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江大桥视觉符号变迁与新媒体传播

摘要：南京长江大桥的修造更多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其本体建筑及衍生的视觉符号具有多重维度的文化含义，时至今日，其视觉符号的演变形成一条独特的轨迹，传播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改变。生活化大桥符号的变迁使得一代人集体记忆的消逝：艺术化大桥符号的变迁使得大桥从官方话语转变至个人情感的凝聚之地;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大桥成了个性化身份的认同的符号;视觉范式由传统走向现代，大桥从最初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多重含义的凝聚之地。

关键词：南京长江大桥;视觉符号;变迁;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0626103

引言

南京长江大桥建造之初更多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大桥本体而言，桥身上的桥头堡，工农兵雕塑、白玉兰灯、三面红旗、铸铁浮雕等视觉符号，无疑向大众传递着政治话语，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象征着“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及堡上的毛主席语录和象征着“工农兵学商”的工农兵雕塑无不刺激着人们的眼球，激起着老一辈人脑海中的“反帝反修”、“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大桥将政治话语内化为视觉符号，与其紧密结合为一体。在当时，大桥是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南京长江大桥就是国家意志的象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开放的进行，大桥的官方意义在淡化，2016年10月28日，南京市政府对南京长江大桥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封桥整修，2018年12月27日，大桥重新开放，虽然没有将三面红旗、工农兵雕塑、铸铁浮雕等拆除，但修缮之后的大桥与其建造之初的意义相距甚远。岁月的洗礼、人为的修缮、社会的改变使得大桥迎来了它归零的起点，随着老一辈人的消亡，红色的记忆逐渐在消解，年轻一代对大桥的精神有不同的理解，可能以一篇名为《南京长江大桥》小学课文与大桥结缘，通过文字意象化的大桥，认为只是一座宏伟的地标建筑;可能对桥头堡更多是一种游玩的记忆并非是政治的象征。大桥最初的官方意义随着时间在流逝，从政治话语到记忆的承载之处，大桥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符号伴随了一代代人的成长。

一、生活化大桥的变迁：集体记忆的消逝

南京长江大桥的符号在当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作品之中，大桥以粮票、油票、布票、汽水、香烟、糖纸、自行车、收音机的形式出现在生活中，以索绪尔阐述的符号学来解释，一个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的，将大桥符号镶嵌在商品之上，也等于将大桥其“所指”融合在商品之中，也就是将大桥符号“拼搏向上”的精神融合在商品之中。20世纪70年代，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大桥符号从传统的视觉领域解放出来，以粮票、油票、布票、汽水、香烟、糖纸、自行车、收音机的形式出现在生活中，赋予消费品大桥的官方意义，大桥成了消费符号，人们生活在大桥的包围下。法国哲学家德波在其《景象社会》指出的消费社会中的形象霸权，“在那些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再的社会中，生活的一切均呈现为景象（ spectacles）的无穷积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转向一种表征（ representation）。”…按照德波阐述的，“生活的一切均呈现为景象”，生活被商品所包围，而商品又主动迎合大桥符号，可以说生活中的一切景象都成为了大桥，生活被大桥景象所包围，大桥精神充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了一代人生活的缩影，踏上了时代的烙印。

2018年9月15日，“大桥记忆一一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艺术作品及史料巡展”在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开幕，二楼展厅真实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的居民住宅、百货店，这些生活化的空间成为了“大桥”物件的堆积之地，物件都承载着曾经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使得物件与观者产生情感共鸣，此时，物件已经摆脱了使用之“物”的范畴，己成为视觉之物，唤起集体记忆的介质，生活化的空间也摆脱了使用之地，已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凝聚之地，重回那个时代的南京长江大桥，重回那个“自力更生”的年代。特别的是在此次展览中，还特意还原了当年照相馆的布景，将此作为开放式的空间，观者可在此空间中感受那个年代的气息，从而唤起那个年代的记忆，策展人特意将此建构为“打卡”地，将此构建成镜头感十足的空间，拍摄者无需刻意寻找视角，随手拍摄便能充分展现出那个时代的照相馆的面貌。物化的“大桥”成为了镜头之物，具有可拍摄性。巧妙的将照相馆这一空间，转化为互动性的场所，受众将这些照片发布在朋友圈或微博等新媒体上与大家共同追寻过去的记忆。

