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炜小说流浪叙事的创作新变
——从《古船》到《艾约堡秘史》

○陈悦悦 陈佳冀

张炜自“远山远河”系列开始便以流浪叙事的方式讲述关于“历史”和“现世”的传奇故事，意在展示山东半岛地区在历史风云巨变中的真实面貌，表现人在不同状态下的生活常态。对流浪的持续关注与日常性叙述方式已成为张炜小说创作的特色标识，“蕴含着强烈批判、理想、激情和超越精神，是当前物质文化时代一次具有异类气质的浪漫主义漫游”①。从《古船》到《九月寓言》，“从描写历史和人性的社会悲剧转变到描写人在自然中的解脱、洗涤和复活”，②《你在高原》完美展现出一个人无论在动荡抑或安宁时代“流浪——归来/ 停留——再流浪”的人生轨迹。张炜的每一部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在时代气息、人物动向以及情感旨归等方面遥相呼应。流浪叙事截取特殊年代的典型事件作为叙事背景，以空间流浪和精神流浪的形式揭示物欲冲击之下精神的堕落，描述不同阶层视角下的历史进程。新作《艾约堡秘史》更是站在“巨富”的角度重新审视“功”与“罪”、“富”与“贫”、“进步”与“毁灭”的定义，将历史与现实的出入、自然与文明的差异、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认定为发展历程中合理的存在。从《古船》到《艾约堡秘史》，张炜的流浪叙事跳脱日常生活而游走于高原之上，他不断实践着对历史和真相的持续思考。与早期作品相比，其流浪叙事从“秋天的愤怒”逐渐转向“荒凉”之感的传达，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强调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理智与失智。显然，“流浪”已不再执着于“出走”，而是开始在“迷路”状态中审视自身罪孽，追求灵与肉的救赎，流浪叙事随着张炜思考角度的变化而渐趋深化。

一、从二元对立到多元融合：流浪人物的首次聚会

将张炜的小说贯穿起来予以审视无疑是一部关于流浪者的大书。流浪者一生为爱情、生存和信念而斗争，在野地中自由地奔跑。《秋天的愤怒》中李芒无畏门第之见远赴东北，《九月寓言》中金祥千里取鏊造福小村，《家族》中宁家人为革命事业相互奔走。张炜所塑造的流浪者群体多在逆境中成长，其言行常与当时社会道德相抵牾。他们以受害者身份诉说着自身的苦难史，在身份、立场、认知与目标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其中富豪、农民和知识分子等构成张炜小说中鲜明的人物形象序列，并一贯以相冲突和对立的形式予以展现。但在新作《艾约堡秘史》中，角色类型的分布却没有固化在这一类形象范畴之内，作品并未将流浪者置于特定时代中加以考察，与以往牢记历史的流浪者不同，张炜有意塑造出一类“背叛”苦难的流浪者形象序列，从洞悉外部现实的影响转向个人的自我思考。在此种思考中，《艾约堡秘史》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既脱胎于《你在高原》，又是其中形象类型的杂糅，人物身份从单一转向多元，突破以往善恶对立、爱恨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表达，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角色转换关系。

《艾约堡秘史》中，张炜首次将流浪主人公置于巨富阶层，关注人物角色身份的转变，以此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集体存在的信仰迷失、灵魂空洞与情感匮乏等问题。淳于宝册凭借流浪经历创立了富可敌国、权倾一方的狸金集团。他归来后从受害者有意识地转变为解救者，“解救”行为是为回报乡村，“解救”目的的达成必定会迫使人物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进而打开新的生存格局。流浪主人公寻求立足的渴望又推动其角色身份转变为加害者，正是前所未有的“加害者”身份担当造成他人和自我的双重困境，推动人物在情节发展中承担多个角色身份，最终促成人物之间逻辑关系的合理化与简单化。淳于宝册试图遗忘历史、躲避苦难的心理使得他在功成名就之时突然染上了“荒凉病”，因而迷茫不安，无法承受任一种身份，一如《古船》中隋抱朴甘于困在小磨坊里自省，他窝在艾约堡中回顾过往：作为富豪，淳于宝册依赖权势却对上层社会存有蔑视感与警惕心理；作为知识分子，他沉醉于古老文化却主张开发海岸；作为流浪者，流浪于他而言不再是逃亡的血泪史而是积累力量的过程，通过回忆流浪缩小与底层生活的距离。集结于淳于宝册个人的失败、成功、忏悔以及救赎显然与以往流浪者形象的塑造方式有所差别，“宝册是由贫困变得富足，由失败变为成功后，对于自己一生的忏悔，带有很强的社会性”③。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社会性质发生进一步变化，由“他人引导”的社会趋于对寻找自我、追求个性的关注，社会个体不再是“有组织的人”，存在于个人身上的“荒凉病”实质上是人在过度“自由”的状态中，因迷失了追求对象而感受到的焦虑。

