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遗民诗人瑞洵晚年行迹考论

⊙袁耀先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1］

瑞洵（1859—1936），字信卿、信夫，号景苏，晚号天乞居士。满洲正黄旗人，博尔济吉特氏，大学士琦善之孙，诗人恭钊之侄。瑞洵自幼聪慧，敏而好学，光绪十二年（1886） 进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后因案中伤不幸入狱。辛亥革命后，瑞洵家产荡尽，从此不谈世事，皈依佛乘，晚年寄居净业湖僧舍。值得注意的是，瑞洵虽为晚清遗老，但其表现出的皈依佛乘、不谈世事的心态与其晚年生活状态形成了反差。瑞洵在晚年生活中，一方面感叹世态炎凉与晚清官场的黑暗，另一方面表现出晚清遗老不仕民国、眷恋旧朝的价值理念；一方面向世人表达皈依佛乘、不问世事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却适时趋新，顺应时代潮流，出游日本结交外国友人，并在诗文创作中引用现代西方词汇。因此，从现有文献《犬羊集》 《犬羊集续》 《散木居奏稿》中审视瑞洵晚年行迹，有利于对瑞洵晚年生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有利于深入探究其晚年诗文的创作特点与思想情感。

一、不仕民国，眷恋旧朝

光绪二十七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 间，瑞洵一直担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一职。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瑞洵因案中伤，被诏入狱。后因证据不足，于宣统二年（1910） 赐还。《犬羊集·序》载：“会有人中伤，于是而诏监狱。而军台，公终抱不自之冤矣。宣统二年，由察哈尔戌所赐还，回旗。”《察哈尔军台被逮入居庸关题壁》：“北江竟成谶，一入圜扉里。谁与诉九天，安边翻贾祸。报怨悔推贤，唯赖秋官直，平亭若执权。”诗中“谁与诉九天”表现出诗人苦冤难诉的悲叹与愤懑。《丁未除夕狱中》：“两犬对言犹别岁，一鸡独立又新年。今宵请室添诗兴，不在愁边在酒边。”写出了诗人借酒消愁的无奈。《再戌察哈尔军台出居庸关有感》：“龙沙一谪古今哀，犹是天心解爱才。底宁世人皆欲杀，不容地域拔身来。”表露出其对朝廷以及官场黑暗的不满。这些诗文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对含冤入狱的不满，对世态炎凉的悲叹。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瑞洵对朝廷的不满在诗文中寥有记述，更多表述的是一种“亡清”的无奈与悲凉。

辛亥革命清廷不存，许多清代遗臣失去了固定的收入来源，致使生活狭仄，穷乏憔悴。正如《犬羊集·序》所记：“复值国变，家产亦荡尽。”正是由于此等人生遭遇，使得瑞洵在辛亥革命后，表现出“不仕民国，思念旧朝”的思想情感。即便后来面对袁世凯抛出的橄榄枝，瑞洵并不为之所动。《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传》载：“袁世凯患之，欲招致使还，遣人说令往缓颊，诱以多金，正辞峻拒。世凯称帝，立筹安会，主者请为会员，不可。”可见，即使瑞洵曾因清廷不公而含冤入狱，他也不愿选择站在清廷的对立面去批判清廷的不公与黑暗。究其原因有二：第一，瑞洵因革命而家产丧尽，故对辛亥革命具有一定的抵触心理；第二，瑞洵“我愧成吉思汗裔，竟令弃甲笑重来”的民族情感、遗民心象主导其价值选择与判断。也正是因此，瑞洵最终选择了不谈世事，皈依佛禅的生活方式。

二、不谈世事，皈依佛乘

瑞洵在家产荡尽后，选择皈依佛乘，不问世事。《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传》：“寄居净业湖僧舍，旦晚修白业（善业），有常课。自谓生平以言招尤（招人怨恨），为《讼过斋日记》，手自楷书，秘不示人。饮酒微醉，闲为诗歌自遣。义宁陈三立称其清超绝俗，情款节概可一二推而得之。苦志竺行，被濯风雅，为方密之、杜於皇一辈人。”《犬羊集·序》：“不谈世事，皈依佛乘。旦晚年有常课。乙巳年，余来燕京，始识公，见其经典满屋，举凡华严楞严法，举维摩弥勒诸经，以及律论。罔不朱墨粲然，足微其深入佛海。壬子改代后，知事不可为。每日诵尺金刚般若经及观自在菩萨心经并多罗尼密呪，从无间断。有《讼过斋日记》，手自楷书，中多佛言神语神诺，秘不示人。晚丁厄运贫甚，人见其家无长物。当慰藉之，公答曰：‘是皆身外物。身尚如幻。何必认真。只要本性不失既得。盖晚年好道。不慕荣利。’”以上两处文献不仅可以看出瑞洵不慕名利、拒绝为民国效力的志向，也可看出其一心向佛“四大皆空”的坚守与情怀。事实上，瑞洵所谓的“饮酒微醉，闲为诗歌自遣”以及“不谈世事，皈依佛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清超绝俗。其诗《赠赘叟即梦琴先生有秦》言：“古今最苦是迁谪，素位而行世所稀。似识坦怀甘弃置，转缘患难得因依。干戈俶扰方钧党，烟水苍茫有钓碊。”意在表达他对官场名利的认识，以及他对“弃置”选择的不舍与辛酸。再如瑞洵曾叹：“老骥有心仍伏枥，焦桐谁识竟焚琴。坠欢郤喜今赓绩，饱阅炎凉悟道深。”以此表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志情怀。从以上两处诗文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瑞洵对世事万物的关注与关心，可以直接感受到他对世间冷暖的态度。由此可论，瑞洵追求佛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四大皆空”。

