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文性角度看翻译中的语域重建

邵艺迪 刘著妍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 300350)

一、引言

目前，翻译研究的角度涉及众多方面，已经具有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翻译置于跨文化交际中考察，而非单纯地静态语言对比。系统功能语言学更注重语篇与语境概念，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不仅是两种语言中词法语法系统的转换，更涉及两种语言背景下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等因素。Hatim&Mason(2001)提出了语境三维度，并在交际维度中对篇章翻译中的语域问题做了细致讨论[1]。针对翻译过程中的语域变化，国内学者同样提出了一些看法，王东风(2009)提出“语域流变(register rheology)”这一概念，指在外力作用下的语域变形以及连锁引发的语义变形[2]。高生文(2013)提出语域重建这一新的概念，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原文语篇和译文语篇，就是重建原文语篇和译文语篇语域的过程[3]。以及近些年关于语域转化的缘由讨论(黄忠廉、孙瑶，2017)[4]都将翻译研究的方向对准了翻译过程中的语域变化。因此如何帮助译者更好地把握理解这种变化成为新的研究方向，笔者将互文性引入语域重建的过程，拓展翻译中的语域研究范围。

同样的主题或者是同样的表达方式出现在不同的语域中，就会形成互文积累，也就是互文性。互文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她指出：“一个语篇是对一些语篇的重新排列，是一种互文组合：在一个语篇的篇幅内，来自其他语篇的言论相互交叉和中和”(Kristeva, 1986：36)[5]。她强调的是语篇之间的连通性，没有一个语篇是单独存在的，它总要与其他语篇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所有的语篇构成一张互文网络，不管是语篇的创立还是解析，都离不开互文网络中的其他语篇。国内学者杨汝福指出，语域可看成是语境类型学，因为制约语言产生意义的语境以具体的情景类型为特征，如果语篇在这些语域变量上有着共同点，那么相关的语篇彼此就会形成聚合关系(杨汝福，2008)[6]。也就是说，相同时期的不同作品或者不同时期的相同主题作品，总会与其他作品产生意义上的关联，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互文网络，我们可以利用篇章之间的互文网络，来帮助理解单个语篇的语域，从而达到正确理解再现原文语域并重建译文语域的目的。

二、翻译即语域重建

语域是研究语言与语篇意义的一个重要窗口。韩礼德认为，描述语域实际上就是描述情景类型的社会语义，它形成社会系统和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其成分体现社会意义并由语言形式体现(Halliday，1978:111)[7]。并用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参数来描写和分析语域。作者创作原语篇，是在自身所处文化情景下，选择客观世界即情景语境中的某一点进行认识，并付诸于语言表达出来。译者的翻译过程包含两个步骤：理解与表达。译者需要准确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观点及意义，并按照自己的翻译的目的再现出原文意义。这就需要译者重新构建原文的情景语境即语域，从而完成翻译过程。

(一)译者语域模式

原作者创作语篇时，自主选择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价值意义，然后与特定的语言结合，情景语境与语言相遇形成语域，再选择合适的词汇语法系统最终形成语篇，于是社会意义流入语篇形成语义，成为可以阅读的实体。而译者本身就包含着读者和创作者两种身份。译者进行翻译的过程比原作者的创作过程要复杂得多。译者首先要作为读者，理解原作者付诸于语篇中的语义。理解与创作是相异的过程，译者要把原文与作者创作时的情景语境联系起来，推测出原文语域，从而解析出作者想要表达的社会意义。接着作为创作者的译者，将原文语域结合译者本身的翻译目的、个人风格、读者群体等情景语境，建立新的语域，最后通过词汇语法系统形成新的语篇，完成翻译。

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都离不开语境，都需要将语境与语言结合起来形成语域。创作是单方面建立语域的过程，翻译则是再现原文语域和重建新语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义从原作流入译作，实现了文化传播。并且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新建的语域会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将语篇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语篇的不断解读，语域不断重建，会促进语义的不断流传，从而使得作品成为经典，构成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也是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历史使命。

