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犯罪电影的叙事模式及现实批判

段晓晗

摘要：《恐怖直播》沿袭犯罪片的题材，以主持人尹英华和罪犯通话的单边独角戏为主，融入封闭空间元素。狭小的直播间辐射了整个社会问题。韩国犯罪电影完成了本土化转换，成为具有韩国特色的电影类型。而《恐怖直播》无疑又是一次新的尝试。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恐怖直播》为论述对象，研究以《恐怖直播》为代表的韩国犯罪电影的叙事模式及现实批判。

关键词：犯罪电影;叙事;现实批判

一、犯罪电影的聚焦点——人性、现实、传统伦理道德

1998，韩国电影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剪阅制，这不仅代表电影作品的完整性得到保护，并且给导演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环境。“取消电影审查制后，政治、情色和暴力题材的电影成为最成功、最受欢迎的韩国电影。”[1]政治、情色和暴力题材有了表达的可能性，这些元素融入各种类型电影，韩国电影开始走上反映现实、折射社会问题、探讨人性的道路。在宽松的创作环境、导演积极的探索下，犯罪电影完成类型电影本土化，并聚焦于对人性、现实、传统伦理道德的探讨。

韩国电影热衷于探讨人性，最经典的当属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当主人公纷纷走上复仇道路时，观众被带进了人性本恶的死胡同。韩国导演同样热衷在电影中表达对传统道德的思考与反叛。如《老男孩》《圣殇》中，爱情与亲情的混合常被当作对传统道德的反叛手段。有人指出，这种情节是为了博人眼球从而赢得市场，“这种隐喻警示人们：这是罪恶可怖的，除了带来精神伤痛，它还会造成更多更可怕的毁灭性灾难。”[2]而我却认为，导演通过这种情节以作为跨越伦理跨越道德的手段，站在传统伦理道德界限之外探讨人性的多样性。对时代及社会问题的反映，也成为犯罪电影的聚焦点之一。如在《熔炉》中，整个事件反映了司法的隐形规则，揭露了司法的腐败。又如在《恐怖直播》之中，直播间及主持人成为特定符号，隐喻媒体的堕落。

二、韩国犯罪电影的叙事模式

（一）“犯罪—侦破—缉凶”的叙事模式

《恐怖直播》是韩国犯罪电影的又一力作，因其“限定空间”的场景显得独树一帜。但《恐怖直播》仍具有犯罪电影的叙事模式。“事实上，大多数犯罪电影的叙事框架都是相似的，基本上遵循着从‘犯罪—侦破—缉凶这一模式。”[2]由于每部电影在相同的叙事模式中选取了不同的叙事部分及叙事视点（受害人/加害人），这便造成了犯罪電影在相同叙事模式下的多样化。《杀人回忆》选择了警探的视角，如何侦破案件成电影主要内容。电影《追击者》选用从警察局退役的按摩店老板忠浩的视角，叙述捉拿连环绑架案凶手的过程。《恐怖直播》将叙述重点放在“犯罪”。自称是修桥工人的朴鲁圭打电话给节目主持人尹英华，以炸掉麻浦大桥威胁尹英华，除非他找来总统，为因修桥而死的工人公开道歉。这部电影一直是尹英华的独角戏，通过导播间的转播表现犯罪现场，尹英华及犯罪嫌疑人的通话表现犯罪过程。影片的后半部分，警察追踪到罪犯的具体位置，并在结尾处击杀罪犯。整部影片严格遵守“犯罪—侦破—缉凶”的叙事模式。

（二）功能型的人物设定

韩国电影创作者把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融入电影人物。角色成为反映社会问题的功能型人物。电影《恐怖直播》的罪犯是一名学生，他父亲是修桥工人。父亲因工作去世，得不到政府的补偿与尊重，反而不断受其欺压。父亲的遭遇成为朴晨佑的作案动机。朴晨佑及其父亲代表无权无势的底层人，他们往往受到压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形象。他们身上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属性，而究其双重身份的原因，则会发现韩国导演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及对底层民众的同情。韩国犯罪电影的创作者在对人物形象的处理上，往往运用扁平人物的塑造方式，而并不意图展现饱满的人物角色。