此外，从瑞洵晚年参与《清史稿》编修一事不难看出，其晚年的价值旨归与精神追求与佛道要求并不一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特辟清史馆修撰清史”，打着“借以显示新朝对胜朝的追念和报恩”旗号让赵尔巽广召耆儒编纂《清史稿》。其中，瑞洵作为协修人员，主要负责撰写《德宗本纪》和《宣统本纪》。由于赵尔巽对编修做出“我辈均受先朝厚恩，今逢鼎革，所以图报先朝者，唯此一事。修史与服官不同，聘书非命令可比”的要求，自然瑞洵在协修过程中也会夹杂一些遗民情感。另瑞洵家世显赫，为博尔济吉特氏元裔，巴图孟克大衍汗之后，大学士博尔济吉特·琦善之孙。这种家族身份使得瑞洵有一种自豪感与荣誉感，在修史时或多或少会掺杂“先朝厚恩”的认识。故此，笔者推论瑞洵晚年口中的“不谈世事，皈依佛乘”仅其为安身立命找的一个借口。

自古入仕之人在选择出仕时，均有一份纠结与无奈。虽然瑞洵是因清廷不存而无奈出仕，但这种矛盾与纠葛依然在他心中难以挥去，故此可以试论瑞洵所谓的“不谈世事，皈依佛乘”中包含了太多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观念。

三、适时趋新，出游日本

晚清时期，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维新变法成为清朝统治者试图革新自强的一条路径。瑞洵作为维新变法的支持者，主动睁眼看世界，在创办现代报业上功绩卓著。《清实录》载：“瑞洵奏请遍设报馆、实力劝办一折，报馆之设，原期开风气而扩见闻。该学士所称现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倡。”值得注意的是，瑞洵创办的报馆不同于梁启超、严复等人所创办的报馆。瑞洵作为统治阶级的维护者，其创办的报纸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体制”内的报馆创始人之一。正是由于维新时期瑞洵思想上的开明求变，才使得瑞洵晚年诗文中吸纳了诸多现代西方词汇。

瑞洵诗文中出现大量现代新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与瑞洵顺应世界大潮勇于革新的思想观念有关；第二，与其游历日本的经历有关。例如：《玉书北上有期赋此为饯》一诗中写道：“此行须努力，世界正维新。宴集方谈笑，酽歌遽别离。枯荣十年事，忠觉五湖思。钜手当医国，孤踪久触时。云山虽可悦，漆室每衡悲。”其中“此行须努力，世界正维新”体现出瑞洵适时革新，勇于变革的勇气。又《晨起口占赠天城》虽为瑞洵晚年感慨世事无常的悲歌，但“乘桴空有愿，遐想太平洋”体现出瑞洵对新事物的接受。再如《天城将归国赋此赠别》中，诗人将富士山化为情感价值“符号”，以“怀人风雨与谁辈，富士山河又一天”表达离愁之苦。此外，瑞洵日本友人甚多，其中铃木吉武与其交往甚密并称瑞洵为师。瑞洵曾言：“犴狴余生唯我独，犬羊残稿待君编。”后铃木吉武收其诗稿编成《犬羊集》 《犬羊集续》，于瑞洵逝世三年后将其奏稿收录于《散木居奏稿》。由此可见，瑞洵晚年对新事物的接受既来自于自己对新事物的接受，也来自于交游与出访经历。

瑞洵作为晚清遗老，其晚年行迹既表现出不仕民国的倔强，又展现出皈依佛乘一心向佛的追求，还体现出趋新求变的态度。这些不同于晚清遗老的“个性特征”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瑞洵的诗文特色、价值情感、审美意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价值。学界应给予更多关注。

①⑤《清代诗文集汇编》之《犬羊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9页。

②③④⑦⑧《清代诗文集汇编》之《犬羊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64页，第664页，第665页，第667页，第667页。

⑥ 〔清〕瑞洵：《散木居奏稿》之《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传》，全国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2页。

⑨ 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 年版，第 632 页。

⑩ 《清实录》之《德宗实录》卷三九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