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现代价值微探

梁国璋

摘    要： 中国新诗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诞生时算起，距今已有一百又两年，但其成就跟我国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古典诗词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新诗的产生与发展受西方的影响大于我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回首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对传统古典诗学的继承不够。要“拿来”，不仅要借鉴西方的诗歌理论，更要从古典诗歌理论中汲取养料，以发展新诗。

关键词： 诗言志    字形源流    抒情    新诗    口语诗

从古至今，诗，一直都是文学范畴内的第一大重镇。无论哪个时代，诗都在其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今天也不例外。那么同样是使用汉语进行写作，古诗里“诗言志”的观点，对于今天华语“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启示呢？本文从古典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一说入手，微探其对现当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

一、“诗言志”从何而来

“诗言志”一说，距今最早的当属《尚书·舜典》的记录：“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可以说，从《尚书》开始，“诗言志”一说诞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文子见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庄子·天下》写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分，《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东汉郑玄作《诗谱·序》引《春秋说题辞》曰：“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

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古人将“诗”与“志”联系在一处。既然说“诗言志”，那么究竟什么是“诗”，什么是“志”呢？

《说文解字》记：“诗，志也。”也就是说，《说文》认为诗就是志。闻一多先生曾提出诗与志原先是一个字的说法。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志”，什么是“诗”所言的“志”？

二、从字形源流微探“志”之意义

从字形源流上看，小篆中的“志”写法为字，其下为心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但心上面是什么字却颇有争议。

《说文解字》释：“志，意也。从心之声。”这个表述在《说文》段注中被解释为“志，意也。从心从之，之亦声”。所以，“志”既是形声字，又是会意字。许慎告诉我们，“志”是“意”的意思，“意”就是意向，是心愿所望。再结合字形，“心”上为“之”，“之”在小篆中的写法为字，从字形上看符合“志”的上半部分写法。“之”为会意字，《说文》描述：“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益大有所之。”为出，生出，滋长之意[1]。所以说志就是心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意向、心愿、胸怀的意思[2]。

闻一多对“志”字也做過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志”是标准的会意字，从心，从止下一。“止”是“趾”的本字，《说文》认为：“止，下基也，向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闻一多认为的“志”上半部分从止下一，从字形上看小篆中“止”写作字，甲骨文写作字，我们将其与“之”的甲骨文字，对比来看，的确可以理解为“之”是由“止下一”演化而来的。因此，闻先生认为“志”从心从止下一。就“像人足停在地上”，所以“志”的本意应当是“停在心上”，也可以理解为藏在心里。就像《荀子·解蔽篇》所言：“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者也，臧（藏）也。”所以，“志”有记忆与记录之意[3]。

得出“志”的意义，即记忆、记录和胸怀之意。

三、从“情动为志”看“言志”与“抒情”

我们已经从字形上讨论“志”的几种意义，那么是否就弄清楚了什么叫“言志”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要搞懂“志”的真正含义还需要分清“志”与“情”的区别。读者在这里肯定要疑惑，好好说着“诗言志”，怎么又引出“情”呢？其实不然，笔者的老师张保宁先生就曾论过此题，上文曾提到过《庄子》中的“《诗》以道志”论，也就是说“志”是需要用《诗》表达的。诗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抒情性，更何况《诗经》所选的“三百篇”都是先秦时期抒情作品的典范，以“诗三百”为基础提出“志”的概念，说明“志”与“情”二者之间有着不能逃脱的干系[4]。

古人认为“情”“志”并没有多大差别，这只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最早提出这一论调的应当是唐代的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而后孔颖达在《正义》里解释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以看出，孔颖达的话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诗言志”的本意，但可以肯定，后来“诗言志”就是“诗言情”的论调很可能出于此。

其实“言志”和“抒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很显然在孔颖达的眼中“志”并不是一般的“情”。笔者理解所谓“情动”即是情感的炽热化，是情感超脱个人的控制与驾驭，此时的“情”，便不再是“情”，演化为“志”了。这就是孔颖达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对“诗言志”一说的“正义”，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我们还可以控制自我情感时，这种情感便是“在己”的，此时的情感也就是“情”;当一个人的情感超出个人的控制范围，这种状态便可称之为“情动”，这种情感便是“志”了[5]。正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笔者将这种志理解为个人的“心愿与胸怀”，即与上文中“志”第三义相同[6]。

从这里，我们便得以弄明白“诗言志”中“志”的意义，那么在古代，“诗”是如何言“志”的呢？

四、古诗之“言志”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诗”与“志”是共同发展的。当“志”的意义从记忆、记录引申为胸怀、怀抱时，“诗”同样也是变化的。

从文字产生之后算起，人类用文字记载代替记忆，所以记忆的记就是记载的记。用闻先生的话说就是“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一切记载曰“志”，韵文的诞生又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文）的了”。在这一点上笔者保持高度的赞同，我们可以在先秦典籍中寻找。例如《左传·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又如《吕氏春秋·贵当》所言：“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

从这一点来看，早期的“诗言志”便是用“诗”做好生活的记录[7]。

以《诗经》为例，《卫风·氓》篇之中则是从弃妇的角度，详细记录了两个青年男女从相见、相恋到结婚到分崩离析的婚姻悲剧。有对自己热恋时美好生活的回忆，例如：“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也有对自己不幸婚姻生活的记录，例如：“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这是多么的悲哀与不幸，但诗歌的确将这个弃妇的不幸一一记录下来了。

