怨世”“愤世”的心绪。然其“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却也辩证地道出了巢父心志淡泊、帝尧胸襟宽宏互成的客观效应。“诗圣”杜甫同样多有赋咏巢父的诗篇，然与李白不同，他几乎全属倾情赞美，甚至以巢父不慕名位的高尚情操、君子处世的道德标范而检讨自己，“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出他品德的端庄和做人处世方向的稳定性。他仰慕巢父，但又不想追随，不肯“出世”，因为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自幼入心，“安史之乱”的世况，让他更加抱紧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因而徒步奔行在，欲与明君贤相共度时艰。

综上例述，汉唐名士都是将巢父(许由)与帝尧作为“一币两面”互为一体的关系来评议的。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并非本质差异，相谐不悖。贤士与明君，相辅相成，两全其美。社会和谐，风气清正，是贤士为“贤”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因。

(二)血缘家族传统的继承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盛行血统论，大凡解析俊杰才智和贤士品格的主要成因，常以血统论为逻辑和原则，企图赋予一种神秘色彩，烘托出一种既高大、神圣、迷离、模糊，而又平近、合乎想象这样一种效果。平实而论，历史唯物主义者和社会学家并不完全否定家族传统即家族风气的传承弘扬对于族人的训导作用。家族传统即家族风气及氏族人文特征，可以说经过一代代的传承与累积，它不仅蕴含着深厚的道德力量，而且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成长，与社会风气一样是人的优劣品格形成的重要环境条件。

阅读古代诗文，人们在理析巢父品格的成因时，却几乎不涉此项，这大抵与古代非史学领域的文士未谙巢父身世相关。作为有巢文化的研究者，我们在透视时代社会风气的孕育效应之后，主张将其血缘家族传统的继承作为重要因素来探讨，则与封建血统论不可混为一谈。具体到巢父品格的成因，则更是离不开其家族及氏族风气的直接浸湿和基因传递。那么其家族风气氏族风气如何，史料没有更多的直白表述，但史学家则有精细的梳理和科学的推导。南朝宋著名姓氏专家何承天考述：“巢：有巢氏之后，古有巢父。”[3](P30)后世姓氏典籍均从其考，别无二说。

巢父是唐尧时代有巢氏族部落(部落中心位于今巢湖市境)人，是中华文明元圣始祖有巢氏的后裔。巢父的同族先祖中，除了“首创巢居”和“教民衣皮”“教民食果”“教民土葬”而被称为“远古四大发明”的始祖有巢氏(被古今一致公推为“圣君”)外，还有一位以“有巢氏”之名入载史册的俊杰，他同是始祖有巢氏后人，是为伏羲时代列入“十五王”之一的主政中原的“古皇有巢氏”，他作为众部落联盟的总首领，以“继创屋居”等“三大革新”的非凡才能和政绩，同巢父一样，在《汉书·古今人表》中被尊崇为九品功德人表中第二品级的“仁”人[4](P863)。由此可见，有巢氏族是个有优良族风、有美好传统的氏族。2017年3月18日，有巢氏文化研究传承大师宁业高先生应邀在江苏常州巢文化研究会、安徽巢湖有巢氏文化研究中心于常州新北区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华巢文化论坛”作讲座时说，我们透过始祖有巢氏、皇祖有巢氏、仁祖巢父的外在行为事迹，去读解他们的人品和思想，是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尊重科学、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二是尊重生命、敢于担当、韧于坚定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三是看重民生、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四是看重情操、洁于心灵、淡于富贵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先生语落，与会者掌声响起。这说明理析巢父品格成因而联系到其家族氏族的风气与先祖的文化精神影响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

(三)自身生平情操的历练

如何认知家族血统与贤士美德二者的价值关系，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塞万提斯有段名言：“血统是从上代传袭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美德有本身的价值，血统只是借光。”[5](P296)此说用于评议巢父品格的成因及其历史认定是相当贴切的，我们应该首先强调巢父品格“是自己培养的”。

