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饼茶计量单位小考
——《茶经·二之具》中的“片”与“斤”

童正祥

湖北天门市陆羽研究会，431700

《茶经》“二之具”曰：“穿：江东、淮南剖竹为之；巴川峡山，纫（捻线，搓绳）谷皮为之。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五两为小穿。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八十斤为中穿，四五十斤为小穿。穿，旧作钗钏之‘钏’字，或作‘贯串’。今则不然，如‘磨、扇、弹、钻、缝’五字，文以平声书之，义以去声呼之。其字，以‘穿’名之。”

笔者认为“峡中”这段文字中的“斤”字，在陆羽的原稿中可能为“片”字，其原文应该是“峡中以一百二十片为上穿，八十片为中穿，四五十片为小穿。”

一、文字分析

首先，将这段文字翻译成白话为：用于贯串茶饼的“穿”，在长江下游江南一带与淮河以南地区，用竹子劈篾条做成；而陕西、四川、湖北交界一带多用谷皮树枝连缀。江东地区以（茶饼串）一斤重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两、五两为“下穿”。峡中地区则称一百二十斤为“上穿”，八十斤为“中穿”，五十斤为“小穿”。“穿”，习惯上读“钏”，或作贯串（chuān）。这里的意思却不同，正如“磨、扇、弹、钻、缝”这5个字，按字形读平声（作动词），按词意读去声（作名词）。“穿”字读去声（chuàn）时，是名词或量词。由此可见，《茶经》中的“穿”，是指贯穿有茶饼的竹条或者树枝，其规格分为“上穿”“中穿”和“小穿”。

从“剖竹为之”与“纫谷皮为之”对仗句可知，剖与纫同为动词，前者为劈篾条做“穿”，后者指用谷皮树枝连缀。在这里，“穿”是“串”的意思。而以“穿”为“串”做量名词，虽然鲜见，但古已有之。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洪武正韵》里记载：“穿，亦作串。《前汉·司马迁传》贯穿经传，即贯串，言博通经传大义也。”

唐诗中不乏以“穿”为“串”的例子。陆龟蒙《二遗诗》有曰：“万古清风吹作籁，一条寒溜滴成穿”；该诗在将万古清风比作籁（即箫）的同时，写实了“一条寒溜滴成穿”的场景。这里的“籁”和“穿”均为名词。

如果《茶经》中的“穿”是作“串”用的话，那么，凡被称为“串”的东西，型不会太大，量也不会太重。诸如唐诗中的“天白水如练，甲丝双串断”（李贺《杂曲歌辞·摩多楼子》）、“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白居易《寄明州于驸马使君三绝句》）、“晓帘串断蜻蜓翼，罗屏但有空青色”（李商隐《河阳诗》）等句中的“串”。

当时，虽然在茶农手中可有散茶、末茶等，但文人煎饮之茶或者说商品茶均是以“片”计量的饼茶。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中有“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序》中记录有“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亦有“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尝友人赠新茶的故事。

二、逻辑推理

首先，需要了解唐朝时“斤”的重量。著名度量衡专家丘光明“经考古发掘一批有自重刻铭的金银器可供从旁考证……此外还有一些日用金银器。经过实测和对各类数据合理的选取，测算每斤平均值为661 g，可作为唐大制1斤量值之参考”[1]。隋唐史专家胡戟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通宝10个钱为两，取西安渔化寨新出土的开元通宝比较好的10个称一下，总重42.5 g，唐1斤为16两，42.5 g乘16等于680 g”[2]。综上所述，唐朝的“斤”相当于现在的660～680 g。

其次，需要了解茶饼的重量。935年前后，毛文锡集茶事研究之大成，撰写《茶谱》（已佚，陈尚君辑本辑得41条），重点讲中唐以后名茶的产地、品性，由此涉及唐七道三十四州产茶情况。《茶谱》有曰：“彭州有蒲村、堋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渠江薄片（历史上产自雪峰山脉中湖南新化、安化一带），一斤八十枚。”由此可知，当时四川地区的茶饼很小，不可能用特别大的茶饼成“穿”。而湖南安化（现安化县渠江镇）的茶饼每个大约相当于8 g左右。

顺便谈谈“薄片”，唐代学者段公路所著《北户录》曰：“茗为薄为夹”。可知当时有些地区亦用“薄”“夹”作为茶饼的代词和量词。

知道了“斤”和“薄片”的含意，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峡中“穿”以数十乃至百多斤计量，那么每穿茶饼的重量就是江东的100倍。当穿（串）变成了“担”和“捆”，何以用谷皮树枝做穿芯绳？而如果是与江东同样大小的茶饼，峡中120斤的“上穿”得有8 000个，需用多长的穿芯绳？怎样“焙之、穿之、封之”，又怎样长途运送？

