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牛”部字文化生态研究

张玉金 吴媛媛

[摘 要] 从文化生态、汉人、汉字三方面入手，以《说文解字》牛部字为例，探究了汉族人是通过观察文化生态创制了汉字，这一过程也反映了造字时所处时期的文化背景，说明了汉字作为记录汉民族语言的书写符号，其创制与使用除了出于语言交际需要外，还以其鲜明的个性承载着人类文化功能。借助对《说文解字》“牛”部字文化生态考察，展示汉文化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说文解字;牛部;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H121[文献标志码]A

文化生态环境是由自然场与社会场有机组合而成的，为人类提供栖息生存与创制文化的条件[1]9。汉字作为记录汉民族语言的书写符号，其创制与使用原本出于语言交际需要的驱动，但实质上汉字与汉民族文化存在一种双向的互解关系，文字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积累，也反映了创制汉字时人们对自然场、社会场的认识与重组。人类用自己的双眼观察自然场和用自己双手改造自然场、社会场，把观察与改造的结果用汉字呈现出来，这个过程与结果自然也成为由自然场、社会场构成的文化生态的一部分。随着认识自然改造适应自然的深入，社会场也必然产生变化，文化生态就会日新月异，这在汉字的孳乳分化中也必将折射出来。

一、以往相关研究

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有很多成果，如：何九盈先生的《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汉字文化大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王继洪先生的《汉字文化学概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周有光先生的《汉字和文化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志基先生的《汉字文化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段石羽《汉字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还有从文化学角度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的，如王宁、谢栋元、刘方《<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专著分析了汉字与文化诸多关系，给汉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角度。

文化生态包括自然文化生态与社会文化生态。自然文化生态是自然系统与人类相互作用下构建的文化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生态是人类参与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与社会制度环境的总和[1]8。《说文解字》不仅是一部解释汉字形义关系、分析汉字结构、系统归纳汉字构形的权威字典，更是一部记载先民诸多文化生态现象的重要历史文献。他是文化的凝聚物。本文将以《说文解字》（1）牛部字为例，从整个文化生态的角度探究文化生态、汉人、汉字的交互影响与表现，揭开先民造字时汉人对“牛”诸多自然文化生态的观察结果、及对社会文化生态创造与体验。

二、文化生态与《说文解字》“牛”部字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其形体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现语言的意义。语言中的词语是对客观自然的最直接反映，这就使语言中的词汇必然包含自然、社会文化生态因素。换言之，人类加入自己对自然事物的认知，对自然之牛加以描写，同时将这种社会生态过程记录下来，将之固化为这样的文字，使之成为约定俗成的符号，被大众普遍接受，进而使之规律化（如“六书”），易于习得，使文化得以传承、文明得以传播，文字自然也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说文解字·牛部》中，共有文四十五，重一，新附字二。此外，书中以“牛”为形符或部分形符的汉字还有半、件、犛、解、胖、叛、觲、牧、告，以及虽然是声符，但具有一定程度的表意性的，如：伴、徲、判。虽然仅仅六十字，但这个集合语义密度较高。汉字按义类聚集后，每当社会生活中出现新的事物或者人们对某一领域有了新的认识时，人们往往会造出新词来记录表达它，增加这一语义场的容量。在某种程度上，表达某一领域词汇量的多少与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认知程度是成正比的。当某一事物与人们关系愈加密切时，人们对这一事物的认知就愈加深刻。这种认知就会被不断细化、分类，使语义表达更为明确、深刻。《说文解字》对牛的认知恰恰是始于自然文化生态，然后再现了通过人类活动所增加的社会文化生态。甚至各字排列顺序、分类也存在逐渐加深的认知逻辑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慎潜意识内对自然“牛”与社会“牛”从表层到深层文化生态的区分能力。

（一）自然文化生态与“牛”部字

自然场中的“牛”是一种生物，它的外形、特性是自然存在的，是自然生态现象。人观察到了这种自然生态“牛”，用文字把它固化与呈现出来。《说文解字》中共用39个汉字记录了自然文化生态下的“牛”。

