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方对中国瓷器的接受视野

刘益守

摘要：卜士礼作为清末来华的英国人，用大量时间投入在中国陶瓷的收藏和研究中，让西方对于中国陶瓷艺术及其历史更加明晰地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卜士礼的中国陶瓷研究第一次将陶瓷视为“东方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类而非所谓收藏“杂项”中的一个小门类，首次用英文以西方人的视角梳理了中国陶瓷的分类和分期。对于卜士礼陶瓷文献的发掘，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人对中国陶瓷认知和收藏活动，以及当时中国陶瓷文化海外传播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中国陶瓷;卜士礼;西方;接受视野;清末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与西方的陶瓷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自秦汉始，中国陶瓷器就通过陆路运往国外。唐代开始，长沙窑器物通过扬州、广州、明州和泉州等地，经海上丝绸之路向欧亚非大陆输出。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已经受到欧洲贵族人士的普遍接受和认可。明清两代，欧洲成为中国瓷器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市场。如果从中国瓷器受到欧洲上层社会关注与接受的宋代算起，论及中国瓷器运销欧洲的近千年历史，相对于西方人对于中国瓷器趋之若鹜的态度，其中很长一段时期西方人对于中国陶瓷背后的文化历史信息受到了遮蔽。

西方人对陶瓷烧造工艺的破解，并不能替代他们对于中国陶瓷背后的文化属性的求索。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已经能够稳定地烧造瓷器，但是他们对中国瓷器收藏的热度仍然不减。痴爱瓷器的萨克森选帝侯与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曾经要求契恩豪斯（Tschirn- haus）与波特格（Bottger）试制瓷器。经过多年实验，1708年，波特格在欧洲成功烧制出了瓷器。不久后，身在景德镇的法国教士殷弘绪（Père dEntrecolles）从当地信徒中探知中国瓷器烧造的工艺，并以书信将之传递到欧洲。1768年，英国人库克沃西（Cookworthy）独自攻克制胎、制釉和烧造工艺，制成瓷器。尽管如此，中国瓷器仍然大量运销欧美。这一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制瓷工艺到达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高峰。康雍乾三代精美华丽的瓷器风格继续受到西方追捧，满足他们对于古老富庶的东方大地上的奇异文明的期待。

真正从艺术研究角度观照中国瓷器，是从中国艺术真正被西方的汉学家所关注开始的。二战以前，对包括陶瓷艺术在内的中国艺术的研究，往往是由以外交官和传教士为主的汉学家们所承担。那时并没有出现专门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学者，中国艺术的相关问题也没有受到西方艺术史家的重视。作为首次以“中国艺术”（Chinese Art）为名撰写中国美术与手工艺术通论的西方研究者，英国人卜士礼（S. W. Bushell）将中国陶瓷艺术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与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种类并列。除《中国艺术》一书外，他还编纂了《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这本书虽然尚未受到国内多数陶瓷学者的关注，但是对于使今天的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当时西方学界对中国陶瓷研究的整体样貌有重大的意义。

二、卜士礼的陶瓷研究生涯

卜士礼，本名史蒂芬·伍顿·布歇尔，姓氏曾被译为“布绥尔”“白谢尔”“布西尔”“拔晓”“波西儿”。“卜士礼”为他来华之后自取的汉名。他于1844年出生于英国东南部的肯特郡（Kent County）。22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伦敦大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London University）的学习。1868年1月24日，卜士礼通过著名汉学家和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的举荐，获得了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的工作，并于次月29日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除了几次短暂的返英休假，他在华工作和业余从事艺术研究直到1900年退休。

来华当年，受到创始成员雒魏林的影响，他很快加入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后来，卜士礼因其突出成就成为该会近百年历史中仅有的65位名誉会员之一。由于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丰富活动和庞大关系网，以及自己职业的便利，他能够快速进入对中国美术与手工艺术的研究状态。首先，北京乃至中国重要的文物交易场所琉璃厂与英国公使馆仅一箭之遥，他来华后很快被中国古物所吸引，他能够时常流连此间，并且用自己每年600英镑薪金中的一部分购买中国艺术品，以及在中国各地进行相关的游历。其次，如他自己曾在《东方陶瓷艺术》的卷首坦言的一样，“在进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我得以进出宫苑和大宅，如此便有很多机会让我亲眼观看中国当地收藏家的珍宝，而这些珍宝的主人原本对外国人讳莫如深。”第三，他参与到皇家亚洲文化北华支会的各类活动，包括在支会会刊发表4篇关于中国古代文物的论文，以及3次面向支会成员的论文宣讲。支会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能够为他带来研究上的便利。卜士礼还加入了北京东方学会（Peking Oriental Society），并于1886年在会刊上发表了题为《本朝以前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 before the Present Dynasty）的论文。

