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

黄磊 吴传清

摘要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红利外溢、绿色政策供给等维度阐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及泰尔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2.95%，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②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呈梯度递减格局，下游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迈向服务化，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向中上游地区转移;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推动作用有限，以高耗能型产业集聚为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支撑效应有待加强;⑤环境规制、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环境标准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粗放城镇化模式加剧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恶性竞争;⑥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污染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警示效应较强，各城市竞相布局绿色先进制造业。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集约式新型城镇化，绿色承接产业转移。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城市效率;工业绿色发展;空间驱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 F424.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8-0040-10DOI：10.12062/cpre.20190320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长江经济带（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YREB）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带，其工业绿色發展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然而，长江经济带整体仍未完全摆脱资源和要素驱动依赖，传统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依然占据较高份额，重化工围江围湖围城问题突出，工业绿色发展任重道远。《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6）明确提出要严格工业污染治理，淘汰工业落后产能。《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要求降低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工业绿色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2018）强调必须破解沿江工业无序发展难题。国家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而城市作为工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加速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1]。工业绿色发展效率（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EIGD）决定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是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抓手。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如何？其内在驱动机制何在？应重点哪些方面提升？本文侧重探讨上述三大问题。

综观学术界关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维度上，主要集中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机制识别、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收敛机制检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路径探讨[2]，且逐渐关注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效应[3]。在研究尺度上，侧重从全国、省域、市域等宏观、中观尺度分析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大都表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与行业污染属性、所在经济地带及城市行政级别密切相关[4]。在研究方法上，普遍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改进DEA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其中以基于松弛测度的SBM模型最为常用[5];采用Tobit模型、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系统GM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影响因素[6]。关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其时空演变趋势、内在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三个维度，以省域尺度或某一地区市域尺度为主[7]，尤为重视加强地区绿色协同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发展[8]。关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成果整体不多，研究内容仍需拓展深化。

学术界关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但仍有亟待拓展之处：一是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关注较少，未能厘清绿色发展效率内在增长机制，而机理分析恰是识别工业绿色发展动力机制的逻辑起点;二是关于工业绿色发展空间效应研究有待加强，需准确把握和识别地区间工业绿色发展的空间交互效应与空间驱动机制;三是工业绿色发展的提升方略缺乏系统性，从强化合作、削减排放、优化布局等单一方面展开，全局系统性不足;四是对战略区域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较少，且偏向省域尺度，或内部某一地区，指导和示范意义有待加强。基于此，本文将剖析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驱动机制，明确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路径。

1 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内在机理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是指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工业投入和工业非期望所能减少、工业期望产出所能增加的最大化程度[9]。其内在提升机理以市场主体与地区环境为主线，与企业创新能力、地区间交互作用以及区域政策环境关联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主力军。领军工业企业为保持自身技术优势，始终高度重视工业绿色技术积累，加强基础性和前瞻性工业绿色技术研发，努力将创新成果市场化，提升工业发展的环境兼容性。后发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竞争压力，受资金实力所限，更为关注具有市场应用价值的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和推广，缩小与领军企业的盈利能力差距。先发企业和后发企业从基础性和应用性两个方面持续革新工业绿色生产技术，是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核心驱动力[10]。

（2）绿色红利外溢。基于发达地区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需求，工业企业会在地区间迁移，工业发展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亦会随之流动，地区间工业绿色发展存在着空间交互效应。特别是随着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等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速建设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网络逐步完善，地区间交互作用愈发显著。工业发展存在的积极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加快后发地区学习先发地区先进绿色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逐步缩小地区间工业绿色发展差距[11]。

（3）绿色政策供给。政府在推动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通过绿色政策制度设计，对地区工业绿色发展进行宏观布局，为工业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根据地区工业发展基础与绿色发展需求，出台地区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明确工业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在法规、税收、土地、资金、平台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政府通过加强工业绿色发展政策供给，降低企业绿色发展的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拓展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盈利空间，提升工业企业降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2]。

