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下陕西农户生活用能影响因素

王萍 银艳艳 张亚欣

摘要：利用2013年和2017年在陕西农村地区开展的两期纵向田野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及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劳动力转移视角下农户生活用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全国农户生活用能以液化气和电力为主，而陕西农户则以煤炭、电力、薪柴和秸秆为主;劳动力转移中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是促进农户生活用能从生物质能源向商品能源转变的主要推动因素，而转移人数及转移负担人口则是主要抑制因素，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及区位特征诸因素均构成农户生活用能的显著影响因素;农户选择不同生活用能结构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揭示了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户生活用能结构绿色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陕西地区从传统生物质能源向清洁商品能源转变受农户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及区位特征诸因素的差异影响不容忽视;农户科学用能教育及引导亟待加强。

关键词：能源结构;劳动力转移;生物质能源;商品能源;农户

中图分类号：S 210.1

文献标志码：A

I

文章编号：1672 -9315（2019）06 -1073 -09

DOI：10. 13800/j. cnki.xakjdxxb. 2019. 062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I

收稿日期：2019 -08 -08

责任编辑：杨忠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1273206）;西安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重点项目（2018SZ01）;2019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 2019KRM024）

第一作者：王萍（1968 -），女，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E-mail：wangping@ xust. edu.cn

通信作者：银艳艳（1995 -），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E-mail：372985384@ qq.com

0 引言

随着节能减排政策推广，农村能源在国家能源体系中的地位越发突出，农业农村节能已经被列为“十三五”节能减排计划的重点节能领域之一。而农村地区农户用能水平较低、用能结构较差及用能能力较弱导致农村能源贫困现象严重[1]，且农户直接燃烧薪柴及秸秆等能源释放出大量的有害物质不仅造成室外大气污染，还对农户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2]。随着农村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我国当前急需探明影响农村生活用能结构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通过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环境的污染，进而减少居民公共健康损失[3]。西部城镇地区生活用能消费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发展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生活用能更加贫困。同时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为提高农户的生活品质谋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且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目前，有关农村生活用能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被关注，但多聚焦于农户单一能源或宏观研究，农户生活用能微观研究尚匮乏，因此，文中旨在探索劳动力转移视角下陕西农户生活用能的影响因素及其根源。

既往农户生活用能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能源消费现状、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有关农户生活用能现状及结构的研究发现农户生活用能逐步多元化且清洁能源普及率稳步上升，但我国东北及西部地区农户仍大量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部分商品能源可获得性较低，清洁能源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导致区域农户生活用能不平衡现象严重及生活用能结构不合理[1-2]。而关于农户生活用能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涵盖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及区位特征诸因素。

首先，农户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诸因素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职业、年龄、家庭规模和经济水平等。Chen等和董梅等发现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家庭能源种类的选择，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更偏好使用生物质能源[4 -5];梁育填等却从户主职业的角度出发研究薪柴及秸秆使用比例与户主从事职业的关系，认为外出打工和做生意能够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使该家庭生物质能源使用比例降低[6];韩锋等则考察到户主年龄对农户使用薪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7]，进而王钦池从不同年龄结构细分农户探究农户能源消费和碳排放[8];王芳等研究指出农户家庭规模小型化发展会减弱能源消费的规模经济促使人均生活用能增加，家庭人口数则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9];另外，家庭经济水平被一致认为是影响农户生活用能的主要因素，如Druckman等认为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促使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1O]，陆慧等则进一步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选择能源考虑的因素不同[11]，高收入农户更关注能源的舒适性和卫生性，而中、低收入农户更关注能源的经济性，与收入相关的研究还发现：农户供暖用煤与收入水平呈现“倒U型”[12]，人均收入影响纯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使用[13]。简言之，农户社会人口一经济诸因素多关注于农户收入，却没有具体划分收入来源，因此文中欲将具体分析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户生活用能的影響。同时，既往研究对农户受教育程度的关注远不如农户收入，而农户受教育程度既影响本人使用清洁生活能源，且对家庭其他人有带动作用，因此文中推测农户使用能源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显著相关关系。

