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大树

张雄文

一群人或者几个人里，纪红建总是最安静的一个。他偶尔与人说话，未语先笑，脸上挂着谦卑、拘谨和腼腆，双手不经意间搓两下，像羞涩的村姑。有人端过茶杯泡茶或者传递某样东两，他会立马起身，紧走几步，连声道：“我来，我来！”抢到“活计”，忙完，他又悄声隐在角落，寂然无语。

他其实比我小好几岁，却是我的毛院老师和鲁院师兄。第一次领受他的殷厚关爱，是在毛院时师生外出进行社会实践的大巴上。他作为带队老师坐在车头，我与师友们刚见而几天，平素也不喜热闹，便默坐于车尾的角落。一会儿，一位同学跌跌撞撞跨过颠簸的车厢找到我说：“纪老师叫你到前面和他坐。”我满是疑惑，与纪老师并不熟，除了公开的课堂见面，私下未有过交流。到他身边坐下时，他笑了笑，说：“我看了学员入学申报表，全班就你一个是写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大有可为，我们一起努力。”说着，他便沉默了，我性格也内向，不擅言辞，极熟的人前才会多说几句，他又是起点很高成名已久的老师，于是除了点过一次头，也拘谨地坐着。两人便一路默然，直到下车。我的后背汗水涔涔，早湿透了一张厚实的海绵靠背。

我與他很熟后，才知他并非故作威严，实则讷于言敏于行。他用多年领着我不断前行的行动，诠释了那一次车上的寥寥言语：韶山召开的湖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会上，极力举荐我为增补的理事;安排我在稠人广坐发言，让省内的顶级同道知晓我;与他一道外出，不管别人是否乐意，逢人便夸赞我的点滴成绩：接纳我为学会刊物《湖南报告文学》杂志编辑;帮我筹办高规格的新书研讨会;他自己的新书研讨会，无论地点是湖南还是北京都邀我参加……

他是望城人，雷锋的嫡亲老乡，又最喜成人之美，在孤傲者居多的文学圈殊为难得，诸多和我一样受惠于他的人便直接称他为“纪雷锋”。这位湖南文坛活着的“雷锋”，同样给予人的甚多，索求于人者为零。毛院毕业后，我有一个梦想：去鲁院学习。对已是中国作协会员的我而言，这几乎是舞弄笔墨人生里最后一个渴盼的顶峰。然而，它又犹如头顶的星辰，虽璀璨，却遥不可及。有人告知我，省作协报名等候的人已排到200名之后，而省内每年能去鲁院学习的最多三四人，比同年加入中国作协的名额都少。纪红建得悉我的心愿后，几年里一次次带我拜谒文坛前辈，言辞恳切、唇舌焦干地摆陈我的文学成绩，又亲手将前辈墨痕未于的推荐信封存寄往北京。收到录取通知时，他的兴奋甚至超过我，嘱我一一打电话道谢诸多师长。到了鲁院庄严的开学典礼上，我回首南国，蓦然生愧，几年的争取“长征”中，他从未喝过我一口茶，末接过我一根烟……

纪红建的魅力远不止于厚道，勤勉更是罕见，被师友们戏称文坛“劳模”。他儿乎是不喘气地挥笔写作，一部接一部厚重的作品灼亮厂文坛，也彰显着文学湘军一位主将的实力：《哑巴红军》《忠诚》《诗歌生长的地方》《中国御林军》《明朝抗倭二百年》《不育不孕者调查》《母爱最真》《决战中亚》《国家血管》《有一个地方叫望城》《马桑树儿搭灯台》《见证》……在别人“两句三年得”时，他已是赫然“两部三年得”，甚或“两部一年得”。写作的些许间隙，他便背上背包，四处孤寂地行走、访谈，搜集素材。平日给他打电话，若关机，基本上是在写作中：若好不容易接通，他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迭声道歉：“不好意思，我在贵州山区，信号不好。”前年正月，我打算给他电话拜年，不想他竟在西北某个村庄的寒风里接电话，令我感慨不已。一部《乡村国足》，他走访了中国14个省最穷困的202个村庄，且在书后——罗岁列了村庄的名字和被采访者的姓名。从某种意义.“说，这部书不是用笔写出，而是用长满水泡的双脚丈量出来的，能摘取鲁迅文学奖，良有以也。

获奖之日，朋友圈瞬间燃烧起来，几乎全是对他的祝贺。他却照例沉默。直到好些天后，有人在湖南报告文学学会的群里询问他的身体是否有恙，他才被迫露面，说了获奖后唯一的一段话：“各位师友，深深感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帮助与支持，关心与爱护！这次获奖，是老师们的鼓励与鞭策，唯有老老实实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才能不负老师们的爱心与苦心。”

我没有接话，而是蓦地想起了《后汉书》里的一桩往事：东汉开国后，光武帝麾下的诸将常聚一块唾沫横飞，争功夸能，唯有屡建奇功的大将冯异，总是躲在一旁的大树下，静默无言，被军中上下称为“大树将军”。我想，纪红建也是这样一株谦恭、安静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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