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的本土经验

徐军义

摘    要： 陜西是中国文学的重镇，陕西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百年陕西文学的发展创造了陕西文学的地域特色、时代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凡此经验是新时代陕西文学继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陕西文学    地域特色    时代精神    现实主义

陕西是中国文学的重镇，周秦汉唐的文化底蕴，光辉灿烂的历史，形成陕西文学创新发展的传统。西汉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有奇气”。唐初陈子昂面对“文章道弊五百年”的文坛颓风，力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革新精神。唐中期的韩愈直面“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的社会现实，力倡古文运动，成就“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伟业。现代以来的延安文艺已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等。凡此陕西文学构成人们认识陕西文化和陕西文学的重要对象。

一、陕西文学的地域性书写

陕西地域不广阔，但其地理地貌区分明晰，从北向南依次是陕北黄土高原，关中渭河平原和陕南秦巴山地。秦巴山地由秦岭山系与大巴山系组成，汉水从中穿过，有间隔性的山中小盆地，也有“小江南”的美誉，形成陕南人细腻、灵通的性格特征。关中平原以黄土台塬与渭河阶地为主，渭河从中穿过，有周秦汉唐的文化底蕴，也有“八百里秦川”之盛誉，形成关中人淳朴、厚重的文化性格。陕北高原以黄土风沙区和丘陵沟壑为主，沟、塬、梁、峁构成其主要地理地貌，自然资源丰富，是全国著名的煤、气、油产地，形成陕北人粗犷、豪迈的性格特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路遥是陕北作家群的代表，他出生在陕北清涧一个农民家庭，当过农民、教师和通讯员，大半时间在陕北度过。其创作焦点一直徘徊在黄土高原城乡交叉地带的乡村世界，《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充分再现了陕北的自然风貌和社会风情。作品中的高加林、孙少平都有作家本人的影子，他们表现了渴望出走又故土难离的矛盾性。陈忠实是关中作家群的代表，一直生长在西安市灞桥郊区，当过教师，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其创作中心一直是关中平原的乡村历史的文化世界。《白鹿原》再现了关中平原二十世纪以来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作品中的白嘉轩无疑是关中传统文化营养的结果，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文化坚守主义精神。贾平凹是陕南作家群的代表，生于商洛市丹凤县，在成为西北大学工农兵学员之前，他在家乡生活了20余年，熟悉陕南的地理风貌与社会人情。其作品中许多故事都取材于熟悉的乡村世界，《腊月·正月》《满月儿》《天狗》等“商州系列”充分再现了陕南的地理环境和人情关系等。作品中的韩玄子、李天狗都呈现了思维灵活的性格特征，这与陕南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

可以认为，自然地理与地域文化对作家有重要的塑造与托载作用[1]。陕北黄土高原文化、关中渭河平原文化和陕南青山绿水文化既构成作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又创造他们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同的自然地理文化完善了作家生理与心理结构，生成了各地作家不同的性格特征，凡此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综合体现。他虽然可以选择不同视角审视其生活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用文学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知与理解，实现文学的审美超越，却难以摆脱自然地域文化在作品中的印痕，于是形成了陕西文学的文化地理空间。

二、陕西文学的时代性主题

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既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记录，又是不同时代精神风貌的表现。二十世纪以来的陕西文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创造了大量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形成了百年陕西文学发展的基本图景。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36年之前是陕西文学的发轫期，陕西文学与全国一起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五四”之后，陕西出现了如《启明日报》《鼓昕日报》等许多宣传新文化的报刊，进京的陕西学生创办了《秦钟》《秦劫痛话》等进步刊物。它们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开阔了陕西人的视野。一批陕籍作家如郑伯奇、王独清加入了创造社，吴宓加入了学衡派，冯润章加入了左联。郑伯奇发表了诗歌《别后》，王独清出版了诗集《像前》等。他们用文学表现时代主题，创造了陕西文学健康发展的基础。

