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力量

2019-09-06 15:48王静
新丝路(下旬) 2019年9期
关键词:笔谈中华文明传统

《京畿笔谈》是亚历山德拉·葛女士于1918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该书是英文书,蓝色的封面上题着“京畿笔谈”四个字。该书收录在1918年7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书目列表中。1919年4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刊登了关于该书的一篇5页的书评,认为该书展示出对中国人深切的同情,对中国哲学由衷地欣赏,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亚历山德拉,1868年出生在德国,后在英国读书,1894年4月嫁给英国人弗雷德里克·葛。二人婚后共育有四子,最为人熟知的是次子葛量洪,1947-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总督。二人的另外三子,长子和四子分别在一战、二战中阵亡,三子夭折。亚历山德拉的丈夫于1915年5月在法国阵亡。一战后,亚历山德拉再婚,嫁给曼德将军,结婚时间不详。曼德,1887年来华,供职于大清海关,1895-1900年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1900年参与解救被困北京的外国驻军。后曼德成为袁世凯的副官,在辛亥革命中,曾代表袁世凯与他国外交官联络。当时担任袁世凯顾问的莫理循对曼德很是厌恶,认为他是个骑墙派。

亞历山德拉算得上是多产的作家,曾出版多部诗集、戏剧诗,大多是关于战争的,如1915年出版的诗集《悲伤的母亲》是为了纪念她的长子。据学者薇薇安·纽曼的研究,她的丈夫和长子均为英国战死沙场,但由于她出生在德国,遭到怀疑和猜忌,被认为是英国的“敌人”,只能通过诗来表达思念及对战争的痛恨。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京畿笔谈》是亚历山德拉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她对中国的兴趣应与曼德有关,因为是在与曼德结婚之后才移居到北京。再者《京畿笔谈》是1918年出版,她不大可能是受到葛量洪的影响,毕竟葛量洪在1922年底才被派到中国。

《京畿笔谈》,全书共七章,章节没有标题,按数字排列。第一章可以算作是总论,像中华文明的特点、中国的历史、近代中国的遭遇、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等等。第二、三章,介绍了中国从伏羲、夏商周再到秦汉的历史。第四章,主要是从唐朝到宋朝的历史。第五、六章,主要介绍元朝、明朝、清前期的历史。第七章,其中部分是关于清朝的历史,部分是围绕北京城来展开,像元明清三代对北京的建设,北京城的价值等。亚历山德拉坦言到20世纪初西方已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来华传教士所写,这些书大部分带有偏见。她在书中以玩笑的口吻说,可能需要再来一次焚书。亚历山德拉看到中国的历史如此悠久,对于究竟应该从何写起,多大的篇幅才能将中国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来,是比较困扰的。尽管如此,《京畿笔谈》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回顾了从有巢氏到清灭亡的中国历史。

《京畿笔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华文明何以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及在20世纪20年代,如何来看待现代与传统。亚历山德拉坦言很多欧洲人看中国是不动的,停滞的,是因为欧洲人习惯了快速的转变,没有考虑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欧洲两三千前的历史、社会和习俗,除了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外,少有普通民众关心,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习俗还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人十分珍视自己的过去。中国人珍视历史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其本源,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外来传统的影响,不像北欧和西欧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溃败,被迫接受了外来的希腊文明。直到近代,中国人所思所想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不管是凯尔特人,还是日耳曼人,敬拜从巴勒斯坦来的上帝,遵从从罗马帝国来的法律,他的思想跟他的血统没有关系。

讨论到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不少人会提到地理因素,认为是中国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来自外界的威胁较少。亚历山德拉回顾了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面临来自边界的挑战并不少,匈奴、突厥、契丹、鞑靼等时常侵扰。也是在不断的冲突与调和中,中国与亚洲北部、西亚、南亚等地区建立联系,双方都从中获益。至到清中期,中国选择封闭,或许是因为害怕外来的挑战。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地理位置封闭并非中华文明延续主要原因。

接着亚历山德拉讨论的是家庭的力量,家庭、宗族将每个成员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其中还有一整套的教导,像尊老爱幼,关爱穷人等。家庭是有益的,保守的力量,怎么看重家庭的力量都是不过分的。家庭固然是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家庭不鼓励原创和个性,其弱点也是明显的。对于家庭的重视,在近代是外国人分析中国保守、落后的一方面,如麦高温所说,中国人把全部精力和感情都倾注在家庭之中了,从而使他们的爱国热情不复存在了。

第三是“顺天”,亚历山德拉不止一次提到她非常喜欢北京的旧称——“顺天府”。她认为使中华文明保持活力的因素是顺天,遵从道、义、理性。国家是建立在顺从天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上。在亚历山德拉看来,中国是为数不多以道德立国的国家,而非军事或商业。她举了几个例子来对比,如元朝的建立,虽军事强大,但缺乏稳固根基;拿破仑激起民众的热情,但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罗马帝国追求利益,催生了高效政府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但主要为物质方面服务;终究都不能长久。

