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唐 辉，陈松林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0 引言

土地集约利用是影响城市未来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用地模式和结构发生改变[2，3]，与此同时，城市建设用地飞速扩张也导致城市土地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等现象，如城市盲目扩张和不科学的土地利用方式造成的低效利用[4]、空间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等[5，6]。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资源日益短缺和城市空间外向扩张受限的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发展亟需制定新的空间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紧凑集约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8]。近年来，土地集约利用成为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领域，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不同省份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探讨。福建省在这一研究方向的起步也较早，但是大多研究时间较为久远，结论不能够准确反映如今福建城市土地利用的状态。研究选取2009～2018年10年间的最新数据，对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现状和变化发展规律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评价分析，并结合国家最新出台的相关土地政策[9，10]，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部分参考依据，从而促使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能够得到整体提高和优化。

1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地处北纬23°33′～28°20′、东经115°50′～120°40′，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省份。全省陆域面积124×104km2，海域面积136×104km2；1个副省级市、8个地级市，共包括29个市辖区，12个县级市，44个县。至2017年末，省内常住人口3 91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 534.8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4.8%；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 182.09亿元，人均GDP为82 677元。2017年福建省城市建成区面积从689 km2增至1 209 km2，10年间增加520 km2，其中，厦门、福州和泉州占比最高，分别为28.8%、24.05%和18.2%，宁德占比最低，仅为2.81%；全省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速为6.45%，增速最高的为泉州，年均增幅10.86%，最慢的是漳州，年均增幅4.21%。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对生产和生活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扩张，大量土地被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加剧了城市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7年《福建统计年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和《福州统计年鉴》，其中市辖区面积相关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

2.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进行评价，首先需要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研究对象的类型以及空间尺度的不同，选取的评价指标也不同[11]。从区域发展质量内涵出发，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遵循指标选取的可获得性、合理性、可比性等原则[12]，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从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强度、土地产出效益、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构建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2.3 评价模型的建立

2.3.1 指标标准化处理

由于评价指标含义不同，量纲不同，为使同一指标的数据能进行相互比较，通过将指标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13]，消除变量的量纲不同对评价结果造成的影响。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各城市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并判断其集约水平的高低。根据计算结果，数值越大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越高。

通过对原始数据xij(xij表示第i项指标的第j个原始数据；i=1，2，…m；j=1，2，…n；m表示指标数10；n表示研究区域个数)进行无量纲处理，然后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公式1、2)对参评指标进行统一处理。

正向指标pij=(xij-ximin)/(ximax-ximin)

(1)

负向指标pij=(ximax-xij)/(ximax-ximin)

(2)

由于本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所以仅采取式(1)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即可。

2.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熵值法是指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的数学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般评价方法中的主观性。其原理是：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根据指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大小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在土地利用系统中，相对于指标理想值而言，指标值变化越慢，得到的信息熵就越小，其效用值越小，指标权重就越小；反之指标权重就越大[14]。根据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和公式(公式3、4、5)，对福建省9个目标城市市辖区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根据信息熵大小计算出指标的权重(表1)。

(3)

式中：x′ij表示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数值第i项指标的信息熵Ri。

(4)

第i项指标的权重Wi：

(5)

2.3.3 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计算

研究区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采用指标标准化后数值加权求和法计算，公式为：

(6)

式中：Fi表示综合评价值；wi表示第j个评价因子的权重；yj表示第i个对象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2.4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是定量评判研究对象现状水平的核心依据，对评价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目前国内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断定并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这里使用运用SPSS中的系统聚类法，将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划分为高度集约利用(≥0.6)、中度集约利用(0.4～0.6)和低度集约利用(≤0.4)3个等级，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福建省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及特点对福建9个城市市辖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进行评价[16]。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时间变异

3.1.1 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时间变化

2008～2017年10年间，福建省9个设区市市辖区整体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水平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但不同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图1)。土地集约度上升的有南平、漳州、龙岩和莆田4个城市，增幅分别为14.18%、14.01%、11.84%和10.4%；土地集约度负增长的城市有福州、厦门、泉州、三明和宁德，增幅分别为-2.67%、-7.42%、-3.64%、-13.81%和-12.56%。通过对准则层的动态比较分析发现，总体上土地投入水平、土地产出效益和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多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土地投入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达到18.51%。在对土地持续高投入的带动下，土地产出效益和土地生态环境质量下的各项指标均为正向增长态势，其中地均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幅达11.28%和10.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率也始终保持正向增长。但是，土地利用强度呈波动不稳定状态，主要表现为10年间建设用地与GDP弹性指数和建设用地与人口弹性系数波动幅度较大，究其原因是城市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与GDP和人口的增长之间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或超前性以及空间上的不协调性。根据计算结果并结合福建省土地利用现状可以发现，如果某一时期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速度比较缓慢，并且同时期经济和人口也保持健康的增长态势，则这一时期城市土地集约程度就相对较高；相反，如果某一年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而同一时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用地扩张速度，则会导致城市土地集约程度明显下降。通过对上述分析总结，福建省各城市10年间在土地投入、经济效益产出和生态环境质量上具有显著的提升，城市土地整体集约态势逐渐加强。但是在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上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十分协调，部分年份出现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导致土地利用集约度显著降低。