2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效率的时空格局

2.1 研究方法

科学合理地处理工业环境非期望产出是准确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关键。采用单一方向性距离函数虽能区分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但只能测度无效决策单元的工业投入、产出径向比例变动，却未能考虑非零松弛项，容易高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为此，Tone[13]将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松弛测度模型结合提出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性SBM-DDF模型，克服要素松弛变动。本文在SBM模型基础上参考Oh[14]构建全局生产技术集思路，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既可实现跨期比较分析，又能识别有效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模型具体如下：

minφ=1/M∑Tt=1∑Mm=1（/xqm）1/（N+1）（∑Tt=1∑Nn=1/yqm+∑Tt=1∑Ii=1/bqi）

s.t.≥∑Tt=1，≠p ∑Qr=1，≠qλtrxtrm，≥xqm，m=1，…，M

≤∑Tt=1，≠p ∑Qr=1，≠qλtrytm，≤yqn，n=1，…，N

≥∑Tt=1，≠p ∑Qr=1，≠qλtrbtri，≥bqi，i=1，…，I

∑Qr=1λtr=1，λtr≥0，r=1，…，Q

（1）

式中，φ即为在全局生产技术与可变规模报酬条件下p时期q决策单元的绿色发展效率。λtr表示t时期第r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值的权重。x表示决策单元的投入要素，x=（x1，x2，…，xM）∈RM+，y表示决策单元的期望产出类型，y=（y1，y2，…，yN）∈RN+，b表示决策单元的非期望产出类型，b=（b1，b2，…，bI）∈RI+。

上述模型主要涉及三类变量：工业投入要素、工业期望产出、工业非期望产出。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本文主要考虑城市工业劳动力和资本两类要素投入，分别采用城市工业单位从业人员（人）、城市规上工业固定资产合计（万元）予以衡量。工业期望产出为新增最终市场价值，选用城市工业增加值（万元）予以衡量。工业非期望产出主要考虑废水、废气两类工业废物，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万t）、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城市工业烟（粉）尘排放量（t）予以衡量。此外，除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本文还采用泰尔指数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的差异变动，该方法已较为成熟，不再赘述。

2.2 研究时限和数据来源

因2011年工业统计口径发生较大调整，规上工业企业标准由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提升至2 000万元以上，且撤销了安徽省巢湖市并新设立贵州省毕节市和铜仁市，为保证数据可比性，以2011年为起始研究年份，研究时限选定为2011—2016年。所选用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2017）、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2012—2017年统计年鉴。假定各城市投入产出仅存在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以2011年为 基期的全国层面定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定基工业增加值平减指数消除工业固定资产合计、工业增加值指标价格波动。研究对象为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級及以上城市，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地区差异显著。参照《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的地区划分标准，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三大地区，上游地区包括云贵川渝四省份33个城市，中游地区包括鄂湘赣三省份36个城市，下游地区包括苏浙沪皖四省份41个城市。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2.3.1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间演化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见表1）。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由0.592 0上升至0.684 7，年均增长2.95%，城市工业发展方式逐步摆脱原有的要素驱动模式，注重提升工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绿色工业生产技术。与李琳和刘琛[15]从动态视角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分析高度吻合，在2013年与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内生性出现大幅波动。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出现较大幅度退化，由于2012年始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长江经济带部分经济基础较弱的城市为稳定经济增长，加快布局高耗能、高排放、高增长的传统工业项目，使得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出现下降。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迅猛上升，较2015年增长13.77%，得益于2016年初所确立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大力优化工业结构，化解传统低端无效产能，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工业绿色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2.3.2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化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格局变动剧烈，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由下游地区转移至中上游地区。如表1所示，2011—2016年上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较快增长态势，年均增速高达5.01%，上游地区城市抢抓下游地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机遇，积极承接下游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工业转移，吸收技术外溢，工业绿色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中游地区与上游地区类似，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平穩上升，年均增长2.66%，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良好。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整体较为平稳，年均增长1.49%，下游地区城市逐步迈向服务化，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传统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业逐步转移至中上游地区城市，工业增长效应较弱，工业发展效率提升不明显。与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梯度递增格局不同[7]，本文侧重考查工业领域的绿色发展效率，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化并不吻合，后者取决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程度，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反映工业投入产出的相对比较关系，与工业生产的要素流动密切相关，在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整体呈上中下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特殊空间格局。