卜士礼推动了英国主要对于中国陶瓷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从1882年开始，卜士礼在两年中为位于西伦敦的南肯辛頓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进行了233笔购买，目的是为了丰富博物馆的中国明清陶瓷藏品。卜士礼为这座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重要的博物馆购买了包括金、元时期的钧窑、官窑和霍州窑陶瓷器。在此之前，欧洲的陶瓷收藏主要的情形是贵族阶层的个人收藏者根据自身喜好购买或者订制中国瓷器。卜士礼以自学的中国陶瓷艺术史知识和鉴赏经验，让博物馆成为中国陶瓷收藏的重要参与者，并且是根据一定目标和方法，有体系地进行收藏。第二年，卜士礼又为在英国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收购大量古代中国瓷器。购买这批藏品是卜士礼受到时任馆长菲利普·欧文（Philip Owen）的委托。值得一提的是，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艺术收藏后来成为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艺术藏品中的核心部分。

十九世纪中晚期，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国际间贸易与交流逐渐频繁和愈发深入，包括陶瓷器在内的中国的艺术品以前所未有的流通速度进入西方世界。大量进入西方人视野的文玩与古物需要以一种富有科学性和条理性的方式被分门别类并加以分析和研究。通过文献翻译、学术写作、收藏鉴赏等活动，卜士礼作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对于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就推动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认知，提供了坚实基础，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东方陶瓷艺术》中的中国陶瓷书写

出版于1897年的《东方陶瓷艺术》，是卜士礼受委托，为美国商人和收藏家华特士（W. T. Walters）的陶瓷收藏撰写的一本图录。图录中包含华特士的500余件陶瓷藏品。卜士礼在本书中撰写的内容不仅是围绕这几百件陶瓷品，而更是一部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专史。从时间上看，《东方陶瓷艺术》可谓英文世界乃至西方关于中国陶瓷研究的开拓之作。在此之前，法国汉学家儒莲（M. S. Julien）曾经出版过一本《中国陶瓷历史与工艺》（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的小册子，它实际上是节选翻译了《景德镇陶录》的部分内容。在十九世纪末《东方陶瓷艺术》问世以前，儒莲的这本小册子是西方人了解中国陶瓷知识仅有的渠道。卜士礼的中国陶瓷书写，为西方开始系统性、学理性地研究中国陶瓷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他大量研究了中国关于陶瓷的典籍，并且将中国人对于陶瓷有关的记述忠实地呈现给西方读者。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人更容易接受的视角，从不同侧面介绍中国陶瓷。这些侧面包括陶瓷的款識和陶瓷上的诗词文句等西方人所感兴趣的极具中国文化符号的内容。

总览全书，计有十册，分为二十七章。其中有二十二章内容全部关于中国陶瓷。第二章介绍中日韩三国瓷器的关联，最后四章讲述韩国、日本瓷器，这些部分触及了中国学界对于中国陶瓷在东亚的影响及相关研究课题的范围。在全书首章，卜士礼向西方读者讲述了瓷器的起源，以及陶瓷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砖瓦等古物都纳入陶瓷研究的视野，而在当时的中国收藏界却并没有形成如此的共识。从中可以看出，卜士礼对于中国陶瓷的认知全面，涉猎广泛。在这一章，他还从陶瓷起源开始，按照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进行了总述。

接下来的内容主要围绕中国陶瓷的分类和题款展开。卜士礼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人当时对于陶瓷器物和相关概念的几种分类方式。一种是景德镇窑业在当时的分类方式：官古器、上古器、中古器、釉古器、小古器和常古器。一种是今天并不常见的分类方式：首先是将陶瓷分为瓦、皿、缶、鬲。尔后，从“瓦”派生出甎、甓、瓷、甖、甕;从“皿”派生出盏、盆、盃、盌、盂、盒、盘;从“缶”派生出缸、窑、缾、罇、罐。此外，书中还列举了其他按照年代或者产地等分类的方式。卜士礼使不同的分类方式被悉数呈现出来，能够让西方对于中国陶瓷的认知更为立体。