主人公从研究“爱情”入手，通过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探究人本质的深度、社会关系的形成原因。“为了研究这个题目，必须描述人所固有的内在品质，联系社会制度的各种成分揭示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本质。”④淳于宝册对“老政委”、蛹儿、欧驼兰和吴沙原的研究是对革命、爱情、传统和信仰等内涵的深入理解，亦是救赎自我的尝试。淳于宝册近距离接触各类女性，由自卑的男性视角所构建的女性幻象不再容易破碎，她们不再是“集母性、女神与大地三位一体于一身的人格神”，⑤而是与主人公构成互补的现实人物。“老政委”因“文革”武斗胜利而将战时状态视作一种人生境界，继续将功利主义和“英雄主义”等运用于商业竞争，社会变革与资本发展为个人欲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她的出现表明革命时代遗留思想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影响，透露着资本卷土重来的杀气；她的退隐则预示日益激增的财富与陈旧的社会制度之间即将爆发的危机，揭示淳于宝册精神“荒凉”的本质面貌，促使主人公尝试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淳于宝册在意识到多个身份的存在冲突之后，再次被激发起压抑已久的“解救者”身份，从上层社会的角度关注其他流浪者的生存困境。艾约堡主任蛹儿以阅读、陪伴的方式揭开淳于宝册的秘密，女性对男性精神世界的窥探提供了一个世俗化的视角，引渡主人公灵魂与现实、爱情与欲望相沟通，“蛹儿和淳于宝册的双重叙事视角，是‘世俗’与‘灵魂’不断互疑的关系”，⑥二人共同承担起“艾约堡秘史”的旁观者角色。

作者将传统流浪者的经历、性格与情感分为不同身份属性，每个人物的追求引向研究而产生联系，他们对困境的不同见解又形成彼此的差异，因此，“解救者”与“被解救者”的定义与界限并不明确。“他们都有某些理想特质和实现理想的条件，却也同时缺少达成理想状态的其他必要条件，于是他们各自得到着，又相继失去着。”⑦不择手段的“老政委”成为淳于宝册一跃而起的垫脚石；“蛹儿和那些部下是他的现实，是艾约堡生活的温度，是狸金运转的常态；民俗学家欧驼兰是吸引着他的诗意与理想，是他重新选择的动力；而矶角滩的村长吴沙原是狸金获得海湾沙岸的阻碍，也是他反思自我的重要参照。”⑧这群流浪者站在前辈的高度上，将视野投射到乡村精神的变化，“是因为有了狸金，整整一个地区不再相信正义和正直，也不相信公理和劳动，甚至认为善有善报是满嘴胡扯……”⑨淳于宝册以窥探的方式走入吴沙原和欧驼兰的生活，他在两性交往中感受不同人格魅力带来的震撼与欣喜，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以爱的名义将他们作为抵御内心空虚与荒凉的工具，然而依旧难掩其人格缺失的事实。