2.3.3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差异特性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不平衡性加剧，工业绿色发展能力差异有扩大趋势（见表2）。2011—2016年泰尔指数呈“U型”上升态势，由2011年的0.028 9下降至2013年的0.015 1，后持续加速上升至2016年的0.035 5，各城市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的执行力度不一，城市间工业绿色发展成效差异逐渐显现，以地区内城市差异占绝对支配份额。上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尤为突出，主导整个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变动，截至2016年对整体差异贡献度已高达55.72%。上游地区部分城市充分挖掘自身环境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环境友好型工业，而部分城市则加快承接传统落后工业产能，导致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成效参差不齐[1]。中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指数亦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增幅相对较小，差异贡献份额维持在20% 左右，中游地区较上游地区工业基础扎实，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能力提升相对平稳。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指数整体呈下降态势，2016年差异贡献份额已下降至18.27%，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先进的技术创新能力与良好的合作发展机制，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能力逐步走向均衡。

3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驱动机制

3.1 研究假设

基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参考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效率的空间驱动机制。

（1）经济发展。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居民环境意识，刺激绿色工业产品需求，促使企业改进传统生产技术。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技术创新资金支持效应和高端绿色人力资本集聚效应[16]。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要增长极，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水平，经济发展的绿色基础支撑作用应更为凸显。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经济发展是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环境规制。关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成本约束论和“波特假说”理论。前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加剧企业生产成本，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后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加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规模并提升产品质量[17]。长江经济带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下，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约束性较强，但可能会对周边地区城市具有负向传导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良好的刺激作用，但可能导致污染产业向周边地区集聚。

（3）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受产业集聚的污染属性和集聚规模影响，集聚产业的清洁度越高，则促进作用越大，集聚规模如果过大，则会加剧管理成本和污染总量，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18]。长江经济带正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新兴产业集聚态势明显。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产业集聚有利于加强企业间协作交流，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流动，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4）技术创新。一般认为技术创新有利于改进企业生产技术，推广应用先进绿色生产技术和设备，减少工业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提升工业产品附加值，增强工业绿色发展内生性[19]。长江经济带创新资源整体较为丰富，技术创新的绿色转型升级作用应较为明显。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技术创新可有效驱动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5）城镇化。现有研究关于城镇化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认为前者有利于集聚劳动力与高端生产要素，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后者侧重城市规模扩张，强化工业增长的要素驱动倾向[20]。长江经济带作为经济支撑带，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土地城镇化倾向。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城镇化会导致要素配置扭曲，强化工业粗放发展倾向，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6）工业化。一般认为现阶段工业化质量不高，传统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绿色新兴产业仍然不强，工业化加剧地方政府布局高耗能产业，增加地方工业污染排放[21]。长江经济带定位于国家创新驱动示范带和高质量发展生力军，当前城市工业化正向绿色低碳新型工业化转型。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6：工业化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取决于产业发展类型，长江经济带工业化以绿色为基调，对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7）对外开放。在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两种环境影响理论。前者认为引进外资会使得国外淘汰落后产能进入本国[22];后者认为跨国企业投资可传播扩散更为先进环保的生产标准与技术[23]。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可能会重点引进节能环保型外资企业。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3.2 模型确定

基于上述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驱动机制的分析模型。参考Elhorst[24]研究成果，以普通面板线性回归模型为基准，通过LM检验判断是否存在空间效应，若存在空间效应，则进一步根据空间效应类型选择适宜的面板空间模型。基准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EIGDit=α0+αi+ln（EDit）β1+ERitβ2+IAitβ3+TIitβ4+URitβ5+INitβ6+OPitβ7+εit （2）

若仅存在内生空间交互效应，则采用面板空间滞后模型（SLM）：

EIGDit=α0+αi+δ∑110j=1wijEIGDit+ln（EDit）β1+ERitβ2+

IAitβ3+TIitβ4+URitβ5+INitβ6+OPitβ7+εit （3）

若仅存在误差项空间交互效应，则采用面板空间误差模型（SEM）：

EIGDit=α0+αi+ln（EDit）β1+ERitβ2+IAitβ3+TIitβ4+

URitβ5+INitβ6+OPitβ7+uit（4）

uit=λ∑110j=1wijujt+εit （5）

若内生空间交互效应、误差项空间交互效应均存在，则采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SDM）：