其次，农户能源可获得性包括人均耕地面积、房屋离市集距离及能源价格等。何威风等认为房屋离集市距离对生物质能源有显著正向影响，房屋远离集市阻碍了商品能源的获取，提升了农户对生物质能源的依赖性[14];张敬飒等则从种植面积对4类农户薪柴消费进行研究发现种植面积对纯农户优势能源生物质能有显著正向影响[13];仇焕广等则对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进行研究时发现当地能源市场发育程度及能源价格对农户选择使用可再生能源有显著影响[15]。简言之，不同种类能源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生活用能有显著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影响农户获取秸秆及薪柴等生物质能源，而农村商品能源以电、液化气和煤炭为主，交通越便利则商品能源的运输越方便，因此文中研究加入人均耕地面积和交通便利程度。

再次，区位特征影响农户生活用能的选择，不同地形特征在自然资源条件、消费习惯、人口密度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且直接影响农户生活用能情况。如梁育填等研究西南山区农村能源消费结构时发现地形特征对薪柴、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具有显著影响[6]。简言之，区位特征构成显著影响农户生活用能的主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既往有关农户生活用能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充分，而与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较匮乏。从3方面归类目前已有相关研究：其一，Pou-manyvong和Kaneko基于99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生活能源消费量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而快速增加[16];纪广月从宏观视角研究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发现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为不平稳变量且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17]。城镇化虽与劳动力转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未明确定位农村劳动力转移;其二，朱虹颖等和董梅等研究发现就近务工人口比重影响生活用能，且沼气管理占用时间使农户提高了对生活能源的便捷性要求，故电力、液化气等商品能源的需求提高[18]。韩锋等用务工收入衡量劳动力转移发现其对农户使用薪柴等生物质能源具有显著反向影响[7]。两者研究只单独考虑就近务工人口比重或外出务工收入，不能准确衡量劳动力转移程度;其三，王萍等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户使用电力、煤炭和可再生能源，虽考虑了劳动力转移，但仅针对单一能源进行研究[19 -21]。简言之，目前鲜有以劳动力转移视角探究农户生活用能的影响因素的微观研究，而文中尝试丰富此研究。由此，文中提出以下问题：①劳动力转移下陕西农户生活用能影响因素有哪些？②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户生活用能及其结构？③劳动力转移下陕西农户生活用能影响因素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2013年和2017年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在陕西农村地区展开的两期“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纵向田野调查。调查采用分层多级系统抽样，调查对象为了解家庭生活能源情况的成员。两期问卷合并获得700份，其中完整有效问卷656份，陕北175份，陕南232份，关中249份，有效率达到93. 71%.

1.2 变量设计与测量

1.2.1 因变量

劳动力转移下陕西农户生活用能影响因素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户生活用能，即农户商品能源消费量与农户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

劳动力转移下陕西农户选择不同生活用能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的因变量为偏生物质能源结构、偏商品能源结构和全商品能源结构。根据农户商品能源消费量占生活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对农户生活用能结构类型进行划分，当该比值小于等于50%时农户结构类型为偏生物质能源;当该比值为50% - 100%时农户结构类型为偏商品能源;当该比值等于100%时农户结构类型为全商品能源。

1.2.2 自变量

自变量分为4类：劳动力转移、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区位特征。文中界定劳动力转移是指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且转移时间大于等于6个月的农民，包括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和虽未发生地域转移但在当地进行非农劳动的农民.不包括学生和参军[22]。文中劳动力转移由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转移人数和转移负担人口来衡量。变量具体定义及赋值见表1.