从早期《远行之嘱》中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我”，到融入作者诸多想象、日益符号化的人物“宁伽”，张炜与笔下的流浪者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他不得不为人物创造出牵强的结局：即使在爱情、事业和生存的轮番围剿中沦为被动者，流浪者也仍能融入野地。《艾约堡秘史》中，作者拉开与流浪者的情感距离，“没有企图使我们按人物的道德或智力特征让感情倾向或反对一个或更多的人物”⑩。继《古船》中逐步挣脱家族罪孽枷锁的隋抱朴之后，淳于宝册于另一时空与其呼应，他们同样为寻求庇护而变得敏感。前者主动寻求受难的原因，后者被动揭开作恶真相。流浪主人公从单一身份转向多重身份、从贫富对立转向自身多重身份的对立。受害者、解救者、加害者等身份的隐现与相互斗争致使人物救赎失败，人物要保持社会尊严而终不能坦荡地面对自己的罪过。以巨富为首的社会成功人士，累积财富的过程伴随精神负担的加重、身份地位的模糊等问题，巨富以良心对财富进行的清算注定是作者理想化的表达，不彻底的身份转变过程反映作者在新型人物角色塑造过程中的另一种思考。

二、从“出走”到“迷路”：“迷路”模式的崛起

张炜的创作始终渗透着流浪、奔跑和漂泊等要素，他笔下的流浪者一直处于“流浪——归来/停留——再流浪”的境遇之中。在长达几十年的奔跑中，张炜似乎未曾找到“流浪”的归宿，流浪叙事“出走”模式面临重复自我创作的尴尬境地。《艾约堡秘史》则在流浪叙事的基础上重返“停留”阶段，进而开启新的叙事模式，“归来——驻足——迷路”，即“迷路”模式。“迷路”模式主要叙述流浪者达成短期目标而主动回归“正常”生活，于“驻足”阶段反思“出走”阶段的问题，最终迷路的故事。“迷路”模式亦将当下几个危险的表述如“企业家”“爱情”“资本”等融入其中，将概念化的语词全部粉碎，所叙述的“不是一般的巨富，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在看高级人物的精神历险，是关于精神的叙事，而不是物质的叙事”⑪。

“五四时期”，鲁迅作了《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阐述了娜拉出走之后的生存状态，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在其经典名作《伤逝》中，子君的死亡似乎印证了流浪者“归来”后的可能结局。在《艾约堡秘史》中，张炜亦是有意观察流浪者归来后所面临的另一种生存状况。在初始情境的构建中，即摆脱了以重大事件反映人物生存困境的叙事策略，减少了对流浪者归来不易的描写，人物因挣脱历史枷锁而获得空前的自由。小说开篇直接讲述各类流浪者首次拥有现实的目的而汇聚成“归来”潮流，在“归来”中展现多种选择对其人生的影响，官商阶层急于挖掘海滨乡村的发展潜力；白领阶层忠于守护恋人；知识分子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农民誓死保护家园。淳于宝册的归来本质上不同于以往流浪者的自发觉醒，作者主要传达流浪经历带给个人的感受不够成熟。除愤怒情绪之外，还侧重于描写主人公无助与渴求温暖的心理，因而甘愿堕入“强暴”式的婚姻中。“过早开始性生活会带来不良后果：第一，使年轻的机体衰竭，妨碍它充分发育成强健的生物系统；第二，可能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对青年男女的精神成长和平衡造成危害。”⑫主人公未曾拥有爱情和信念，甚至未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归来”是因目前出走的失败以及对停留之地的怀念。

张炜首次以“荒凉”直接形容流浪者“驻足”阶段的精神状态，以“病”的生成与治疗逐步揭示解困方式。淳于宝册失去“老政委”的帮助后陷入精神困境，其他流浪者如吴沙原、欧驼兰等，“荒凉病”于他们而言是遭到权势、金钱冲击后的失落与迷惘，他们对工业文明所表现出的拒绝或观望姿态是另一种病态。张炜延续以往困境的营造构思，如《刺猬歌》中廖麦回家后发现仇敌“收买”妻女，《九月寓言》中小村人停留后遭遇“工人捡鸡儿”的欺辱，即外界再次侵害流浪者生命、爱情、信仰等困境。《古船》结局中遗留的未解之谜似乎被作者刻意放置到《艾约堡秘史》中作进一步研究。两部小说在人物身份、意象内涵与情节设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两位主人公的解困过程形成先后的承续关系，在追问家族原罪之后郑重面对自身罪孽；隋不召的海上号子在40 年后的矶角滩重新唱响，洼狸镇地下河的发现促成海滨地区的再次繁荣。年轻一代统治下的洼狸镇变得年轻，隋抱朴的那本算不清的账轮到淳于宝册进行最后的清算，埋下的隐患在《艾约堡秘史》中彻底暴露出来。