可见，“诗”的确有记录之意。那么“诗”是如何引申发展的呢？

“诗言志”当然还有别的含义，那就是歌咏胸怀，抒发情志。以曹操《观沧海》为例：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中无一句不写景，既表现眼前的大海之景，又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在丰富的联想中表现曹操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抱负。全诗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所以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里的“志”是胸怀，是个人情志。再到后来以诗歌咏叹个人志趣和意向非常普遍，像南北朝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唐代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工部，有“天子呼来不下船”的“酒中仙”李太白，南宋有想要“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的岳飞，还有“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辛弃疾，到了现代也有说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由此可得出“诗”言志向、言抱负，是“诗言志”的一项重要的崇高的内容，是“诗言志”一说的引申义、发展义。

在这里我们便弄清楚了“诗言志”的方法和途径：“诗”写记忆，做记录留下生活是其一;“诗”言胸怀，抒情志，歌咏抱负为第二。

五、新诗发展需从传统中“拿来”

就事实而言，如果把1917年（第一篇白话文诗歌《蝴蝶》发表，作者为胡适）作为中国新诗的诞生年，那么新诗的年龄距今已一百又两年，这一百年来当然是灿烂辉煌的。在这一百年间，诞生了湖畔诗派、新月社、朦胧诗等众多流派，有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北岛、海子……但跟我们国家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古典诗词比起来，只是沧海一粟。而且，新文明的产生历来都是从旧有的、外来的文明中汲取营养，所以新诗的产生与发展必然会受到我国传统的和西方的诗歌的影响。从过程和结果上看，很明显西方文化对我国新诗的影响是大于我国古典诗词的。当代诗歌要发展，回首传统与古典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鲁迅先生说过我们在“拿来”的时候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他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8]

当前，作为诗歌创作者，我们不能不从古典中“拿来”，所以在“诗言志”的视角下窥探“新诗”的前后发展就合理合情。

六、当代里诗歌的“诗言志”

当代诗歌为何会尴尬？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人们拥有更多的精神享受方式。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时代节奏和人民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让人们逐渐失去慢阅读的耐心，电视机电脑取代报纸书籍，手机又取代电视电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那些简单的更易得的碎片化阅读。

这当然是一大原因，但从自身看，诗歌的确不再像曾经那样赏心悦目，更别说要做到以己之情动人之心。以当前传播最广泛的“第三代”诗歌，站在“民间立场”的口语诗为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学兴起，“第三代”诗人向“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诗歌体系发起猛攻，并打算以新的话语方式建立自己的诗歌秩序，因而才诞生“口语诗”，即以口语的方式建立和组织诗歌。笔者以于坚的《作品52号》为例：

很多年    屁股上拴串钥匙    裤袋里装枚图章

很多年    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    把钟拨到7点

很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

很多年    一个人靠着栏杆    认得不少上海货

很多年    在广场遇着某某    说声“来玩”

很多年    从18号门前经过    门上挂着一把黑锁

很多年    参加同事的婚礼    吃糖    嚼花生

很多年    箱子里锁着一块毛呢衣料    镜子里他默默无言

很多年    靠着一堵旧墙排队    把新杂志翻翻

很多年    送信的没有来    铁丝上晾着衣裳

很多年    人一个个走过    城建局翻修路面

很多年    有人在半夜敲门    忽然从梦中惊醒

很多年    院坝中积满黄水    门背后缩着一把布伞

很多年    说是要到火车站去    说是明天

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记录，于坚在诗中说自己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类似于早期“诗言志”说，即“诗”是记录。再例如韩东的《我的朋友》：……我的好妻子/只要我们一起/我们的朋友就会回来/……/他们到我们家来/只因为/我们是非常亲爱的夫妻/因为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儿子/他们要用胡子扎我们儿子的小脸/他们拥到厨房里/瞧年轻的主妇给他烧鱼/他们和我没碰三杯就醉了/在鸡汤面前痛哭流涕/然后搖摇晃晃去找多年不见的女友……这难道不是一种生活记录吗？

笔者认为当下诗歌之所以失去悦人心目的“诗意”，正是因为它丢开了“诗言志”的更重要的那层含义，即以诗不能抒发胸怀、心愿和诉说自我情志。其实这与口语诗本身也是有关联的，当诗人们选择用口语组织和构建诗歌时，就不可避免地让自己的作品与日常生活難以剥离，这就致使“口语诗”的思想与主题倾向于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记录。这正是导致当今诗歌不再具有完整的“诗言志”功能的症结所在。

七、新诗应当完善诗言情志这项功能

诗应当高歌炽热化的“情志”，中国诗歌发展到今天就不能再炽热地“歌以咏志”吗？是否因为新诗（以白话文作诗）失去了这一项语言功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例：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首诗创作于1938年，结合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诗人借“鸟”之口写出自己想要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写到死后魂归大地，全诗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形象，直抒胸臆，托出诗人那颗真诚、炽热的爱国之心，表达自己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强烈情感和心愿。

这正是炽热化的“情”，是所谓的“情动为志”，是所谓的“诗言志”，言“情志”的表现。由此可见，华语“新诗”并不是没有过表现诗言“情志”的语句，相反，在某一个时期，这种“诗言志”的用法非常普遍（例如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抒情诗），这些正是当代诗歌创作所缺乏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缺失，今天的诗歌才不具备完整的“诗言志”功能。

当下的年轻的诗歌创作者一定要学会从古典中“拿来”，主动追寻千百年来诗话经典，学习并丰富完善属于当下诗歌的“言志”功能，“诗者，志之所之也”。我们既要以诗记事，又要吟诗以言情志，做到以情动人，创作出为今日之读者所喜爱的、愿意读的诗歌作品。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6]韩国良.在己为情，情动为志[J].南都学坛，2004（05）.

[4]张保宁.“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J].中外文论，2017（08）.

[5]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鲁迅.拿来主义（精）/鲁迅小全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