帝尧时的这一任有巢氏族部落首领(酋长)“巢父”，较帝尧年岁稍次，然才智禀赋非凡，管理能力超群，继承先辈精神，遵循族民意愿，大智大勇，治水开山，耘熟垦荒，克勤克俭，业举一代，德重一片，威震一方，境内富裕安定，百姓康宁怡乐，深受族民拥戴，并与周边部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功德存民间，美名传天下，因此受到中原部落联盟总首领唐尧及其侍臣们的密切关注、高度赞赏和信任，真心诚意地向他禅让“天下”，于是相继发生了前文所述的四桩极为典型、颇具意义的人事活动，并伴随历史进展文化演绎而凝成远古政治的典章故事。由此可见，这一任的巢父，不仅德才上乘，而且命运极好。其前其后历届“巢父”无论功德如何，都悄然湮没于历史长河，而他幸逢圣王，并因拒禅隐居，其典型事迹和崇高风节被历代所诵誉，于是这个原本为有巢氏族酋长的通称——“巢父”，便被典型化、个性化了，成为这一任巢父的专用名号而载入史册，并流传下来。

二、巢父品格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把巢父所处时代社会风气的和谐、巢父血缘家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巢父自身对于情操的历练这三个方面作为巢父品格的形成主因，那么其实只透析了成因的半个域面。为何这么说呢，因为这三个方面只是以巢父为主体的内视性总结。若将透视镜头在时间上由“史前”溯源转向“史后”探流，空间上由对准历史人物主体转向社会文化认知的客体，如此那般地观察分析，最后得出综合而成的结论，方才可称为“历史成因”的整体结构——因为“巢父品格”属于社会性的文化认同。

那么历代社会是如何认识与评议巢父外在言行和内存品格的呢？我们试从文献学角度相对分列三个阶程做个简要叙述。

(一)先秦两汉的口传文载

巢父人事早就广闻于先秦。《庄子·杂篇》对此有具体承载，其一曰：“尧以天下让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犹予之牧孤犊，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与予！予无用天下为也。’牵犊而去。”其二曰：“许由字武仲，隐于沛泽之中，尧闻之，乃致天下而让焉。由以为污，乃临池洗耳。其友巢父饮犊，闻由为尧所让，曰：‘何以污吾犊口！’牵于上流而饮之。”[6]这两条记载明确传达了唐尧时的几个重要人物的重要活动信息，关于巢父的有这么几项：一是巢父作为历史人物，其故事由先民口传文载，盖于战国中期即为经典作家之经典所承载，并非汉晋时“巢父”才“出现”于“纬书”的；二是帝尧主动以“天下”让巢父，受拒之后再让许由，明确交代许由是“隐士”，巢父应是别有一种身份；三是帝尧“禅让”本意是与巢父直接面谈的，是帝尧“龙舆”驾临有巢氏部落，还是巢父受邀或被召自坐牛车到帝都？虽未明说发生地，两种可能都存在。然此后的情节是巢父“牵犊而去”，而不是巢父送帝尧回驾，若由此理析，应是帝尧在帝都接见奉召而至的巢父可能性较大，由此情由再推测，那么恰可验证巢父是位在职且受辖于中原的南籓部落首领；四是“尧以天下让巢父”，巢父之“拒”的理由是自己“无用天下为”，语气谦谨。帝尧之“让”的理由没有说明，但可以推测，大抵不外乎“天下”之重要，自己之年老不能再承担下去，自己的儿子朱丹及近侍大臣也难以承继，而巢父你的品德才能是能够承担此任之类，所以才致巢父接话说“予无用天下为”。可断帝尧是真诚实意，不虚无迫，氛围温和友好，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巢父洗耳”情节。唐尧年老，欲行禅位，认为巢父是位能绩俱高资历雄厚盖可胜任“九州长”之人，是位德才兼备能够牧民“治天下”之人，是位让自己禅位而安心养老之人。巢父没有接受帝尧“天下”之让，接下来是他回到部落后辞去首领职位而让贤于他人。如此一人身上接连发生一“拒”一“让”的典型事迹及其体现出的精神品德，盖非圣贤而不能作为，故被世人诵誉，历千年不衰，且与时俱进。于是，原本为有巢氏族酋长通称的“巢父”，便随之被典型化、个性化了，渐成为与尧同代的这一任巢父的专用名号，并使“巢父”名垂青史，世代歌颂。