流浪叙事的“迷路”模式并不急于为流浪者的思想、行为“表态”，而是为迷路的流浪者寻找“驻足”阶段的“平衡点”。“主人公淳于宝册逐渐动摇的决心，恰恰暗示了自然文明反渗下城市文明的驻足回望，更表明了作者对国民精神生态的关注和对海陆一体式场域的期待。”⑬“驻足”阶段展现了主人公全局性的眼光、公平客观的观察态度和寻求“共赢”的尝试。人物的解困过程不再以揭露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为主要内容，而是力图表达人物内心的迷惘和空洞，指出正是由于认知的匮乏才导致流浪者无所归依的处境。以往张炜习惯性地在解决困境的过程中激化双方矛盾，突出流浪者与工业文明、政治策略决裂的强硬态度。但在《艾约堡秘史》中为主人公设计了特殊的解困方式，作者在“驻足”阶段安排民间传统文化稀释叙事主线上的悲剧感。如《柏慧》中有关徐福出海的古歌片段缓解两性之间的压抑，《海客谈瀛洲》里秦始皇东巡和徐福东渡的历史资料推动地方发展。《艾约堡秘史》中，“二姑娘”传说与拉网号子为生活提供最基本的立足之处，成功引起人对生命自由和生存现实的关注，“由一般的生活状态对人的精神处境、对时代最尖锐、最迫切的精神阴暗展开有力的表现和究诘”⑭。淳于宝册在明确病因后继续“驻足”，他频繁变换身份参与各阶层的生存活动，解困过程不单单针对加害者，对其他流浪者同样具有启示意义。遗憾的是，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欧驼兰以学者的身份认为有必要对眼前做出提点，却以意会的方式满足于个人精神享受；淳于宝册则以“囚禁”的方式将传说实体化为私家庭院里的神像，他有意借“二姑娘”神像向欧驼兰告白。二人均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民间大众隔离，在近于作秀的保护中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独自占有和二次伤害。

“迷路”模式本身并不着力于营构一个时间性的叙事框架，其情节功能指向是多义的。不论流浪、归来还是迷路，《你在高原》翔实地展现了每一位流浪者停留之后再次流浪的结局，《艾约堡秘史》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中则隐含着诸多象征和意象，因而赋予结局多种解读。当淳于宝册意识到告白失败后便用金钱和权势挽救，实际上是人物自我反思与救赎的失败，这种失败指向人物还是其他？文本最后写道“一股悬空巨浪扑卷而来，狠狠地砸在墙上……他摇晃了一下，急急地伏向窗前”，⑮主人公最后回归书店，暗示城乡之间的对峙趋于和缓。此时的他如“鱼冻”一般，“鱼冻”意指凝固与物化，象征着作者声音、故事高潮和人物情感的暂时冻结，从而凸显人物最后伏望的行为是出于某种精神的感召。暂时的“平衡”仍是诗意化的表达，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对“流浪”的思考仍处于迷茫中？《九月寓言》中火海彻底吞噬村庄、《刺猬歌》中动物濒临灭绝、《柏慧》中葡萄园搬迁，《橡树路》中没有橡树，张炜的流浪叙事主要叙述迷路的人如何寻找出路的过程，“出走”模式一味提倡寻找精神家园，乌托邦的幻境结局给人以苍凉之感，“诗化生存苦难和躲避王权幽灵的‘野地’被想象成技术时代的解毒剂。它迎合了我们时代广泛的不满情绪，而把这样的情绪引导给已经逝去的一个物质匮乏和精神盲从时代的膜拜。这样的精神致幻术给整个80 年代批判专制和愚昧，并在世界当下重建我们生存意义的社会信念以致命的伤害”⑯。