但是，若峡中茶饼是以120片为“上穿”，80片为“中穿”，40～50片为“小穿”。则与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五两为小穿”的规格和数量相近。如江东每个茶饼按6 g左右，那么，其上中下穿的茶饼数分别为110、50和30个左右；按8 g左右计，上穿80～90个，中穿40～50个，小穿20～30个。两地大、中、小穿茶饼的个数与重量差别不大。只是江东以“斤”计“穿”，峡中以“片”论“穿”。前者界定了“穿”的重量，后者诠译了穿的数量，虽地域有别，但规制相当。

三、文物（献）参考

日本学者们为考察陆羽茶饼的形制付出过艰辛的探究。“从昭和十三年（1938）十一月起，诸岡开始经常去朝鲜，是为了研究弄清《茶经》里最大的疑问——‘陆羽所做的团茶到底是怎么样的’。而解决这一疑问的启发，他是在中尾万三的《朝鲜钱茶的考察》这篇文章中得到的……中尾在朝鲜研究陶瓷器时，偶然发现了团茶……最后的演讲笔记《中国的名茶和古陶瓷》中，记载着中尾于1925年在全罗南道（韩国最西南端的省）的竹川里看到了钱茶。笔记中写到：‘这种茶很有趣，与《茶经》中直径有一寸二分大的团茶一模一样，1930年时在朝鲜半岛北部也残存着《茶经》里记载的这种团茶。’ 诸岡去到朝鲜，在光州（光州市，现位于韩国西南部）的山林技师——家入一雄的帮助下，他在寺庙里发现了残存的团茶制作法和茶饼”[3]（图1）。

图1 韩国发现的残存古钱茶

我国学者亦有考证，主要途径是由药饼而及茶饼。滕军先生认为：“虽然说正仓院里没有茶，却有许多与茶属同类的中草药。据8世纪的可靠记载，当时正仓院在档的中草药有60种（目前仍有40种在库）……其中蜡蜜被加工成药饼，共20枚，用绳穿在一起，保存在木盒里。这种药饼的外形与陆羽在《茶经》“二之具”“三之造”中描述的茶饼的外形是完全一致的”[4]。日本奈良时代的正仓院756年开始启用，这里的收藏品数量大、种类多，有许多是从中国及亚洲各地传入的，对研究当时日本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正仓院的仓库现在仍存有奈良时代的唐朝药饼（图2）。

图2 奈良时代唐朝的药饼

关剑平先生认为，《外台秘要》中详述的药茶的制作、饮用和适应症，开创了药茶制作的先河，在制药技术中也有将药物加工成饼状的例子[5]。《外台秘要》为唐代著名医学家王焘于天宝十一年（752）编撰的一部汇集初唐及唐代以前医学文献的著作，其中载有汉代茶新饮方：“另作一个棬子，围阔二寸半，厚二分以下，斟量大小厚薄作之，此亦无定。众手依模捻成饼子，中心穿孔曰暴干，百余饼为一穿，即以葛蔓为绳贯之，以炭火灸令香热，勿令焦，臼中捣末，任随时取，是煎以代茶。大都浓茶量之，著少量盐煮之，频扬之，即滑美。”由此可见，陆羽所记录的茶饼与汉唐就有的药饼形态相似，煎法相近，以“百余饼为一穿”、以片计数，当在情理之中。

四、小结

综上所述，陆羽在《茶经》中所描述“穿”的规格，江东地区以重量计，分一斤、半斤和四五两谓之上、中、下穿；而巴川地区则按饼茶数量计，分别以120、80、40～50片谓之上、中、下穿。这两者的重量和数量都差不多，这是历史的真实，也应该是作者的本意。

众所周知，宋代以前的古人书稿多以抄本流传。在传抄过程中因字形相仿而误刻导致以讹传讹的情况并不鲜见。存世《茶经》自宋刻“百川版”至后世诸本，不可避免地存在少量文字误刻现象。本文论及存世版《茶经》“二之具”中，将巴峡地区茶饼穿以“片”计而误为以“斤”计，便是典型一例。究其原因，或因“片”“斤”两字字形相似，后世传抄过程未正本清源、不仔细考究所致。

一家之言，恳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