越秦而汉，巢父故事盛传社会民间，尤其广为政界、学界人士传播和评议，如扬雄《法言·问明卷》、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王符《潜夫论》、《后汉书·逸民列传》，不同的立场和视角，见仁见智。世有公理，人有正论，巢父与其先祖古皇有巢氏同女娲氏、孟子等被推崇为“仁”人而品列上等。

(二)魏晋时期的传记推崇

时到三国，诸如曹植《许由巢父池主赞》、伏义《与阮嗣宗书》、谯周《古史考》等，或议巢父人事，或考巢父身世，络绎不绝。到了魏晋之交时期，由于特定的政治背景需要和特定的社会人士意旨，巢父、许由等“隐士”被立传宣扬，并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加以推崇。这特定的社会人士即是闻名古今的“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224—263)，他之所以撰写《圣贤高士传》，大抵一是基于喜读道家著作，而将巢父奉为道家鼻祖而崇拜；二是他作为主政的曹魏王室女婿(适娶沛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因而获拜郎中、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司马氏专权，他隐居不仕，以示忠曹，宣扬“隐士文化”，意在主张与影响士人不与司马氏合作。后遭遇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其人其事其著作，对于当时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

在嵇康《圣贤高士传》中，巢父是为隐士类圣贤形象。其同时人皇甫谧(215—282)，虽非同样的政治立场，然其较受汉魏以来有所崇尚和信仰的“黄老”思想影响，所撰《逸士传》为巢父、许由立传宣扬，他从积极的人类社会学和史学辩证法角度识史评人，肯定甚至张扬了一种孔孟儒家所不倡、司班史家“所阙略”的人生观、社会观和史学观，即“该遁世时即遁，入世出世两相宜”的人生自主权和不以权贵为谋为求为标准的识史评人原则。

南北朝时期，巢父品格从人生观之正面进一步受到肯定与褒誉，遂成贤士与良吏所赞赏、所仰慕的处世品格而定格。苻朗《符子》为巢父拒禅而专题立传，南朝梁学者、文学家刘峻(463—521)的《演连珠五十首》注堪称是关于巢父的古文献集成之作。隐士文化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导致朝廷选贤“招隐士”，随之出现异化现象，即欲入仕途先进山林的“假隐士”，南朝齐骈文家孔稚珪(447—501)所撰《北山移文》则是这种文化背景下讽刺假隐士贪图官禄的虚伪情态的檄文，也是弘扬真正巢父精神品格的一次宣言。

(三)隋唐而下的典范标立

历经六朝到隋，巢父品格即成为有社会身份和价值追求的名士视为修身立德教子齐家的言行典范。开“家训”之先河的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制订家庭教育规范，则将巢父故事作为典范编入其中：“古人云：‘巢父、许由，让于天下；市道小人，争一钱之利。’”(《颜氏家训》)到了唐代，随着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九州崇敬道教而道教奉巢父为“鼻祖”，于是巢父的社会文化地位被推崇到新的高度。唐天宝六载(747)，朝廷敕庐州府改“道人山”名为“巢山”。其实，巢山只是座位于今巢湖市南百里高不过50丈许的小山，因山石如墨，故古时俗称墨山。由于山上有洞穴，相传巢父辞职后曾一度居住于此山此洞，随之此山此洞便成为天下方士寻访巢父踪迹、道士静心修身传道之所，又于麓下建“林泉院”，便改称“道人山”。唐立庐州、巢州，后废巢州设巢县，附属庐州府，至天宝六载(747)，玄宗皇帝昭旨敕改名为“巢山”(据宁业高先生考，同年，巢县的“黄山”缘周王子乔于此山洞得道成仙而敕改“王乔山”，江南“黟山”缘黄帝由此修炼成仙而改名“黄山”)。于是“巢山”名传九州，成为道教圣地，后与江南九华佛地遥相呼应，宋代濡须人王之道归隐于此，潜心著述。文人墨客游历不绝，陆游亦曾留下《巢山二首》。巢山成为江淮间重要地标，显标明清时期的国家舆地图册。现在的巢山，设筑祭祖坛，立有始祖有巢氏、仁祖巢父大型石雕像，建置巢父山庄和巢父文化生态园，也是有巢氏、巢父文化研究中心、传习基地和祭祀场所[7]。