为了使西方研究者和藏家更好地理解中国陶瓷，卜士礼还仔细介绍了中国的书法字体以及纪年方式，以便人们了解陶瓷题字与年款的内容。由于从明代开始，官窑、御窑陶瓷出现年款，卜士礼详细列出了明清各朝年号。而官窑、民窑大量出现的其他款识，卜士礼也进行了分类，具体有五种：纪年款（Marks of Date）、堂名款（Hall-Marks）、奉造与吉言款（Marks of Dedication and Felicitation）、赞颂款（Marks of Commendation）以及花样款（Marks in the Form of Devices）。此后，在更晚出版的《中国艺术》一书中，卜士礼以他罕用的附录形式，修正了陶瓷款识分类：纪年款（Marks of Date）、堂名款（Hall Marks）、吉言款（Marks of Dedication and Good Wishes）、赞颂款（Marks in Praise of the Piece Inscribed）、花样款（Symbols and other Pictorial Marks）和陶人款（Potters Marks）。这里新增加了一种分类，而前几种的英文表述也做了调整。在这些款识中，卜士礼对于花样款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根据华特士陶瓷收藏和自己平时所见，他将陶瓷的花样款识又分成五个种类。第一种是古代中国传统符号，包括八卦、阴阳、八音（乐器）、十二章。第二种是佛教符号，比如八吉祥、七宝。第三种是道教符号，如八仙。第四种是博古图案，包含琴棋书画、八宝。第五种是花押。

从第五章开始至第二十三章，卜士礼用大量篇幅按照朝代顺序梳理中国陶瓷历史、工艺等内容。由于历史和当时研究水平的局限，他认为中国陶瓷的起源“至少不晚于唐代”（at least as early as T'ang Dynasty）。根据现在中国陶瓷学界的共识，在先秦出现了原始瓷，东汉时青瓷烧造技术成熟，隋唐发展出了白瓷。在从唐至1895年本书付梓前的中国历代陶瓷艺术中，卜士礼关注的重点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他不仅分别将这三朝的瓷器以独立章节进行书写，还另以三个章节介绍殷弘绪书信、《江西通志》所载雍正时期御窑纹饰及釉色、唐英《陶冶图说》的内容。从原因上来看，主要是由于清三代在时间上距卜士礼的时代较近，存世瓷器数量庞大，容易获得或者接触;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清三代的制瓷工艺技术发展到了一个顶峰，瓷器种类更多、造型与装饰更加精巧、工艺更加复杂。这些都很难不吸引西方人的注意。

作为一个西方人，卜士礼以一种外部视角观照中国瓷器，因此带来了全书的第二十一章《外销瓷·定制瓷器》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明末至清末的外销中国瓷器。卜士礼记载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最早出现的关于中国陶瓷的直接记录。这是伊斯兰教纪元567（1188年）叙利亚哈里发努鲁丁（Nureddin）收到的一份来自萨拉丁（Saladin）所献祝贺其征服埃及的贺礼，其中包含40件中国瓷器。中国瓷器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地的路径也被卜士礼记载下来。首先，是穆罕默德时代（Mohammedan times），阿拉伯人从海路行至广东，将中国瓷器运销至中东。然后，在九世纪中国的商船队把瓷器带到了波斯湾。到了元代，共为蒙古族所统治的中国与波斯有了紧密的联系，两地海陆运输常态化，瓷器也因此源源不断运往中西亚。明代时期，中国与西方的陆路交往被帖木儿阻绝，但是海上丝路仍然继续西进。这时候的中国商船载着瓷器，一路沿着锡兰、霍尔木兹海峡、巴德曼海峡、红海，从吉达登陆至麦加，一路从非洲海岸登陆往南抵达摩加迪沙（Magadoxu）和桑给巴尔。十六世纪开始，由于明清的海禁政策，中国人的帆船不再扬帆印度洋，取而代之的是欧洲人的远洋商船。卜士礼对于中国外销瓷器按照欧洲人的习惯进行了分类：东印度公司瓷器（indian china）、纹章瓷（armorial china）、印度风格瓷（hindu style）、在欧洲装饰的瓷器（oriental porcelain decorated in Europe）以及仿制瓷器（imitations）。所谓东印度公司瓷器，是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东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纪大量进口自中国的瓷器。之所以被称为“印度瓷器”，卜士礼的解释是主要源于法国收藏家热尔桑的丰斯佩尔蒂子爵（Vicomte de Fonsperduis by Gersaint）对于“印度”一词的错误理解，他错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当成了“印度人”。而“印度风格瓷”更是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不了解导致的误读。法国人贾克玛（Jacquemart）曾经把一部分中国瓷器认为是认为印度和暹罗出产的瓷器。但卜士礼根据自己在华所见所闻对此产生了疑问，并且在文中列出自己的论据纠正了这个谬误。