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初期，官方将其定义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象征，由于当时所处特殊历史时期，大桥便成为了官方与大众之间的契合点，成为了大众的共识，拼搏向上精神的代表，而正是由于大桥受到大众的认可，商业主动迎合主流价值观，大桥才能转化为商业符号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大桥精神成为了那个时代受到大众认可的主流价值观的代表，成为了那个时代抹不去的集体记忆。时过境迁，印有大桥符号的商品己几乎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变迁至极少数的旅游商品、装饰品这类特殊的物件之上，集体的记忆伴随大桥符号的消失而消逝，大桥是那个拼搏向上年代的记忆，是当时社会绝对的主旋律，而當下人们的生活水准相较70年代有巨大的提升，饮食、居住、服饰、交通作为物质文化的主要部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桥”已经几乎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物质生活的丰富，随之新的生活方式出现，萌生出欲望文化、享乐主义，生活中的景象转变为时尚、个性、高雅的符号，大桥那个在艰苦时期，力争向上的精神己化作逝去的集体记忆，伴随着大桥符号的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二、艺术化大桥的变迁：个人情感的凝聚

如今，艺术界百花齐放，艺术的形式不胜枚举，已颠覆了人们的普遍认知，从传统的二维平面空间的视觉领域转变至空间场域的沉浸感受，而在其颠覆下的大桥也由官方形象转变为个人情感表达的场域，从客观视角的再现到主观意识的再造，打造自己的场域，形成自己的“意境”，从而形成不同时代的不同审美，打破了大桥原本的单一化的呈现，大桥符号在多重维度的叙事下，也变得独具“个性”。

南京长江大桥作为一座地标建筑，不仅激起了人们内心的记忆，还激发了梦想和幻想、诗歌和绘画、文学和影像以及音乐创作。作为一座象征中国崛起的大桥，围绕大桥这一视觉符号的艺术创作至今连绵不断，当时的画家们正处在大桥的建造时期，亲眼目睹了大桥的修建过程，在全体人民鼓足干劲，热火朝天的修建场景中，在这种启发下，萌生出创作的冲动，涌现了一大批围绕大桥创作的艺术作品。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最具代表性的为著名画家冯健亲于1974年创作的油画《一桥飞架》，并成为第一幅入选全国美展的南京长江大桥主题作品，生动客观地再现了南京长江大桥，当时的美术创作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主义画风，也代表了中国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主流绘画风格。

90年代至00年间，大桥创作急剧减少，罕有代表作品。但oo年至今，大桥似乎又回到创作者的视野中，一大批艺术家以新的艺术形式“再现”大桥，2007年至今，邱志杰通过对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的关注，举办了“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系列展，以绘画、摄影、录像、装置、行为等各种媒介等视觉的方式展现此现象，从概念上，整个计划分为“思想库”、“档案馆”、“晶体”和“诊所”四个部分，笔者认为“晶体”是其中最具有讨论意义的，“晶体”又称“舍利子”，它原本指人火化后，所产生的结晶体，在这里，创作者将其搜集的大桥符号放进“熔炉”中，以其个人的“思想”将其“融化”、“结晶”，凝结出全新的大桥符号，又将其融入进自己的创作中，最终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呈现，此时的大桥符号已成为个人视角下的大桥，需要观者进入作品所营造的“场域”之中去体验，挖掘出其“所指”，至此，大桥符号的含义己与原本官方的“定义”相距甚远，由官方视角转变为个人角度，由传统的视觉艺术形式变迁为多元化的艺术方式。2017年，由LanD Studio工作室创所的“大桥云记忆”装置在上海展出，装置提供了320个记忆盒子，每个盒子里都放了一件“记忆之物”，观者通过数量庞大的大桥视觉符号来与自己的大桥记忆连结起来，将多重叙事凝结于一点，大桥符号已被艺术家来作为一种媒介来引导人们的记忆。

综上所述，产生大桥艺术视觉符号意义的变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在于艺术作品产生的时期，以及创作者所处历史环境发生的巨变;其二，在于艺术创作者追求个性的表现，力图打破原有的官方符号;其三，在于创作者的生长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造就了其创作的独特的符号编码，通过多样化的符号解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大桥符号。

三、传播方式的变化：个性化身份的认同

时至今日，媒体发生了巨变，大桥符号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更多是作为一种个性化符号出现在社会中，2016年10月28日，南京长江大桥封桥维修，唤起了人们对于大桥的记忆，南京人的朋友圈被大桥刷屏了，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儿时与大桥的合影，寻找自己对于大桥的记忆，朋友圈这一电子媒介的产物成为了大桥符号新的的传播途径，大桥的符号意义也在“赛博空间”的讨论中产生了多重含义。