自然文化生态下的“牛”，是指《说文解字》“牛”部字及其相关部首中与“牛”有关汉字呈现出的“牛”的自然情况。他反映出先民对自然“牛”的观察与认知能力。根据这些汉字所表达词汇义的内在联系及人类对牛的自然情况的认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表现自然文化生态的语义场：

牛的总称、牛的性别、牛的齿龄、牛毛皮的颜色、牛的身体部位、牛的体态、牛的性情、牛的种类、牛的动作与行为、牛的繁殖，具体情况如下：

牛的总称，仅有1字“牛”，此字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频率就非常高。

牛的性别，“牡、犅、特、牝”4字表示牛的性别，除“牝”外，皆是雄性。“牡、犅、牝”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牡，畜父也。”“特，朴特，牛父也。”这里“牡”的用法要大于“犅、特”，除了可以指牛父，其他动物雄性皆可以用“牡”来指称，“犅、特”只能用于指公牛，“犅，特牛也。”“特”“犅”雖属递训，基本义相同，但“特”还强调是“朴特”，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2）认为是强调没有阉割过的公牛。

牛的齿龄，“犢、、犙、牭”，这5字是表示牛的齿龄大小，依次是初生的牛、二岁牛、三岁牛、四岁牛。《说文解字》将改字“”列在“牭”下，认为是“籀文牭从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字从贰，当为二岁牛矣”，从构字角度考虑，段说较为可信。

牛的毛皮颜色，“牻、、犡、、犖、、、犥、犉、、牷”，这11字记录牛的毛皮颜色，其中“牻、”是白黑杂毛牛;“犡、”是白脊牛;“、犥、犉”是黄色的牛，但略有不同的是“”是黄牛虎纹，“犥”，是黄白色的牛，“犉”，是黄毛黑唇的黄牛;“犖、”是杂色牛;“”是白牛;“牷”是纯色的牛;先民对颜色是非常看重的，这是区分牛的种类办法之一，在祭祀活动中颜色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记录牛身体部位的只有“牼”，牛膝下的直骨，即牛胫骨。

牛的体态，“牛”部“、、牣”记录牛的外在体态，“，牛長脊也。”生物学上这种牛耐力强，肌肉发达，“”有两个义项，其表“大”的意思时是指牛的外在形态;“牣”意思是“满”，戴侗认为是“牛充腯也”，即肥壮。此外“人”部中的“伴”，意为“大也”，“半”是声符，其字“从八，从牛”，因“牛为大物，可以分也。”其“大”义项，恰恰也和“半”有关，故也列在此处。

牛的性情，“牛”部首中“犪、”记录了牛的性格特点，一个意思是“柔谨”，一个意思是“牛很，不从引也。”这是不听从指挥的牛，性情比较倔强、粗暴。此外，“彳”部中的“徲”意思是“久也”，犀为声符，但“久”义与牛慢性应是有关，故列在此处。

牛的种类有3字，但分类标准不一样，一是按照有无牛角分类，一是按内外分类。无角牛“犝”，“一角在鼻，一角在顶”的“犀”且“犀”，还是“南徼外牛”;还有一个不在“牛”部，但从牛的“犛”，是“西南夷长毛牛”。

牛的动作与行为，“牛”部中“犨、牟、、牴、”5字记录了牛的动作，包括“牛喘息声（犨）”“牛鸣叫声（牟）”“徐行（）”“触（牴）”“践踏（）”;此外“角”部中“觲”的形符为“牛”，其也可以表示用角抵触，即“用角低仰便也”，故列在此处。

牛的繁殖，“、”是反映自然情况下牛的繁殖情况，《说文解字》：“，畜牷也。从牛，产声。”徐锴及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均作“畜牲”，桂馥更明确为“牲，当为生……畜所生者用为牲。”“”义与之相反“牛无子”。

（二）社会文化生态与“牛”部字

社会场包含经济环境与社会制度环境，社会场中的“牛”指通过驯化、饲养等生产方式，使牛成为家畜之一，为人类提供役力、食物等，以提高人类生产力，满足物质精神需求。这一过程用汉字呈现、固化出来，这些汉字源于社会场这一社会文化生态。即人类用汉字把人类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生态现象表现出来，被大众普遍认知、并不断创新，再把创新的社会文化生态，用新的汉字记录下来，形成社会文化生态创造与传承的良性循环，这些汉字同时也反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多种文化现象。《说文解字》中共用22字记录了社会生态“牛”的情况。