巢父品格成为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准则之一后，向为三教九流所共奉，皇室衙序所同尊。所以于政治清明、经济昌盛和文化繁荣的“盛世”，或封建君权膨胀、职权滥用之时期，或某种特定人才征用的背景下，或官本位观念恶化、职场吏浊行劣腐败风气呈现非常状态亟须整治时期，百姓大众尤其是名士与贤良，都无不追忆先哲，仰慕圣贤，渴望政清吏廉，甚至以“隐”洁身而求生存环境清新、浑厚而和谐，凝结和固守以人类仁善性、人品纯洁性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成因。

三、巢父品格的古今传承

没有认同就没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巢父品格的认同，即是“巢父现象”传承数千年的社会基石。巢父品格的广泛认同和“巢父现象”的古今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道德精神的延伸与弘扬。

(一)巢姓子孙的规训弘扬

巢父是巢姓氏得姓始祖。前文已述，《姓苑》《姓解》等姓氏源流研究的重要典籍，明确记载巢姓源流，描述出了有巢氏、巢父以及巢牛臣的血缘流程关系。巢氏后人在本土建国，历夏、商、西周到春秋，尚为巢国望族。宋代史学家郑樵对此梳理得更加详细清楚：“巢氏，有巢氏之后，尧时有巢父，夏商有巢国，其地在庐江。”[8](P56)其中所说“其地在庐江”，这个“庐江”是涵括巢县在内的“大庐江”地域，即秦汉时期的庐江郡，今巢湖市(原巢县)在秦汉时为居巢县，隶属于庐江郡，故有此说。就秦、汉时期之庐江郡而论，其郡域相当部分即为远古有巢氏部落生活区。

中华巢姓以巢父为得姓始祖，以有巢氏为命脉之根，以始祖有巢氏、仁祖巢父业绩功德为自豪、为传承，也以弘扬有巢氏文化和巢父品格为天职、为使命。大凡祠堂即以有巢氏、巢父故事而号为“构木堂”(在今安徽宿松县)、“辞禅堂”(今江苏徐州市)。各地宗祠联语：“宗开巢国；秀毓彭城。”“高人洗耳；遗老碧瞳。”“陶唐宾友；汉室司空。”“贞孝名传后世；禅让德比先贤。”“金兰胜友情谊厚；巢父巨人熏望高。”一目了然，均以巢父名节为荣，以巢父为得姓始祖。今巢湖市是始祖有巢氏生籍地，是有巢氏文化起源地，也是中华巢氏的祖籍地和巢姓氏的起源地。多年来，自巢氏耄耋老人巢国权(香港巢氏集团公司总裁)、巢理庭(江西九江市旅游局长)偕女儿及巢氏宗亲团队多次赴巢湖市参加学术文化和上巢山进行寻根祭祖活动外，各地的宗亲还分别在所在之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宁业高先生和巢湖市暨有巢氏文化研究中心、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暨有巢氏文化传承大师工作室，还有巢文化研究会的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陆续不断地应邀前往六安、深圳、常州、江阴、岳阳、九江等地参加有巢文化学习、宣传与研究活动。

(二)本土居民的文化物化

前文已述，唐朝天宝六载改道人山称“巢山”是与有巢氏、巢父生籍地认定直接相关的，其实际意义即是御定庐州府巢县为有巢氏、巢父故里。第二年的五月十五日，又诏于京城内“三皇五帝以前帝王庙”，置立始祖有巢氏牌位，并列入国家春秋祭祀，祭礼与“三皇五帝”同。应该说这是相互关联并有步骤地由国家主持的两件事。因此，历代史政地舆学家们均即如此认知，并视巢父为庐州府巢县人，巢山为江淮间重要地标。诸如，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庐州·人物”目下明确记载：“巢父，尧时人。”而后依次是“范增(居巢人，为项羽将)；文翁(名党，字仲翁，舒人，以文学化蜀)；元医(庐江舒人)；毛义(庐江人，家贫，以孝行称)；周瑜(仕吴，舒人也，为吴将，破曹操水军十万于赤壁，瑜精音律)；任环(字子璋，合肥人，太宗朝累功拜大都督)”。《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之《南京地图》(崇祯九年刻本)、《增订广舆记全图·江南省图》(康熙二十五年刻本)等政图，都将海拔仅150米的名山“巢山”与周边的“巢”“无为”“庐江”等县一样显示为江淮间地标。