反观《艾约堡秘史》主要书写流浪“停留”阶段人物的“迷路”状态，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流浪。在商业化进程中，作者近距离观察现代荧屏、传媒、官商的生存法则，在“迷路”模式中渗透了时代需要一场精神流浪的这一想法。因此，流浪叙事的“迷路”模式似乎为流浪者找到了暂时的归宿，即在追寻无望后返归自身，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身罪孽，明确人的一生不论处于何种身份、境遇，都是处于不断屈服与妥协的过程之中，从而在“迷路”中见证罪恶是如何制造、又是如何被消解的。

三、从“古船”到“古堡”：流浪入世的再忏悔之路

鲁迅《狂人日记》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忏悔先河，建国以来“反思文学”涉及历史、家族、阶层、改革等多方面问题。贾平凹的《秦腔》描写城市转嫁危机于农村的景象；莫言的《蛙》展现国家政策执行者日益扭曲的心灵；方方的《软埋》描绘“土改”给人戴上的枷锁；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演绎“文革”挑起的欲望战争；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讲述工业文明彻底摧毁家乡的悲剧。张炜不断变化观察视角，《古船》直接揭示建国初期由家族原罪、阶级原罪所造成的人生、时代与社会的悲剧，在不断追问和忏悔中逐渐面对曾经有意回避的事物。《艾约堡秘史》将隐秘的个人经历与时代交流，致力于重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平衡，书写巨富时代的忏悔录。

张炜在《橡树路》中提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尴尬的时代，无能为力的时代。当代人在革命激情与理想退潮后失去了精神支柱，而后在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中不能及时调整“一夜暴富”的心理，最终遗弃了祖辈留下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物质生活可以发展得越来越丰富、繁荣，可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总是极为复杂的，物质的每进一步，精神上可能伴随的是痛苦而不是喜悦。”⑰《艾约堡秘史》中，淳于宝册作为下一代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然而遭遇了精神“荒凉”的病症。艾约堡的存在即是一段关于流浪者悲苦无告、屈辱生存的见证，“艾约”取自“哎呦”，“那是绝望和痛苦之极的呻吟，只去掉了那个‘口’字。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无自尊无希望的乞求之声”⑱。其内部布局与配置是以淳于宝册流浪经历和社会演变进程为参照，以不可想象的财力、物力挖空半座山，仅仅供一位归来者在深夜游荡。因而任何生命的常态就是“递哎哟”“像递上一件东西一样，双手捧上自己痛不欲生的呻吟。那意味着一个人最后的绝望和耻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是无路可投的哀求”⑲。

时代的变迁并不是向和平与文明演进的过程，更是一场愈演愈烈的资本战争。从抗战爆发到1949 年后再到“文革”，“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⑳改革开放40 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㉑经济与权力相结合，“一种姑且可以被称之为威权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现实”。㉒《艾约堡秘史》中淳于宝册发家致富的几种手段，如情色交易、压榨劳动力、以暴制暴、私设公堂等皆是以合作双方的自愿为前提。看似平等的交换过程背后，存在着威逼每一个人的东西，即资本。书中流浪人物命运的变化无一不与资本的裹挟有关，淳于宝册的决策逐渐被资本包围乃至不受控制，“资本展示了它原始、冷酷、嗜血的本性。它无关道德、遵循的唯一法则就是如何快速地自我复制，永不停息地进行财富积累”。㉓

流浪主人公身份的转换与叠加，首先建构起了一种复杂的价值观。人物的所作所为皆有“正义性”可言，流浪的苦难史和黑暗的发家史皆是一种奋斗史，两者不一定具有普泛意义上的高低之分。“‘物’本身并不总是那么‘恶’，那么赤裸裸地包藏阴谋与蛊惑，而财富的拥有者也不见得全然无情或缺乏人性的吸引力。”㉔作者重申迫使他人“递哎哟”并不能取得根本胜利，淳于宝册暂时的成功便在于他瞄准不同人的“递哎哟”的方式，“我这儿常常采用一些老办法，就是谁犯了错都要打屁股”㉕。淳于宝册以古老的方式处理人的羞耻心与尊严感，迫使人被暴露在剥夺与反省的环境之中，从而达到弱化感知和强化行动的效果。主人公试图“囚禁”“消灭”蛹儿、吴沙原、欧驼兰等人，原因除了他们的人性光辉能引发社会的不安之外，更是出于对流浪者生命力的赞许，渴望占有这种生命的魅力、活力。作者肯定以淳于宝册为代表的上层人物的决策能力、发展眼光和全局观念，也有意暴露部分农民立场不坚定的侥幸心理。淳于宝册的失败和成功绝不是个人因果，他的行为是变革时代发展进程的体现。城市向外发展与农村向内紧缩的行为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与反抗的不同选择必然会造成贫富贵贱的身份差别。因此，书中凸显的价值失衡问题反映当代人对贫富、功过、善恶等认知的混乱，善恶并不是简单的标准，人性的复杂也不能截然简化成这两极，“它一定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人的复杂而具体的境遇中每时每刻成为新问题，每时每刻等待着抉择”㉖。