社会文化生态下的“牛”，就是指《说文解字》“牛”部字及其相关部首中与“牛”有关汉字呈现出的与“牛”有关的社会文化生态情况。反映出先民对“牛”社会经济环境与社会制度环境的概括与总结。根据这些汉字所表达词汇义的内在联系及人类对牛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反映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语义场：

牛的饲养与管理、牛的使用、牛的分解、牛的疾病、阉割之牛、祭祀之牛、牛的社会影响等。具体内容如下：

牛的饲养与管理，共6字，牛部4字，即牿、牢，牛圈，“牢”在甲骨文里还有两个异体字分别从羊、从马，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2]171提到从牛的“牢”，应是养在栏里，祭祀时用作祭品的牛;犓，用芻茎养牛;牵，拉着牛走;还有攵部的1字，牧，养牛人;还有告部1字，告，在牛头上加一横木，提醒人注意牛用头抵人。

牛的使用，共3字，犕，套车、驾驭;犂、，都是耕地，但“”强调的是两头牛相向而耕。

牛的分解，共6字，半部3字，“半、叛、胖”表示分解后的数量，一半，“胖”词义更具体一些，是“半体肉”;还有角部的1字“解”，意思是分解牛角;人部1字“件”，意思是分解牛体;刀部1字“判”，释为“分也”，“半”虽是声符，因其本就释为“物中分也”应是兼表义的。

牛的疾病，只有1字，，“牛舌病”。

阉割之牛，牛部中共有2字，表示这是经过人类处置过的牛“犗、犍”。

祭祀之牛，有3字，一是意义偏指向“全牛”——牲（全牛），一是意义偏指向纯色的牛——牷（古代用作祭品的纯色全牲）、犠（宗庙之牲，宗庙用于祭祀的纯色牲），在《书·微子》孔安国将“牷”“犠”释为“色纯曰犠，体完曰牷”。

牛的社会影响，共1字，“牛”部中“物”字，释为“万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此外“人”部中的“件”，是因牛属于“大物”。

三、文化背景与《说文解字》“牛”部字

人类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双重存在物[1]8，人类通过对自然生态的客观认识，积极适应与改造自然生态，使之更加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随着人的认知水平、实践能力的提升，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相互交织改造过程中，社会文化生态愈加璀璨。这其中就包括改造利用自然生态中的各种生物，提高了人类创造社会文化生态的能力，更好地适应自然生态，随之部分改造成果也就成为社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如原本自然生态里是没有家畜的，人类通过简单保存狩猎的成果，到有意识地将之蓄养为家畜，到训练大的牲畜使它成为能为人类提供役力的劳动力，这就产生了“驯化”这一社会文化生态。而被驯化的家畜又成为社会生态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人的参与下，无论缘于自然場，还是社会场的汉字表现出的文化都具有社会属性。牛作为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说文解字》“牛”部字的分析发现，人类利用“牛”这一畜力创造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态现象。用汉字固化下来后，通过对汉字进行深入研究，就能够帮助了解造字时期汉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体会民族文化精神，洞悉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领略民族文化的魅力。从文化形态学角度考察，《说文解字》牛部字可以从社会心理、基层意识形态、高层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全面体现出文化核心背景。