作为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了三十余年的西方学者，卜士礼还是中国陶瓷史学史的书写者。《东方陶瓷艺术》第二十三章专门记录了与陶瓷艺术有关的古代中国文献。他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按图索骥，按“經史子集”四大部类分别摘取与陶瓷有关的典籍。卜士礼在书中提及的中国陶瓷典籍凡68部，基本涵盖了先秦至清末，涉及陶瓷的各类著作。

四、卜士礼的中国陶瓷艺术观

卜士礼对于中国陶瓷的研究不仅对于陶瓷发展的历史进行仔细的梳理，而且对于中国陶瓷承载的文化进行自己的解读。这种解读不仅在《东方陶瓷艺术》中有所体现，也存在于《中国艺术》这部著作中。

卜士礼根据当时西方收藏机构和个人的中国艺术藏品将其分成十二大类，分别是：石雕、建筑、青铜器、木雕牙雕和犀角雕、漆器、玉雕、陶瓷器、玻璃器、珐琅器、珠宝、纺织品、绘画 。由此可以见得，从卜士礼的时代开始，陶瓷器在西方人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中，其重要地位被正视，不只是作为收藏品中所谓“杂项”中的一个细微分支看待。

在《中国美术》中将中国瓷器分成四个大类，每一大类下设若干子类，向西方进行介绍。相较于《东方陶瓷艺术》中的陶瓷分类方式，这种分类方式显得更为系统和直观，有助于初步接触中国陶瓷的西方人了解中国陶瓷器物。第一大类是无绘饰的瓷器。第二大类是彩绘瓷。第三大类被称为特制瓷器，如刻花、印花瓷器、镂花瓷、玲珑瓷、仿其他材质的釉瓷以及镶嵌瓷器。最后一个大类的瓷器被称为外国定制瓷。

除了对自己收藏和鉴赏过的中国陶瓷进行分类，卜士礼还对其中的瓷器进行了分期。首先，是缘起时期（Primitive Period），指宋代和元代，即960年至1367年。其次是明朝时期，自1368年至1643年，涵盖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然后，是康熙时期，卜士礼所指的康熙时期是指明朝覆灭到康熙朝结束，即1644年至1722年。再然后是雍正乾隆时期，从1723年开始，直到1795年。最后，从嘉庆朝开始直到卜士礼成书的时代，即1796年至二十世纪初，则被认为是“当代”时期（Modern Period）。

艺术史分期的方式，是艺术史观和研究方法的反映。体现在卜士礼在书中的这种对中国艺术进行分期的方式，反映了他本人对于中国艺术研究和收藏的基本观念，又带有站在西方立场，带着自己的直观体验。根据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对艺术史分期对类型进行的归纳，卜士礼的这种分期方式大体上是按照“政治朝代”的方式进行划分的，并且带有着明显的西方视角。但是，作为首部以“中国艺术”为名的英文书籍，这本书对于西方系统性地了解和进一步研究中国艺术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卜士礼之后，西方接受了把中国陶瓷艺术作为一个重要的和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看待，大维德、霍布森等人沿着卜士礼开拓的中国瓷路继续把中国陶瓷研究继续推向至更为完整、成体系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曾小桐.艺术中的接受美学[J].美术大观，2019（10）：64-65.

[2]汪燕翎.古物、艺术史与文化遭遇：1868-1904卜士礼（S.W.Bushell）在华活动研究[D].成都市四川大学，2013.

[3]S. W. Bushell. Oriental Ceramic Art [M].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7： 1.

[4]S. W. Bushell. Chinese Porcelain before the Present Dynasty [J]. The Journal of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1886.

[5]M. S. Julien. Histoire et Fabric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 [M]. Paris：Mallet-Bachelier，1856.

[6]S. W. Bushell. Oriental Ceramic Art [M].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1897：73.

[7] S. W. Bushell. Oriental Ceramic Art [M]. 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mpany，1897：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