在不同观望视角与个人回忆中，乡村亦成为流浪者“停留”的原因之一。张炜破除城乡间简单分明的对抗关系，以巨富交友的失败暗示城与乡自身存在的问题，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于精神层面并无高低之分。“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存在着极大的误区，它没有把农村作为现代进程的积极因素纳入经济框架结构，也没有为农村人尊严地融入城市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启蒙以及权益保障。”㉗反观乡村，其所藏纳的令人绝望的特质并不输于城市化的冲击。乡村的温情与期待亦能软化归来者放弃该有的思考和抵抗，归来者最终成为它顺应时代的助力。张炜描写的乡村多处在一方“恶霸”式人物的统治之中，此次作者着重描写流浪主人公对乡村的另一种特殊体验，如老妈妈、老奶奶、山福等主动选择牺牲自己的农民，他们的死亡意味着乡村朴实、热情与包容等品质的失落，淳于宝册在寻找流浪同伴之时，“奇怪的是随着走近心里反倒平静了，觉得所有人都像’小狗丽’那样，已经把昨天淡忘，只有我一个人耿耿于怀”，㉘正因这种唯独自己“耿耿于怀”的执念而造成流浪者孤独的处境。

张炜借助巨富这一新鲜的人物阶层重新审视“流浪”的含义，淳于宝册的流浪经历深刻反映出“宁伽”式流浪者的偏执，《你在高原》中的流浪者无不背负家族仇恨、现实迫害等前行，他们满含忧国忧民的悲愤却无助于社会改变，对入侵者报以妥协与复仇相交织的矛盾心态，两者均无望后便选择再次流浪，这当中显然蕴涵着某种消极、无奈的“避世”意味。《艾约堡秘史》则将流浪者所追求与痛恨的对象进行了更为真实的揭露，“流浪大学”教人如何收获、占有与生存的学问，人人皆可以是流浪者而又可以为适应社会而主动寻求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淳于宝册在流浪中丢失了老师的刊物，他暂时舍弃了纯真的校园记忆和沉重的历史包袱，回归现实与思考如何立足的同时势必造成内在基本原则的动摇；他在出走中始终铭记着他人“早归”的嘱托，将他人的牺牲视作自己的罪过并承担起归来报恩的责任，直至目的达成时才发现已然彻底迷失自我。小说首次涉及到的“报恩”“忏悔”“赎罪”等内容指涉丰富了“流浪”的内涵，即流浪不再是一种日渐疲惫的逃亡，也不再是对精神家园的单纯找寻，而是将“流浪”视为一种敢于将个人隐私、耻辱乃至诸种社会问题都揭露出来的实际斗争，是在拥有财富、权势和地位后，还可以去相信并追求正义的积极行为。

四、结语

张炜小说的流浪叙事创作以革命、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主人公特殊的流浪经历展现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追寻途径。从《古船》的老磨屋到《九月寓言》的野地，《你在高原》的葡萄园到《独药师》的燕京，张炜在退却中坚守却难掩倦态。“退却是张炜近期创作的趋向，但退却并不一定就是溃退，它还有另一种内涵，就是战略性的撤退。”㉙《艾约堡秘史》中，张炜的流浪叙事从空间流浪转向精神流浪的叙述，索性以“迷路”为由冲向更为广阔的流浪天地。张炜近期小说创作题材与时代发展热点紧密契合，给予社会病症足够的研究耐心，作品中的现实世界不再一味呈现出负面色调，精神个体站在浑浊丰富的时代背景前，“身后是空前的喧哗，跳跃和劲舞，翻滚折腾，嘶嚎，伴以整个时代的乐队。背景越大，舞台越开阔，越是预示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㉚。《艾约堡秘史》正是在此种背景中展现“心灵上的慌乱和庸俗的喜乐”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作品道德色彩的淡化反映出张炜思想内涵的深化与复杂化，由激进冲锋的道德批判转变为客观理性的观察审视。