（一）社会心理与“牛”部字

《说文解字》中的部分牛部字表现出朴素的未经理论加工的和艺术升华的大众心态，这属于文化核心背景中社会心理层面。

首先，反映了先民对役力的需求;记录牛性别、齿龄、体态、性情、身体部位的词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先民们对役力的需求。“牝、牡”常用来表示动物的雌雄，但却专门造了“犅、特”来专指“公牛”，其原因在于牡牛肌肉结实，在役用能力上要强于牝牛;古人非常重视牲畜的齿龄大小，这是判定牲畜年龄大小的重要标准，有民谣《牛齿龄歌》：“黄牛六岁齐了口，水牛较黄迟一龄。齐口以前如何辨？乳齿发生与脱换：乳齿门牙为四对，生下已有一两双，一周长成六颗牙，三周乳齿全长满。一岁半后始换牙，乳齿脱下恒齿生。恒齿出生到齐口，恒对加一是实龄。”处于不同生长发育期的牛会有不同的生产力，一般“牭”以上齿龄的牛才能胜任繁重的劳役，牛的齿龄有助于区分牛的大小，这也是古代相牛术的重要参考点;“、、牣”分别代表牛的脊梁长、体大、肥壮，这样的牛恰恰是役力最好的牛。刘向《说苑·臣术篇》提到“秦穆公……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肥，多肉也。”可以任重道远。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提到“牛在畜属土，在卦属坤。土缓而和，其性温也”[3]164，牛的性情与役用效率也有关系， 脾气温顺的牛（犪），能服从人的指挥，将气力用到劳动上，脾气不好，不服牵引的牛（）不可能将气力全用到劳作上。如《齐民要术》提到“易牵则易使，难牵则难使。”身体部位词“牼”是牛胫骨，先民观察牛胫骨过长、过短，都会影响挽力和持久力。

其次，反映了先民对颜色的偏好;某类事物在人们语言中越多专名专字，则越表明这类事物与人类的关系越密切。在《说文解字》牛部字中有十个字直接表示牛的颜色，占牛部字总数（含新附字、重文）的16.67%，占比最大。在甲骨文、金文中虽有颜色词，但数量很少，文字的演化常常是其它文化现象的产物。仅在“牛”部字中就有这么多的颜色词，可见确实是“色调的数量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多，越复杂的社会需要的颜色可能越多[4]75”。在《说文解字》牛部字中有11个表示牛的毛皮颜色的词，有7字“、犖、、、犥、犉、牷”与黄色有关。杂色牛“牻、”在牛种分类上也属于“黄牛”。黄牛恰恰是我国固有原生牛中数量最广多、分布最广的种群，即使在今天黄牛的分布也是最广的。《尔雅》：“不言黄牛者，牛以黄为正色，凡不言何者谓黄牛也。”古人十分看重颜色的区别，尤其重正色、间色之别，他们将颜色区分的很细，连只有嘴唇黄色的牛，也专造一字来表示他，以与纯色相区别。如《说文·牛部》： “犉，黄牛黑唇也。”《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 可见这种只有嘴唇是黑色的黄牛数量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将黄色定为正统颜色。如《易经·坤卦》曰：“天玄而地黄。”反映在牛身上就是以黄牛为牛之正色。杂色牛以“牻”为例，《说文·牛部》：“牻，白黑杂毛牛。”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3）：“牻训为白黑杂毛，然则凡谓杂色不纯亦可用牻字。”徐灏《段注笺》：“因牛马之杂色而别制牻駹字耳。[5]105” 作为祭品的牺牲，对颜色要求更为严格，只有颜色纯正的家畜才能作为祭祀之用，类似“牻”这种毛色不纯的牛一般是不能做祭祀的。

第三，反映了先民对牛的内在认同感;《说文解字·牛部》：“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之释为“事也，理也”。对“牛”与“事”的关系解释为：“事也者，谓其文理可分析也。《庄子·养生主》‘依乎天理，批大隙道大窾’。这是对“牛”做出的社会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分析。“事”“理”二字准确地概括出牛的两大特点：“任耕”，有“文理”。任劳耕作，任怨驯服。这种解释明显是赋予了“牛”人性化的特征。《说文解字·人部》将“件”释为“分也。从人从牛。牛大物，故可分。” 是指人分解牛为部分之意，后作“分别”讲。它之所以有“分别”的意义是因为其构件“牛”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非常性质决定的，进而可以分别其他的物类。在先民看来，“人”是最能与其他生灵相区分的种类。与人在所有生灵中的特有地位相似，“牛”在牲畜中的地位也同样最为特异，因而也最具区分度。“件”在今天成为常用量词，有形之物都可以用件来数。“物”今作为万物的代称，《说文解字》提到“万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这对牛的推崇达到极致，无以复加。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数，犹事也，民以食为重，牛资农耕，事之大者，故引牛而耕，乃天地间万事万物根本。”“件”“物”释义皆说牛是“大物”，并非仅仅指牛的形体，还包括其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役牛在农耕生产中成为人们最得力的助手，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恰恰是三千年来中原地带人类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