巢父：巢湖流域的基因文化元素。名垂史册的巢父其祖籍地、生息地是今安徽巢湖市，“巢父精神”“巢父品格”作为有巢氏文化演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是合肥地域乃至整个巢湖流域的文化基石。明代庐州府通判张寿朋题词曰：“邑以巢名者，为巢、由故里。”光绪《续修庐州府志》记：“巢，以巢父所居得名。”以“巢”命名的地域政区名称演延路线：有巢氏→有巢氏部落→有巢氏族方国→诸侯巢国(南巢)→居巢县→巢州→巢县→镇巢军→巢县→巢湖市→居巢区→巢湖市。族、国以“巢”名，州、县以“巢”名，市、城以“巢”名，山、湖以“巢”名，数千年来，一“巢”亘贯，已凝铸成为巢湖文化的根柢和名片。

巢父：巢湖流域的典型文物纪主。巢父是巢湖居民的骄傲和自豪，巢父的人品功德在巢湖流域代代传诵。后世之人仰慕其人，纪念其德，祭祀其灵，或筑祠，或圈池，留下诸多名胜与遗迹，至今可寻的仍有卧牛山、巢山、东山、箕山、洗耳池、牵牛巷、二贤祠等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尤其是“牛山远眺”“洗耳芳池”(洗耳方池)均入“巢县八景”，成为历代居民的生活乐园，外来宾客的游览景区。

巢父：巢湖流域的重点文史人物。现可考阅的《巢县志》盖有多部，弘治五年(1492)林宗哲主纂本、隆庆四年(1570)枊应侯主纂本、万历二十年(1592)马如麟主纂本、康熙十二年(1673)于觉世主纂本、雍正八年(1730)邹惺主纂本、道光八年(1828)舒梦龄主纂本。历代《巢县志》皆以县令为主纂并作序，编纂的学者务实求真，均对包括“有巢氏及巢父时事”在内的和有关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而下的历代重要史实，一一进行过专题性学术探讨，明确认定有巢氏、巢父是开创巢湖文明的远古先祖。以康熙《巢县志》为例，其记颂始祖有巢氏暨仁祖巢父和仲父人事、业绩、功德、品格者竟达39处之多，分布10个卷目，全志设19卷，几乎占全了历史地理人文部分。明代巢县籍学者胡汝恒深情讴歌：“圣人既易之栋宇兮，此邦曷以存有巢之世纪。猥余渺渺后有生兮，览千古而吊之。饮洗耳之芳池兮……”(《居巢赋》)历代县令莫不留下赞语颂词：“山川佳丽，人文娟秀，习俗尚雅，无咿嘎促訾之态，盖巢、由风之哉！”(马如麟语)“简命授居巢令，七年春，驱车入境，见山川秀丽，人物循雅，心窃喜之。及阅县志，知巢为古巢伯国，巢父、许由而外，代有传人，固彬彬礼义之邦也。”(邹惺语)[9]本自巢县，上及无为州、庐州府的历代吏民，大凡春秋祭祀，职余节暇纪念，行适名胜遗迹时，往往徘徊于洗耳池畔，或静立于二贤祠内，或踱步于山路林间，睹物忆史，思贤仰德，皆以巢父为道德楷模，或祭拜宣誓，或抒情表白，或检点言行，或忏悔人生。盖亦促进修身正心，洁己做人，勤政治事。如明代陈嘉谟任庐州府推官，为官重德，处世以诚。此处从略，详见宁业高、胡其云编著的《有巢氏文存》[10](P160-210)。

如今，巢父与先祖有巢氏或以人物传记，或以史志章节，或以典故事迹等形式，已经由旧志文书，陆续转入《远古巢湖》《有巢氏考论》《有巢氏文存》《有巢氏图解》等专著和《巢湖文化全书》《合肥文化十讲》《合肥通史》《合肥1000人物》《安徽省志》《安徽文化100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等现代大型地域史志文书，其图像、雕塑已进入巢湖名贤馆、巢湖博物馆、安徽名人馆等大型文史展馆，有巢氏、巢父文化已经是巢湖市乃至合肥市、安徽省的核心文化品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三)九州各地的传递移植