EIGDit=α0+αi+δ∑110j=1wijEIGDjt+ln（EDit）β1+ERitβ2+

IAitβ3+TIitβ4+URitβ5+INitβ6+OPitβ7+

∑110j=1wijln（EDjt）θ1+

∑110j=1wijERjtθ2+

∑110j=1wijIAjtθ3+

∑110j=1wijTIjtθ4+

∑110j=1wijURjtθ5+

∑110j=1wijINjtθ6+

∑110j=1wijOPjtθ7+εit （6）

式中，EIGD为被解释变量工业绿色发展效率，ED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元）表示，对其对数化处理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异方差影响，ER为工业环境规制强度，采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表示，IA为工业集聚水平，采用工業区位熵表示，TI为技术创新水平，采用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示，UR为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IN为工业化水平，采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OP为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表示。α0与αi分别为常数项和个体效应，β1-β7分别为各个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ε随机为误差项，δ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W的元素，λ为空间自相关系数，u为空间误差项，θ1-θ7各个空间滞后解释变量回归系数，i与j分别表示第i个城市和第j个城市，t表示时间。

3.3 空间权重矩阵选择与数据来源

采用基于queen标准的二值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W（110×110）。被解释变量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取自第二部分效率测度结果，各解释变量基础数据源同第二部分效率测度指标，不再赘述。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人均GDP（元）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以2011年为基期的全国层面定基GDP平减指数消除物价波动，其余变量的代理变量均为比率相对指标，无需进行价格平减。

3.4 实证结果分析

普通面板模型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联合非显著性LR检验值分别为860.005 2、95.165 5，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传统面板回归模型。其内生空间交互效应和误差项空间交互效应的LM检验值分别为21.025 4、21.038 1，对应的伴 随概率远低于1%，表明两种空间交互效应同时存在。空间杜宾模型的Hausman检验值为28.338 7，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选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空间模型。两种空间效应的Wald检验值分别为11.971 1、12.210 4，LR检验值分别为14.542 7、14.342 5，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空间杜宾模型无法退化为单一空间效应模型。故而个体时间双固定SDM为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驱动机制的最优模型。采用相同方法，确定上游地区城市的最佳模型也为个体时间双固定SDM，中游地区城市、下游地区城市则为个体随机时间固定SDM。由于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去均值程序估计空间效应模型存在一定偏误，借鉴Lee和Yu[25]做法，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偏误校正。参照Lesage和Pace[26]做法，分解变量对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前者反映本城市解释变量变动对本城市自身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后者反映本城市解释变量变动对周边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见表3）。

（1）经济发展（lnED）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促进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有限。验证了假设1，经济发展是长江经济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有利于增强本地区居民消费环保意识，引导企业生产更多优质绿色产品，强化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撑，推动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研发应用[16]。但正如李小玉和邱信丰[8] 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尚未形成协同有序的产业分工机制，甚至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各城市更多关注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对临近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

（2）环境规制（ER）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有效工具，但对周边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环境规制的直接促进效应明显，验证了假设2，发挥了良好的绿色产业识别与进入门槛作用，能够有效约束本地区工业企业环境污染废物排放，限制外来污染型企业进入。与陶锋和王余妃[17]研究结论不同，“波特假说”在长江经济带并不成立，本地区工业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城市集聚，在中下游地区尤为明显，强化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型工业企业向临近欠发达城市梯度转移[27]。

（3）产业集聚（IA）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周边城市的学习能力较强。长江经济带整体，特别是中上游地区产业集聚类型仍以高能耗、高排放型为主，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证伪了假设3。但周边地区城市会主动淘汰低端产业集群，加快节能环保型制造业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上游地区的学习效应尤为明显。下游地区高技术节能环保型产业集群逐渐壮大，对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但会吸收临近地区高端生产要素，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8]。

（4）技术创新（TI）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影响有限，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作用不足。长江经济带传统高耗能型产业挤占大量创新资源，工业创新成果总量多而质量不高，无法对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推动作用，证伪了假设4。与涂正革和王秋皓[2]的全国总体研究结果不同，长江经济带地区梯度差异显著，下游地区技术创新软硬环境较好，高技术企业多集聚于下游地区，中上游地区并未大规模承接到高技术节能环保企业，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较弱。

（5）城镇化（UR）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阻碍作用，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为负。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整体仍未摆脱摊大饼模式，各地积极展开新城建设，侵蚀农业空间和绿色生态空间，拓展工业发展空间，加剧工业粗放发展路径依赖，抑制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20]，验证了假设5。与谢冬水[29]研究结论一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存在较强的地方政府竞争倾向，大规模造城运动引发周边地区竞相增加建设用地储备，抢夺周边城市高素质人才，加剧周边地区城市对工业粗放发展与无序竞争模式的路径依赖。