（二）基层意识形态与“牛”部字

《说文解字》中的部分牛部字表现出在社会心理层面基础上，与社会存在保持着密切联系，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方面，这属于文化核心背景中社会心理社会基层意识形态层面。

首先，反映了先民朴素的内外观;我国固有原生牛一般有黄牛、水牛、犎牛、牦牛。《说文解字》涉及的牛的种类就包括今天所说的“黄牛、牦牛”，牦牛即“犛”，此外书中提到了“犝（无角牛）”。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对“犀”和“犛”的解释，“犀”是“南徼外牛”;“犛”，是“西南夷长毛牛”。明确标明“犀”是外牛，不是我国所出，“犛”虽不是中原所出，但不在外牛范围，是我国固有品种。

其次，反映了先民重视畜牧与农耕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基于社会经济因素，对华夏族来说农耕与游牧是两种重要的经济类型。[1]67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发明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狩猎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逐渐出现了剩余獵物。为了处理好这些剩余的猎物，出现了早期的动物驯养。这在很多传世文献中都有所记载。人类的经济形态也开始从早期的单纯狩猎逐步过渡到渔猎与驯养并重。牛是较早被人类驯养的动物，在《说文解字》中与此相关的汉字：有涉及牛的饲养与管理的，如记录了养牛的处所“牿”“牢”，《淮南子·本经训》中就有“拘兽以为畜”的记载，表明先民很早就已经懂得将野兽拘系起来驯养为家畜;有记录养牛方式的，如“犓”，是指用芻茎养牛，这恰恰是圈养方式之一，反映了人们已不再单纯的靠放牧喂养牲畜，还可以用草料喂养;有记录养牛动作的“牵”，《说文解字》释为“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引前也。”牵着牛向前走，“象引牛之縻也”是解释如何牵，即在牛鼻子系上绳子，牛鼻是牛身上极为柔软的部位，在系上绳子后牛更易于役使。《庄子》里记有“络马首，穿牛鼻。” 这反映了先民很早就已经懂得穿牛鼻绳的技术了;记录养牛人员的“牧”。《诗经·小雅·无羊》开篇即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生动地描绘了在野外放牧成群的牛羊，可见西周时期养牛已经颇具规模。记录牛的使用“犕”，即可用牛来拉车，《尚书·酒诰》曾记载：“肇牵车牛运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这记录了殷民用牛车贩运物资的场景;还可以用牛来耕地，“犁”，耕地，今天还在使用这个词;“”，是指为提高效率，采用了壁耕的方式，即两头牛相向共同耕种一块地，“犂”“”是农耕文化代表字，其形符表明牛已经成为人类最为得力的帮手，甚至在神话传说中始祖“神农氏”具有“宏身而牛首”的伟岸形象。这时的牛还可以食用，《说文解字》中共有6个字，表示分解牛体，庄子笔下解牛技艺高超的庖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上这些汉字足以证明农耕与畜牧相结合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农业结构的特点。

（三）高层意识形态与“牛”部字

《说文解字》中的部分牛部字表现出在社会基层意识形态基础上，尤其是在经济土壤中，发展出更高的远离物质意识形态，《说文解字》“牛”部字主要集中在兽医学和祭祀两个方面，这属于文化核心背景中社会心理社会高层意识形态层面。

首先，反映了先民兽医技术的发展水平;兽医的产生與发展是古代畜牧业兴盛的必然产物。牛、羊、马等六畜的大量饲养，使先民对家畜的生长健康，疾病防止更为重视。从西周到春秋，中国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礼·天官冢宰》记载西周时已设有专职的兽医，“兽医，下士四人。”明确了兽医的治疗方法和职责，“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讲退之。”诊治“兽病”时采用灌药的方式，诊治“兽疡”时采用先手术，后灌药再护养等方法，并且根据牲畜存活情况，决定俸禄的增减。”郑玄注：“兽，牛马之属。”“牛”部中的两个字就记载了古代兽医学的发展情况。“犗”“犍”就是“去势”过的牛，“去势”即阉割术，将生殖器官通过外科手术摘除，使其丧失生殖能力。阉割过的牛，较为柔顺，听从使唤，生产力有时反而要好于性情不好的公牛，也更易于催肥，肉质更为适口。阉割术是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种手术，在《说文解字》中曾多次出现。如：“騬，犗马也”;“羠，騬羊也”等。“”字所反映的则是牛肌体上的病变，《说文解字》“，牛舌病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广韵》作“牛舌下病”。舌病则噤闭不能成声，亦作“”。舌头是身体重要的器官，舌头出现病变就不能正常进食、发声，不能劳作，进而导致死忙，先民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舌病的严重性。