就目前见知，承载巢父故事的最早典籍是《庄子》，被庄子看重并敬仰的巢父遂被道家尊为先驱，为道士、方士、隐士以及仙男巫女崇拜为鼻祖。巢父品格早于汉代即进入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古诗源·汉诗·乐府歌辞》有题为《拟苏李诗二首》，其末句则慨叹：“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晋书·华谭传》记有一件颇有哲理趣味的问答：“或问谭曰：‘谚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宁有此理乎?’谭对曰：‘昔许由、巢父让天子之贵，市道小人争半钱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闻者称善。”入唐之后，盛世太平，文化繁荣，道教风靡，真假“隐士”成群，讴歌巢父(许由)者不胜枚举。“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慨叹：“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行路难》)

再从历史“时间”转向地理“空间”。有巢氏族首领仁祖巢父的人品功德在巢湖本土地域世代传诵，后世留下诸多名胜与遗迹。随着其子孙迁徙，如此地名也缘情而化。据《巢氏宗谱》所记，江苏常州敬爱堂巢氏一脉之祖巢正初(字有元)先祖乃庐州府巢县(今安徽巢湖市)人，后迁徙形成巢氏族群，其所居是在河南“箕山”，而箕山属伏牛山系余脉，那里还有巢父亭、巢父井、洗耳池等同名称遗物，对照其祖籍地的卧牛山、箕山、巢父亭、洗耳池、牵牛巷等，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巧合，应该说这是属于文化传播移植的载体。还有山东、山西、贵州也有巢父亭、巢父洗耳处，引起曹雪芹后人、《红楼梦》研究专家、《曹雪芹传》作者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曹京平)的一番慨叹与议论：“更奇特的是，我在温泉一个小山崖上面，还看到巢父洗耳处的字样，人们多么希望自己的家乡能有出色人物呀！”(《红楼梦醒黄叶村》)九州到处见“巢父”，大抵是因为巢父的子孙由庐州巢县迁徙各地，或后世的精神追随者如隐士、道士等，为纪念祭祀巢父而就近取物化名，造物命名，久而久之也就见辑于地方志书和社会文物了。

唐太宗训臣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此话虽非因巢父说起，然巢父为鉴竟在唐代蔚然成风。当巢父为历代名士尊为楷模，包括官员在内的广大社会人士以巢父品格修身处世、廉勤为官、淡泊名位、高雅人生为范时，“巢父镜”便应运而生，商人艺术家遂以“巢父洗耳”典故为图饰寓意的铜镜，旨而朝暮提醒、对照和反省自己。何代为始待考，目前可见较早者有金代物品。据文物收藏家说，以“巢父洗耳”典故为图案而制作不同者凡数十种，书法绘画作品则难以计数。诸多世人心所崇敬、目中仰视的文化名家，然当他们面对巢父时则自惭形秽，自我菲薄，留给世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是唐代“三大诗人”，这在前文已经述及。宋元明清，直至当代，赋咏巢父的诗文堪称汗牛[11](P37-39)。

数千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世代国人厚重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基因文化元素。严以修身非乔装打扮以演示，实自我内炼逐步提升，信仰坚定，心中无私，民生为生，社稷为要，此乃官品官德之要义。或曰：入仕做官担大任者须修身，普通氓群士子无须自律，此亦同根于官本位观念的变相误识。无数腐败案例均已明证，多行不义必自毙，修身不严将自食其果。

巢父的荣誉不在于身后的世人文传口颂，而全基于他本人内备的优秀品德行为业绩及其显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境界。巢父是位垂典百世的远古圣贤，为历代名士儒生举为表率，其精神品格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种真朴、清洁、健康的核心元素，梳理巢父精神的人文肌理与历史流迹，发掘其思想核点，弘扬其品格亮点，对于认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真心实意地仰贤，修身养德地做人，淡泊名利地处世，廉洁勤政地为官，都具有切实有用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