（6）工业化（IN）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周边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与张江雪和王溪薇[21]等传统工业化研究结果不同，长江经济带各城市正大力发展绿色高技术制造业，推动高质量新型工业化，大幅增强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30]，验证了假设6。相对欠发达的上游地区城市工业化对周边城市绿色发展要素积累存在一定的挤占效应;中游地区城市则可就近承接节能环保制造业转移加快工业绿色发展;下游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向明显，工业化对工业绿色发展作用有限。

（7）对外开放（OP）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城市的技术溢出效应有限。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工业生产技术，减少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23]，加速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进程，验证了假设7，对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下游地区尤为明显。对外开放对周边地区城市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心城市的外围城市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能力有限，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环境逐底竞争倾向，一定程度上存在Lee[22]指出的“污染天堂”现象，抑制了周边地区城市绿色生产技术提升。

3.5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通过变换模型和空间权重矩阵的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采用未经校正的面板SDM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显示回归系数与空间效应同经校正的面板SDM模型基本一致。随后采用以各城市政府驻地间距离的倒数矩阵替换一阶邻接矩阵，经过LM、Wald、LR、Hausman检验，采用偏误校正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面板SDM模型检验上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驱动机制的稳健性，采用偏误校正个体随机时间固定效应的面板SDM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整体、中游、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驱动机制的稳健性，发现变量影响效应方向和显著性与上述分析基本吻合。两种检验方式可确保本文分析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囿于文章篇幅限制，仅列出基于反距离函数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效应（见表4）。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出发，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BM模型、泰尔指数及空间杜宾模型评估分析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格局，并进一步探究其空间驱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稳步提升，工业发展模式逐步由要素资源驱动向绿色生态驱动转变;②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整体呈上中下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工业绿色发展重心向中上游地區转移，但中上游地区内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差异严重;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环境规制具有较强的污

染防护效应，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可显著增强工业绿色生产 能力，提高外资利用水平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绿色生产技术;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促进作用有限，传统高耗能高排放型产业仍为当前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类型主体，粗放扩张型城镇化依然明显，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⑤环境规制、城镇化、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准入门槛机制会驱使污染产业向周边欠发达地区转移，城市无序竞争会导致绿色发展要素冗余，周边地区对高能耗产业集聚存在警示和学习效应，可借鉴吸收绿色新型工业化推进经验。

上述研究结论蕴含着如下政策启示：①推动环境预警响应一体化，制定统一的绿色工业技术标准，从严管控超出环境容量上限的工业企业，推动工业环境信息共享，建立覆盖长江经济带所有城市的工業环境监测网络，加强工业环境事件联合治理，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能力;②加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搭载联合创新平台，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应用中心，支持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构建绿色先进制造业技术支撑体系，推动上下游地区共建高技术园区，促进绿色技术扩散外溢;③加快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长江经济带石化、钢铁、船舶、有色等传统行业绿色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地有序布局节能环保、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新能源等绿色高技术产业，建设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汽车产业、家电产业和纺织服装产业等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增强工业绿色竞争力;④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倒逼城镇发展模式向集约紧凑型转变，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建设用地多功能立体开发与复合利用，共建工业园区，规避无序同质化竞争和产能过剩;⑤绿色承接产业转移，打造绿色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推动承接企业集中入园，实施产业准入清单制度，编制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精准管控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强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动态监管，严控企业环境风险。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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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spatial driven mechanism

in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UANG Lei1 WU Chuan-qing2，3，4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3.China Institute for Main Function Area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4.Center for Regional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everer and severer， cutting down the discharge of industrial waste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have becoming mainstream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upport belt， the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Based on its internal growth principle， this paper assesse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by the methods of Super-SBM and Theil Index， and explored its spatial driven mechanism by Spatial Durbin Model， with the panel data of 110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YREB.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the YREB was in the increasing trend， with annual growth rate of 2.95%. The endogenic impetus to promote YREBs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had strengthened. The efficiency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REB showed a gradient decreasing pat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opening-up were the main forc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directl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urbanizat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could not promote efficiency obviousl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d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nearby cities efficiency in YREB. On the contrary， spatial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were positiv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cities efficienc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unified environmental early-warning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function of green technical innovation， adjust and upgrad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undertake green industrial transfer.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rban efficiency;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spatial drive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