其次，反映了先民重视祭祀的文化观，《说文解字》中祭祀用牛时提到要用“牢”饲养长大的纯色的（牷、、犠）全牛（牲）。先民非常重视选用的祭品，这与古人重视祭祀有关。《左传·成公十三年》提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甲骨大量卜辞中记录了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的内容，举行祭礼时常常要敬献食物，其中以肉食最为重要，这种肉食被称为“牺牲”，通常指马、牛、羊、鸡、犬、豕等，后世称之为“六畜”，最常见的是“牛羊豕”三牲，牛在祭牲中是一个主要品类。如：“酒河五十牛。（《殷墟文字·丙编一一七》）”奉献祭品“牛”给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甲骨文中经常看到“来牛”的记录。《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郑玄注曰：“牛曰太牢，羊曰少牢。”[6]83由此可知祭祀之牲，以牛为重。而牛作为一种食物，多作为飨神之用。这是“牛”具有特殊精神价值的表现。《礼记·王制》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犬豕。” 郑玄注曰：“故谓祭飨。”[6]83即使贵为诸侯，倘非祭祀之需也是不得随意宰牛食用，平民百姓更难沾荤腥。之后历代刑罚中也多有禁止屠牛的规定，如汉代明确规定“法禁杀牛，犯之者诛”[7]135。

四、文化、文化生态变迁与“牛”部字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不同时期文化生态息息相关，这些汉字表现出的文化背景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还是以《说文解字》牛部及相关部首60字为例，甲骨文中记录的“牛”部字（含总称）计有8个，即“牛、牡、犅、牝、牲、牢、告、牧（、、、、、、、）”，源自自然场的是“牛、牡、犅、牝”记录了牛的总称、性别，这与牛的繁殖、役力需求文化有关;源自社会场的“牲、牢、告、牧”，记录了牛的饲养管理、牛为牺牲之一，“牢、告、牧”与畜牧文化有关，“牲、牢”与祭祀文化有关。到了金文时期，又增加了4个汉字，即“犕、半、牼、犀（、、、）”，两个源于自然场的“牼、犀”，记录了牛的种类和牛的身体部位，两个源于社会场的“犕、半”，记录了用牛拉车、对半数的认知，这与役力文化、数字文化相关。再看清·《康熙字典》，仅牛部字就有234个汉字，至《汉语大字典》“牛”部字已有362个，以牛为形符或声符兼表意的相关汉字就更多。相较《说文解字》不难发现，新增汉字仍然分别源自自然场、社会场，分类更细、内容更复杂，如表示牛齿龄的汉字在《汉语大字典》中计有8个汉字，牛的身体各部位也都有专称。窥一斑可见全貌，随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能力、改造能力的提升，记录这一过程的汉字也随之增多，汉字承载的文化现象也日益丰富多彩。

五、结语

通过对《说文解字》牛部字文化生态考察，及相应文化背景的分析，不难看出，汉人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文化生态，并用汉字记录下来，汉字自身的表意性特点注定了汉字不仅是文化承载者，还是文化的参与者，自身就是文化的化石;汉字的发展演变、孳乳分化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文化生态、汉人、汉字交互作用，共同创造璀璨文化。文化生态中的汉人，用超凡的智慧创制出表意的汉字，汉字记录了种种文化生态，整个过程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还将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出来，使中华文明得以万载流传。

[注释]

（1）文中所引《说文解字》内容除特别标注外，均引自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版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28-33页。

（2）文中所引《说文解字约注》内容除特别标注外，均引自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上册卷三。

（3）文中所引《说文解字注》内容除特别标注外，均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4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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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甄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