(二)翻译过程中的语境转换

翻译表面上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实际上是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的共同转变。其中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现实化的表现，是在具体的语言交际实践中支配语义选择的因素，它不仅包括与语篇生成直接相关的语境成分，如话题、事件和参与者等，也包括由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等(王晓华 柴秀娟, 2009)[8]。因此情景语境是描述翻译过程中语境变化的核心。

表1-1 翻译中的语域转换

情景语境的变化是影响语域再现与重建的核心，语域通常指语场、语旨和语式这三个情景语境变量，因此语境转换也必然包括这三个方面，任何一个变量改变，都会带来译文语域相对于原文语域的转换。具体如图：

语场转换在语境中相对较少，但译者有时会对原作内容加入自己的个人经历或评述来改变原文语场，例如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时，加入了自己的评价与观点，而且对原文基本属于编译，在中国产生了超出原作的深远影响。语旨的转变主要在于原文和译文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群体，读者群体实际上决定了语篇的写作模式和翻译策略。语旨的变化会带来语式的变化，例如，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格列佛游记》是一部针砭时弊的讽刺小说，而在中国他的分类主要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读者主要是儿童，其宗旨是要教育引导儿童。为实现这个总宗旨，儿童文学作家都力求其语言表达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所以其语言一般都具有简洁性、生动性和音乐性(曹明伦，2016)[9]。因此，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时，语式必然要发生调整。

三、互文性对语域重建的影响

不同语域的存在是互文性发生作用的前提，同时互文性反过来又能帮助语篇确定语域。同一表达方式或同一主题，投射在不同的语域中所表达的目的或效果是不同的，它们就会在不同语域之间形成互文网络。也就是说，如果语篇在某些语域参数上有着相似性，那么相关语篇之间就会具有聚合关系(杨汝福, 2008)[6]。互文性对篇章翻译中的语域重建有两个显著影响：一是对于符合互文语义期待的语言表达给予互文支持，这多是指常规的语言表达和理解；一是对于不符合互文语义期待的语言表达发出互文干扰(王东风, 2009)[2]。

(一)互文支持

语篇语境与互文性的关系十分紧密，互文性本身就是在关注语篇之间的关系。互文性可以分为具体的和体裁的两种，前者指一个语篇直接包含其他语篇的内容，如直接引用等，后者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风格、语域或体裁的混合交融(辛斌, 2000)[10]。相对来说，每种体裁都会有自己的意义潜势，固定的结构、修饰词或者严格的使用规则。一定数量的体裁互文，会形成该体裁领域的权威，并成为文化语境中的一部分，植入人们的思维之中。如，学术论文的格式和表达在不同的领域下，都有其相对的权威“范本”。因此在语域重建的过程中，权威会提供语域范式，译者进行语域重建可以参照权威，从而减少错误与不适用。

互文网络对译者重建语域的支撑性尤为重要。语域的三个参数中，每一个的改变都会引起语境的改变，而互文性则是在语境改变中形成的。相同的词汇在不同的语域下，会有不同的含义，构成一词多义现象。而在相同语域中，不同的词汇之间也会构成互文，即同义词或同等表达方式，这让译者有了更多选择空间。适合于译文语域下的词汇语法及表达方式的选择，可以依赖互文网络中有相同语场、语旨或语式的语篇，进行联想与验证。

(二)互文干扰

克里斯蒂娃强调语篇之间的连通性，即没有一个语篇是单独存在的，它总要与其他语篇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所有的语篇构成一张互文网络，不管是语篇的创作还是解析，都离不开互文网络中的其他语篇，作者的创作会受到古今中外各种历时或共时语篇的影响，然后体现在自己作品中，形成某种程度的改写。译者解析时，受互文性的影响，更容易选择常见体裁或主题下的语域表达，如科学著作通常有严格的语式。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语场语旨或语式，三者中的任意变化，都会使语域改变，但是互文性带来的思维潜势会增加译者重建语域的困难性。张健和王维东两位翻译家，都曾翻译过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张健所处的是中国的战争年代，译作是为了激起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斗志，而王维东的译本是面向儿童。因此原著作中，诸多在现实社会中都有映射的地点人物事件等，张译版本作了大量注释，而王译版本则是简单略过。交际事件与交际关系发生了改变，对于后译者来说，评估翻译内容是否合理，会受到互文网络中先前作品的影响，潜在地增加了译者语域重建的风险。