此外,亚历山德拉花了不少篇幅来论述中国人的信仰。西方人总是认为中国缺乏信仰,亚历山德拉则认为“中国人什么都拜,是否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相”的问题。在她看来中国人不仅认为众多神是神圣的,看祖先、父母都是神圣的。这里提到的“祖先崇拜”的问题,据杨庆堃的研究,是中国本土宗教体系中四个关键部分的其中之一,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到近代,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及其信仰,视“祖先崇拜”为偶像崇拜,甚至“是解释中国一切缺点的关键”。除此之外,中国人看大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是神圣的,更能欣赏自然之美、自然之和谐。

亚历山德拉十分看重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她看来,中国圣人看重的是天、地、人,对应精神的力量、物质的力量、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出一整套详尽、庄严的仪式。孔子就出生在中国,他更了解民众的需求,也教育得更好。传教士到中国才多长时间,况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都算不上眼界开阔的人。孔子的教导不是超自然的体系——在各种神迹的基础上,用未来的重生来面对今世的苦难。孔子的教导是一套规则,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富有经验,品格高尚,引领跟随他的民众过好每天的生活。

亚历山德拉也推崇儒家对仪式的看重,认为孔子坚持隆重的仪式,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达到在冲动的想法和付诸行动之间有停顿,使中国人不至于一时头脑发热就去行动,学会控制自己,这恰恰是欧洲欠缺的。她看到20世纪的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仪式,觉得十分可惜,失去的好像只是外在的礼貌,实际上失去的多得多,自我修养的支柱动摇了。

到了近代,中国在中西交涉中屡屡受挫,开始怀疑自己的传统,这棵滋养了无数代人的老树,是否应该被砍了,给外来的植物和种子腾出地方。亚历山德拉用日本的例子来说明,现代与传统并非对立,可以学习欧洲的科学、管理的力量,而不破坏本国传统。她认为日本是融合新旧、东西的典范。日本学了铁路、汽船、电话、机器、枪炮,各种设备;建立了议会,但是没有推翻皇室,保留了天皇,也没有否认古老的信仰,只是在旁边按照最新,最有效的标准建立了新学校、军营、工厂。日本不仅将新酒装在旧瓶里,而且将有价值的新枝接在老树上,需要高超的技巧,也需要老树供养新枝,直到新枝成活,成为老树的一部分,给久经风霜的老树带来新的美。

与日本相比,外国的发明和机构,铁路,邮局,议会,同样介绍到了,却给人悲伤的印象。它们作为舶来品,和中国民众的真实需要没有多少关联。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引进一些机器和管理方法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一种信念,根植于民众血液中,一旦触动了民众的心,能够释放出他们潜藏的力量。这种信念,是爱国主义,能影响到全国各地,各阶层,使得理想中强大、独立的中国得以实现,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中国尝试了最坏的,不是出于对国家的爱,而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恨,不是出于国家的责任,而是盲目、骄傲自大,就像1900年的义和团。不仅不能展现国家的尊严和力量,带来的后果是屈辱和灾难。很快发生了革命,看似是补救,到1918年仍处在实验阶段。在亚历山德拉看来,中国的危机远远比表现出来的严重,在这样深重的危机中,换领袖是很少会有效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思想是混乱、分裂、摇摆不定,中国这艘大船没办法再按照古时的方法靠岸。中国需要和平,内部和外部的,需要喘口气,去想想自己失去的和得到的。不是靠卑躬屈膝或是表面模仿外国的发明,抑或是时断时续的武力冲突,能帮助中国经受住暴风雨。亚历山德拉用普魯士的例子来说明,在危机中将爱国情怀转换为力量需要根植于传统。爱国精神是微妙的品质,根植于自豪,需要自力更生的意识或是潜在的伟大信念长期滋养。它不会来自现在或是可见的未来,只能到过去寻找。中国无比辉煌的过去,足以成为爱国精神的持续动力。中国人更应从自己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力量,需要分辨历朝历代给“经典”做的注解,不都是有价值的。中国还是需要去自己圣人的教导中寻求指引。

亚历山德拉的《京畿笔谈》,视野宽广,将中国放入世界之中,古时的历史与罗马、希腊等比较,近代的发展与欧洲、日本相比较。《京畿笔谈》在很多外国人都轻看中国,甚至中国人怀疑自我的时候,看到中华文明的闪光点,分析中华文明存续的原因,发现传统文化的力量,难能可贵。亚历山德拉看重传统的力量,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时至今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且走向世界,《京畿笔谈》无疑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除《京畿笔谈》外,亚历山德拉还写了多本讨论中国历史与文明的著作和小册子。如1927年出版《中国历史画卷:从起初到乾隆》,1934年出版的《一位满族皇帝:嘉庆帝传》,还曾写过关于“天坛”的小册子,出版年份不详。从学界的研究来看,目前外国学者多关注她作为诗人和女性的研究,国内学者关注不多。总体来说,亚历山德拉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从史料还是专题研究的角度,这些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著述,亟需得到学界的重视。

作者简介:

王静(1983--)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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