1.2.3 样本描述结果

表1呈现了劳动力转移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且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均值为4 550. 81元/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户家庭约有2个务工成员;户主受教育程度平均值为0. 49，说明其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83. 13%的户主职业为务工表明务工已成为农户主要职业选择;样本调查区域人均耕地面积为1. 23亩/人，农作物资源较丰富。

1.3 研究方法

1.3.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文中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下陕西农户生活用能的影响因素研究的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1.3.2

Logistic回归模型

文中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下陕西农户选择不同生活用能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偏生物质能源结构为例，其模型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2.1 全国与陕西农户生活用能结构

表2呈现了全国与陕西农户生活用能结构差异。全国范围来看农户生活用能主要以电力和液化气等商品能源为主，但还有接近一半的农户以薪柴、秸秆等传统生物质能源为主，生活用能结构有待优化。而陕西的农户生活用能主要以煤炭、电力、薪柴及秸秆为主。该区域农作物资源和煤炭资源较丰富，因此50. 40%的农户将薪柴、秸秆等生物质能源作为主要生活能源，66. 69%的农户将煤炭作为主要生活能源，煤炭的使用高于全国农户的使用程度。陕西省地处中国西部，农耕面积及农业人口较多且能源消费总量较大，在生活能源消费方面存在发展不均的状态，根据地理区域将陕西分为陕南、陕北和關中。陕北煤炭资源比较发达，将煤炭作为主要生活能源的农户占67. 57%，关中地区使用煤炭的农户比例最低为40.40%，但也远高于全国水平，说明陕西农户习惯就地取材且农户生活用能结构较为传统和落后。陕南相对陕北和关中来说林业资源比较丰富，有54. 89%的农户将生物质能源作为主要生活能源。

2.2 陕西农户生活用能情况

表3呈现了陕西农户生活用能情况。陕西因其地理位置及自然地理风貌的差异使得其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差异化水平，在日常生活能源使用量上也呈现出较大差异性，陕南和陕北地区人均生物质能源消费量大于关中地区，而人均商品能源消费量则小于关中地区;关中地区人均液化气消费量最多，陕北、陕南次之，依次为42.1，32.7和29.6Kgce;陕北地区人均煤炭消费量最多，关中、陕南地区次之，依次为43.9，37.0和30.7 Kgce;电力消费在陕西地区已成为农户主要使用能源之一且关中地区农户人均电力消费量最大为251.2 Kgce.

2.3 农户生活用能回归分析

表4中模型1呈现了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活用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活用能从生物质能源向商品能源的转变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农户使用商品能源起到推动作用（β=0.040***），而转移人数及转移负担人口对其起到抑制作用（β=-0.050***），这可能是因为收入增加提高了农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使农户更倾向使用方便清洁的商品能源。而转移人数及转移负担人口衡量了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务工人口数的增多增加了农户留守儿童、老人及妇女的数量，这类群体能源环保意识薄弱，倾向使用价格低廉的薪柴及秸秆等生物质能源，这也符合农村老人节俭的品性。

模型2加入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后，转移负担人口显著影响农户生活用能（p= -0.018+），且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和转移人数影响程度显著加强，说明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是农户生活用能的影响因素之一。此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其它收入增加对农户使用商品能源有显著积极影响（β=0. 023+和β=0.046***），而农业收入对农户使用商品能源产生抑制作用（β=-0.039***），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规模小的农户能源需求变少且没有剩余的劳动力收集薪柴及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其它收入作为家庭的额外收入提升了家庭经济水平，为农户使用商品能源提供经济保障;陕西地区农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收入，农业收入受农户家庭可耕面积的影响，而家庭可耕面积又影响着秸秆等生物质能源的可获得性，当可耕面积越多农户获得秸秆及薪柴等生物质能源更容易，因此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户更偏好选择生物质能源。

模型3加入能源可获得性后，户主年龄与农户生活用能呈显著负向影响（β= -0. 001*），即高龄户主对使用商品能源有抑制作用，此外，人均耕地面积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农户生活能源有显著影响（β=一0.063***和β=0.012***），这可能是因为高龄户主生活用能习惯不易改变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降低，导致其更倾向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人均耕地面积及交通便利程度与农户生物质能源和商品能源的可获得性有关，影响农户生活用能选择。

模型4加入区位特征变量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和农业收入变得不显著，而户主受教育水平变得显著（β= 0.064*），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家庭规模和农业收入有所差异，对农户生活用能的影响被区位特征变量解释;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了农户对能源的认识，高学历的人比低学历的人更容易意识到生物质能源直接燃烧对空气及人的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高学历的人在农户家庭中有较高话语权并影响其他成员减少对生物质能源的使用。