1936年到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是陕西文学的形成期。延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一批外地作家如丁玲、陆定一、成仿吾等先后辗转投奔延安，一批省内优秀作家如杜鹏程、柳青等汇聚延安，构成了陕西文学的第一代中坚。1936年11月，延安成立了以丁玲为主席的“中国文艺协会”，成为推动陕西文学的发展核心机构。丁玲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短篇小说。孔厥1938年进入“鲁艺”，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受苦人》，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也先后出版等。1937年，教育学家李敷仁在西安创办了《老百姓报》，刊发了许多宣传抗战的作品。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了延安文艺“讲话”，许多作家都能响应“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创作了大量有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正是在从抗战开始以陕西为核心的陕西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陕西文学的发展期。陕西文学中心从延安转向西安，1948年中央北迁，许多外省作家或随中央北迁，或返回家乡，或在西安栖身，西安遂成为陕西文学的中心。王汶石、胡采等陆续迁徙西安，一批陕籍作家先后返回西安。1952年，柳青放弃在北京的主编工作，扎根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黄甫村14年，躬行“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的理念，完成了《创业史》第一、二部。杜鹏程辞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职务，回到西安担任文联主席，创作了《保卫延安》《夜走灵官峡》等。路遥、京夫、贾平凹等一批新生代作家崭露头角。贾平凹1972年到西安求学，1974年发表作品，持续到现在。路遥1973年延安大学毕业后到西安，给《陕西文艺》和《延河》杂志社做编辑，并进行创作等。“文学家密集于关中地区，约占总数的69%，以西安和长安为最”[3]。

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中期及當前是陕西文学的成熟期及“多元期”。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质量高、影响大的作品。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康家小院》《白鹿原》，贾平凹的《满月儿》《腊月·正月》等“商州”系列。1992年—1993年的“陕军东征”标志着当代陕西文学发展的高峰。高建群说：“1993年的陕军东征，创造了纸质文学作品的辉煌年。”有人的地方都会讨论“陕军东征”这一重要文坛事件。“发展是硬道理”。一些作家开始向非西安区域转移。李春平1984年到西安帮《延河》杂志社看稿，但很快到了上海，以都市和官场小说博得名声。杨争光1999年作为杰出人才进入深圳，凭《双旗镇刀客》和《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总策划，成为国内著名影视编剧。红柯1985年远走新疆，用10年时间创造了《西去的骑手》《天下无事》等以新疆为故事发生地的“天山系列小说”。这一时期陕西文学形成了“商洛作家群”“延川作家群”“渭南作家群”等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可以看到，每一时期的陕西文学都能围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书写，呈现强烈的时代特征，为人们认识和理解陕西本土经验创造重要条件。

三、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文学既是时代问题的回声，又是现实问题思考的一种表达。陕西有现实主义创作的历史传统，也积累了丰富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

二十世纪初，陕西文学是当时全国革命文学运动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的作家通过书写现实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延安时期，诸多作家沿着“工农大众文艺”“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路线，立足现实，书写了大量反映陕北革命生活、宣传抗战的文学作品，丁玲的《到前线去》，欧阳山的《高干大》，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探索创新了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继承延安文学的基础上，诸多作家用文学再现新中国的新气象，表现时代的新精神。柳青创作了《创业史》第一、二部，“奠定了二十世纪陕西地缘文学的黄土地精神史线”。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等都是五六十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后，陕西作家坚持现实主义传统，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创作了大量能反映现实问题的新作品。路遥的《人生》反映了时代变革中农村有志青年的人生困境。《平凡的世界》则是这一问题的继续。红柯的《吹牛》，王戈的《树上的鸟儿》，陈忠实的《白鹿原》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都以“改革”思想为导向，不断审视陕西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他们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诸多时代“新人”，在延展陕西的文学版图的同时，创造了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审美形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如何发展陕西文学已成为新时代陕西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2015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在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了7卷20册的《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它是“基于对陕西文学和我国当代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考量”。这些作品不仅是当代陕西文学实绩的展示，还是当代陕西文学经验的一次总结。在新时代大语境中，陕西作家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继承优秀创作传统，发掘陕西文学的本土经验，开拓陕西文学的新领域，创造陕西文学的新辉煌。

参考文献：

[1]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唐都学刊，2011（5）.

[2]任广田.陕西地区现代文学发展概述[J].西北大学学报，1997（4）.

[3]梁璐.陕西文学地理初探[J].人文杂志，2006（2）.

基金项目：2018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陕西文学与本土经验（项目编号：2018J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