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即讯患”，大桥符号己然成为了新媒介中的一部分，向人们传递着信息，如在“大桥记忆”展览中，策展团队刻意将照相馆这一空间塑造为可拍摄之物，将物安置在空间各个地方，不论是色彩、光线还是构图，显得无比自然，镜头感十足，而这些照片大多会被观者上传到朋友圈或其他新媒体平台。不仅是朋友圈，大桥变为样式繁多的视觉符号出现在新媒体中，如公众号发布的大桥图文推送，微博中的话题讨论，影像化的大桥纪录片在转变为抖音、快手中的小视频。随着时间的流逝，主流媒介发生的巨变，大桥符号从现实中的实物符号到今日以2原进制代码储存在电子媒介中，从当初的单向传播到今日的互动传播，大桥成为了大众艺术的灵感源泉。据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因尼斯（Harold Innis）的研究，传播手段的发展变革对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不同时代的文明形态往往是建筑在不同的传播手段基础之上的。[2]更进一步说，传播方式的变化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现今，虚拟的电子媒介己成主流，造就了不同以往的交流方式，不同的思考模式，真实的形象呈现在虚拟的电子媒介之中，其形象也不再真实，其意也是虚拟的，大桥符号转化为虚拟的符号后，与“所指”之间的结构发生了断裂，电子媒介中，其“能指”辐射出众多“所指”。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如何有效地对付和创造性地控制文艺复兴时的技术。他说明中世纪非集中化议会的复兴如何拯救了英国，使之免受中央集权制的垄断，而欧洲大陆却被中央集权制攫住了。麦克卢汉认为：本世纪电能的内向爆炸不能用外向爆炸或扩展去对付，但是它可以用非集中化和众多小型中心的灵活性来对付。[3]过去，大桥精神由官方定义，官方为“中心”，而在当下，新媒体的诞生，大桥的官方定义己不能满足大众，人们更加向往自己心中的大桥，大桥的定义也变得多样化。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大桥由单一官方媒体的记录传播，转变为多元大众化的记录传播，从过去大篇幅的“叙事”，转向为微型“叙事”，从过去“正史”般的记录传播，到现今个性化的记录传播，大桥也从“官方”的定义逐渐走入生活中，构建了一个更真实，更生动，更丰富的南京长江大桥。

四、视觉范式的变迁：由传统走向现代

“在库恩的科学哲学意义上，我们把视觉文化中贡布里希所描述的“图式”就看作是一种视觉范式，亦即特定时代人们（尤其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看的方式”。它蕴含了特定时期的“所知的东西和所信仰的东西”，包孕了布尔迪厄所说的“作为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因此而塑造了与特定时代和文化相适应的眼光。”[4]大桥建造时期，我国还未进行改革开放，人们“所知的东西和所信仰的东西”只有来自官方这一唯一的来源，“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也就只有官方，文化的单一性造就了人们同样的眼光，造就了“传统”的视觉范式。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信息来源更加广泛，“所知的东西”从单一走向多样化，从而塑造了与那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眼光，走向“现代”的视觉范式。

大桥视觉符号受制于政治、文化、经济、历史等非视觉语境，而只有结合符号与其语境，才可揭示其“所指”。时至今日，大桥的符号意义发生了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大桥，大桥从未改变，而是我们看大桥的方式与观念发生了变化，因此导致了对大桥精神的理解出现了历史性偏差，不同时代人有着不同的“看的方式”，视觉范式由最初的官方束缚，转向为多维度的个人眼光审视。如今正处于“图像时代”，我们生活在图像的包围下，读图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随之，图像感性的一面时刻影响着人的观念，这个时代的人拥有着强大的感受力，视觉范式也由理性转至感性，大桥符号的意义也随之多样化。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洞穴，“当人摆脱了束缚走出洞穴，也就意味着人摆脱了黑暗而走向光明;在黑暗中，人们只能见到洞外微弱光线投射在洞壁上自己的影子，在光明的状态下，他们彼此见到了自己真确的样子。”[5]由于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变，人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视觉范式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傳统走向现代，由此，大桥也从最初的政治话语转交为多重含义的凝聚之地，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桥转化为电子图像，传播途径不再被时间、空间所束缚，传播方式变得多元化，生活中无处不在。反之，大桥视觉符号也在诠释着世界，它成为了一个个时代的缩影，其符号意义的变迁也代表着时代的变迁。

参考文献：

[1]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Zone， 1994）， #1. From www. nothi ngness. org。

[2]Haroldlnnis. Empi reandCorrmun icat ion [M]. Oxford： Clarendon.1950.

[3]（加）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J].文学评论，2003（6）。

[5] Plato （New York：Walter J. Black.1 942），p.398ff..

作者简介：张若松（1994--），男，甘肃静宁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理论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