2.4 不同生活用能结构回归分析

农户选择偏生物质能源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表5模型5表明显著影响农户偏向选择生物能源的因素为转移人数和人均耕地面积（β=0. 215*和β=0.780***），而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其它收入均对农户偏向使用生物质能源呈现显著抑制作用（p=-0.179*，p=-0. 466**，β=-0. 629**和β=-0.271…）。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农户偏好选择生物质能源有显著抑制作用，而转移人数对其有显著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偏好使用生物质能源的农户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较大，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越高在一定程度表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该类结构的农户对生活用能选择开始向更加方便清洁的商品能源转化且享受品质生活，因而对生物质能源的选择意愿降低;户主职业为农民及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对农户生活用能偏向生物质能源有显著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两者与农户获取生物质能源的可能性有关，农户耕地面积越多越容易获取薪柴和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区位特征对农户偏向使用生物质能源有显著影响，以陕南为参照，陕北和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加偏好使用商品能源，这可能是因为陕北地区地势风貌以高原为主，陕南地区地势风貌以山丘为主，而关中地区多以平原为主，农户使用生物质能源偏好就地取材，陕北和关中地区多以秸秆等生物质能源为主，生物质能源使用量小于以薪柴等生物质能源为主的陕南地区。

农户选择偏商品能源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表5模型6表明显著影响农户偏向选择商品能源的因素为户主职业、家庭规模和农业收入（β=0.876***，β =0.137*和β=0. 213**），而人均耕地面积显著降低了农户偏好选择商品能源得可能性（β=-0.268*）。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偏向使用商品能源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该类农户生活用能结构相对较合理，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收入及转移人数的变化对农户能源消费的影响不再显著;户主职业为非农就业、家庭规模越大、高农业收入及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均促进农户偏向使用商品能源，这可能是因为职业为外出务工的户主更容易接触到方便、清洁的商品能源，与需要劳动力搬运的生物质能源对比后农户更加倾向选择商品能源;家庭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农户生活用能总量，提高了偏向使用商品能源农户的需求，因此家庭规模对农户选择偏商品能源有显著推动作用;农业收入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收入越高说明家中经济状况越好，农户更偏好使用方便、快捷的商品能源，如电力、液化气等，因此高农业收入推动该类农户选择商品能源。

农户选择全商品能源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表5模型7表明显著影响农户选择全商品能源结构的因素为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和其它收入（β=0. 275*和β=0.422***），而人均耕地面积和交通便利程度降低了农户只选择商品能源的可能性（β=一0.558***和β = -0. 083*）。劳动力转移中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农户只选择商品能源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使用生物质能源的农户相对于该类农户来说，其能源使用受经济影响较大，因此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的提高降低农户对生物质能源选择的可能性，进而提高农户只选择商品能源的可能性。人均耕地面积对该类农户只使用商品能源有显著抑制作用，这可能是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阻碍其获得薪柴和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因此农户增加了只使用商品能源的可能性。交通便利程度对只选择使用商品能源的农户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距公路的距离体现了交通便利程度，离公路越近越有利于运输商品能源，因此交通越便利越促進农户使用商品能源。

3 结论

1）目前全国农户生活用能以液化气和电力为主，而陕西农户则以煤炭、电力、秸秆及薪柴为主。

2）人均劳动力转移收入推动农户生活用能从生物质能源向商品能源转变，而转移人数及转移负担人口则起到抑制作用，社会人口一经济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及区位特征诸因素均构成农户生活用能的显著影响因素。

3）农户选择不同生活用能结构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其中，人均耕地面积和区位特征对3类生活用能结构均有显著作用。

研究结果反映了劳动力转移构成陕西农户生活用能结构绿色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内在规律为农户务工收入提升家庭经济水平，同时引导农户生活用能习惯由生物质能源逐渐向方便清洁的商品能源转变，最终实现农户生活用能结构的绿色转型;揭示了陕西地区从传统生物质能源向清洁商品能源转变受农户社会人口一经济、能源可获得性以及区位特征诸因素的差异影响不容忽视;陕西农户科学用能教育及引导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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