《恐怖直播》的人物被书写为具有隐喻内涵的形象。即将炸毁的麻浦大桥上，无辜群众命悬一线。台长为争取独播机会，私下与罪犯协商，满足对方索要钱款的要求，将大桥上的人置之不顾。台长作为电视台领导者，在此处成为媒体的符号，对其丑恶形象的塑造成了对媒体的质疑与控诉。男主尹英华被设定为抓住机会朝上层阶级靠拢、抛弃职业道德的媒体人。在他直播过程中，通过与罪犯为代表的底层人物、台长为代表的高层话语权的互动，从毫无良心的媒体人逐渐改变，向受害人立场靠拢。客观地说，无论是罪犯朴晨佑、主播尹英化、台长的形象，导演对其的塑造都过于概念化、扁平化，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并不是自身，而是对某类人的指涉和隐喻。

韩国犯罪电影数量众多，但抛开类型电影的外壳，其内核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批判。电影《恐怖直播》在开头便是主持人针对税率问题与观众连线，从朴晨佑的电话被挂断就可看出来，能为民众发声的媒体人对群众的声音及生活毫不关心。而后媒体为收视率而置群众生命于不顾，则反映了媒体的丑陋及堕落。紧接着，是朴晨佑炸掉金浦大桥的动机又道出了另一个让人无力的现实——辛苦劳动的底层工作人民得不到保护。在影片的最后，想要认罪的朴晨佑被射杀;尹英华成为此次恐怖事件的替罪羊，没有犯罪的他也成为射杀对象。最终，他按下了手中炸弹的按钮。整座大楼轰然倒塌。这样的结尾方式，使得影片的批判性并未没消解，反而愈加强烈。

三、高度写实、暴力血腥的电影风格

同样得益于电影分级制度，韩国犯罪电影从不吝啬对暴力血腥内容的表现。对于暴力血腥情节的设计、镜头语言的表现，使得电影极具视觉冲击力。《恐怖直播》中血腥场面较少，仅有一处，从中可窥见韩国犯罪电影处理暴力血腥场面的特征。警察局局长的一番对话，使犯罪嫌疑人朴晨佑受到极大刺激。手持镜头无规律的摇晃与推拉摇移，使画面及故事充满不稳定性，紧张情绪也达到最高点。突然，局长的耳机爆炸，血液飞溅，整个人飞出画外。剪辑一气呵成，处理得干净利落，赋予电影一种凌厉明快的节奏。

在韩国犯罪电影中，导演会创造各种各样表现暴力的形式。电影中出现的连环杀人犯及相关题材，如《杀人回忆》《追击者》等可以被算作常规化的暴力血腥情节。韩国导演不断探究如何能够形成更有张力、更加夸张的情节，杀人不仅仅作为一种行为出现，在导演的镜语表现中有被仪式化的倾向。例如《亲切的金子》，受害者家长仿佛在完成某种仪式一般，一个接一个向罪犯复仇，而后又坐在桌前分食蛋糕。

四、结语

《恐怖直播》从主题的选择到叙事模式都采取了韩国犯罪电影的极具特色的类型化特征，而又加入了不少新元素使其耳目一新。但我们仍可以看出，以《恐怖直播》为代表的犯罪题材电影存在的问题，如人物塑造上的概念化、故事情节的不合逻辑、对主题表现的同质化。韩国犯罪电影从20世纪末发展到如今，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但上述问题仍然在大多数犯罪电影中出现，并未被解决，我们看到的仍是换汤不换药的程式化创作，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参考文献：

[1]林移刚.当代韩国影视业崛起的原因探析[J].电影文学，2007（24）：3-4.

[2]蔡梦婷.1999年以来的韩国犯罪电影类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