同时读者对译者作品的解读也会受互文干扰的影响。这也是译者在语域重建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著名的广告翻译实例，中国的电池品牌“白象”，英译为“White Elephant”。白象在中文中，寿命长且温顺，有吉祥的含义，受中国人的喜爱。但是”White Elephant"在英文中，则有无用而累赘的含义。外国读者在看到这个品牌时，因这个词组在其他交际事件中表达出的语义，产生词义联想，品牌变成“无用”的代名词。译者在语域重建的过程中，不仅要规避自身理解与重建中，先前语篇对自己的互文干扰，同时也要考虑到语旨转换带来的读者群体转变。对于读者群体中，已经形成图式的表达方式，要熟练掌握，避免误用。

四、互文性对情景语境转换的支撑作用

马林诺夫斯基(1923)[11]曾提出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的概念，情景语境是指与语言活动直接相关的具体语境，而文化语境则是语言活动的整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使用是否合适，不仅要考虑上下文语境，还要将其置于更宏大的文化语境中考察。翻译是否得体，以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主观判断作为依据是不准确的。同时语言也在不断地扩充与发展，原文与译文的语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条件下，也在改变，原语与译语中的文化互文网络也在扩大。因此，要将语境转换置于译语文化的动态互文网络中，从而参照实时更新补充的语言文化，而非静态的日常语言规范来进行翻译工作。

(一)利用互文网络再现原文语境

翻译涉及到理解与表达两个过程，正确理解原文是译者的首要任务，语境是确定语篇意义的关键。译者想要理解原作者付诸于语篇中的语义，就要把原文与作者创作时的情景语境联系起来，将自己置于原文语境中，推测出原文语域，从而解析出作者想要表达的社会意义。译者再现语境的程度和准确度，是基于自身对原文的文化背景以及语言结构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局限性，而互文网络因其更具动态性和及时性，会为译者再现原文语境提供支撑。

原作者创作的语境和他选择想要表达的现实意义，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社会文化是其思想的来源。并且该语篇与同时期的其他语篇也处在相互联系之中，是互文网络的构成部分。根据互文模式不同，可以为译者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如不同作者对同一主题的表达形成共现互文性，可以为译者提供横向对比参考。因此译者想正确再现原文语境，就要参考相对的互文网络，而非理解单一语篇，在动态对比之下确定出原文语境。

(二)利用互文网络建构译文语境

译者完成读者的角色后，开始转变为创作者。译文与原作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原作是唯一的，具有终结性，而译文是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进行重译的。因此译文具有多样性与开放性，译者在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基础之上，“创作”译文，使得文本脱离原作语境，有了新的具体语境。

语域中三个参数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语境的变化，译者在创作译文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创作情境，将个人观点和社会价值补充进原语篇之中，使译文相较于原文有了新的时代价值。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目标作出不同的改变，来进行译文词汇语法系统或篇章组织的重新建构。同类主题的其他语篇，尤其是权威性语篇，都可以为重建情境语境和重建语篇语域提供参考(高生文,2013)。[3]即在建构过程中，译者可以利用互文支持，尽量选择一些具有权威性的文本来做支撑，同时，也要注意这些表达方式在译语文化中是否已经形成认知图式，以及常见的互文积累，从而避免读者解读时出现互文干扰，使得语域与语义错误配置。

五、结语

语域是研究语言与语篇意义的一个重要窗口，翻译本身就是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语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译者进行翻译，就是理解原文语域并重建译文语域。译文具有不同于原作的开放性，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对原文语境的理解和译文语境的创建都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使译文可以更忠实于原文，并反映时代价值，本文将互文性引入语域理解与重建的过程。不同语篇都和其他语篇处在一种动态的相互联系之中，没有一个文本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互文网络。利用动态实时的互文网络，更准确地还原原文，并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与价值，译者可以在互文网络中找到不同的语境进行参考，从而实现更为准确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