张炜曾解释道：“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回避善和恶，都不可能回避价值取向和类似的行为内容。但问题是在经验世界里面不能把它简单化，不能塑造出一个完全的恶和完全的善，即便是极端的浪漫主义也不会那样简单。”㉛因此，在对存在境遇和时代精神的深刻体悟中，张炜反思并扬弃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拒绝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标签化创作，深入探究所谓的“善”与“恶”的深层次关系，致力于将其表述为人类生活的“缺陷”与“不完善”。然而，巨富时代给《艾约堡秘史》打上了独特的烙印，作品以其时而低沉时而激昂的叙事基调体现了流浪者超越物质世界的尝试，但物质世界亦对其抗争品格进行了反噬，突出表现正是《艾约堡秘史》并未显示出足够的信心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未能找到具有一定解决能力的社会力量。在克制善恶观念的叙述中，作品模糊了人们的审视对象，主人公淳于宝册发问“我做错了什么？改正还来的及吗?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再往哪里走啊?”㉜此种思虑便不自觉转移到读者身上，但亦表现出作家放弃了“功利意义的认识习惯”，继续承担着揭露病态社会的启蒙责任。

①唐长华《张炜小说研究三十年概述》[J]，《当代文坛》，2014 年第5 期，第32 页。

②郜元宝《走出当代文学精致的瓮》[J]，《上海文学》，2008 年第9 期，第87 页。

③龚曙光《〈艾约堡秘史〉在京发布对当下生活的文学强攻，对时代命题的诗性回答》[J]，《出版人》，2018年第2 期，第48 页。

④⑫[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29 页，第15 页。

⑤郭宝亮《弑父的恐惧与家族血脉的纠结——张炜小说叙境的存在性悖论》[J]，《小说评论》，2002 年第2期，第52 页。

⑥程光炜《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思想的纯度与深度》[N]，《文艺报》，2018 年3 月19 日，第4 版。

⑦⑬徐布维《审美乌托邦的回归与重塑——解读张炜小说〈艾约堡秘史〉》[J]，《小说评论》，2018 年第6 期，第178 页，第176 页。

⑧王雪瑛《淳于宝册的精神历险——关于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的人物》[J]，《扬子江评论》，2018 年第4 期，第33 页。

⑨⑮⑱⑲㉕㉘㉜张炜《艾约堡秘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313 页，第317 页，第69 页，第10 页，第56 页，第140 页，第229 页。

⑩[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7 页。

⑪张炜《〈艾约堡秘史〉创作谈：黄牛不入画》[N]，《文艺报》，2018 年3 月19 日，第4 版。

⑭李敬泽《风俗史和心灵史》[J]，《人民文学》，1996 年第3 期，第1 页。

⑯何平《张炜创作局限论》[J]，《钟山》，2007 年，第195 页。

⑰㉑陈思和《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思和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38 页，第11 页。

⑳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 页。

㉒王春林《新世纪小说发展论》[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7 年第1 期，第53 页。

㉓宫达《雕刻时代的心史——评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J]，《中国文艺评论》，2018 年第5 期，第110 页。

㉔王鸿生《叙事与中国经验》[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9 页。

㉖李敬泽《历史之维中的文学，及现实的历史内涵——对话李敬泽》[J]，《小说评论》，2018 年第3 期，第8 页。

㉗黄轶《“现代反思”下的价值困惑与德性坚守——新世纪张炜小说转型论》[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9 年第2 期，第74 页。

㉙贺仲明《退却中的坚守与超越——论张炜的近期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2016 年第2 期，第206 页。

㉚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J]，《上海文学》，2005 年第1 期，第8 页。

㉛张炜《张炜文集·第44 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2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