图1 福建省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前后10年对比

3.1.2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的时间变化特征

福建省地形复杂，地理位置和地形因素对不同地区城市在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影响显著，不同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差异明显。通过对不同城市前后10年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比较，2008～2017年，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类型变化不显著，除厦门和泉州在高度集约利用和中度集约利用之间浮动，其余城市土地集约类型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为更直观的对比福建省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水平空间上的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此处引入变异系数指标，对不同年份各个城市之间的土地利用集约水平的变异系数进行计算。变异系数利用标准差和平均数的比值来计算的，以此反映研究数据的离散程度[17]。通过对福建省近10年的CV值的波动可以发现，2008～2017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较大，且大致呈现出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表2)。尽管2015年变异系数值略低于研究初期的2008年，但福建省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在空间上的差异整体仍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

表2 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变异系数

3.2 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异分析

为更直观的体现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的变化，这里选取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7年4个时间节点对其空间分异变化进行探究(图2)。沿海城市中除了宁德和莆田以外，其余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等级普遍较高(图3)。这主要是因为福建作为沿海省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沿海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普遍较高于非沿海城市，城市建设规划相对更为合理，土地集约度高。其中，福州市、厦门市和泉州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最高，在4个时间点都有达到高度集约利用或适度集约利用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作为省会和省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自身城市化水平高，市辖区人口密集，经济活跃，城市用地必须高度合理的集约利用才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此外，凭借着政策优势，福州在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财政收入指标上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这也是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宁德尽管作为沿海城市，但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地形相对封闭，加之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低，市区规模小，发挥不了对地区资金和劳动力的吸引作用，因此城市土地集约度低。相对于宁德市来说，莆田市尽管整体基础条件较好，但是其在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财政收入上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差距显著，加之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区域产业结构中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占比较高，间接导致地均生产总值低，故城市土地集约度同样处于粗放利用的低水平状态。南平、三明和龙岩均为非沿海城市，地形复杂，对外经济联系不便，经济相对基础薄弱，城市发展速度和规划水平与沿海城市相比总体不高，城市土地集约度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从总体来看，整个福建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等级区分明显，等级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城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明显高于西部非沿海城市，如高度集约利用和中度集约利用城市均处于沿海地区，而非沿海3个城市均为低度集约利用。同时，沿海城市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3种土地集约利用类型在6个城市中均有涉及，说明沿海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差异远高于非沿海城市之间的差异。纵观全省，福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仍有待提高，其中处于低水平城市土地利用的城市数量几乎占到一半，城市区划面积更是超过了全省面积的一半。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福建省2008～2017年10年间的土地集约利用的综合评价和时空分析可以得知，福建省整体城市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不高，在研究期间全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变化不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集约利用度在空间地域上的差异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通过对沿海城市和非沿海城市对比发现，非沿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明显低于沿海大部分城市。同时，沿海城市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3种土地利用类型均有涵盖，如宁德和莆田作为沿海地区城市，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上与内陆非沿海城市处于同一类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为低度集约利用；漳州一直稳定在中度集约利用的状态，福州和厦门在大多数时期内土地集约利用度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01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改过后的《土地管理法》，其最核心的就是从法律上破除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障碍，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中国房地产发展，还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渠道，带动城市化的发展。福建应积极响应国家新政策，加快转变土地利用概念，树立土地集约利用新理念，积极引导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同时，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淘汰占地面积大、高耗能、低产出的落后产业，以确保城市单位土地面积在经济产出水平和质量上的提升，尽可能减少社会经济发展中对土地资源的浪费，推动全省土地利用模式朝着“低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化结构转变。在城市已利用土地上，定期对土地利用现状进行评价，对低效、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进行更新和改造。对部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的城市应加大土地投入力度，适当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强度，增加土地产出效益。同时，应加强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投入，提升城市品位、改善生存环境，为城市发展高新技术和旅游服务等“高产出”产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加大对非沿海城市土地投入的力度，加速对落后产业淘汰和升级改造，提高城市土地经济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缩小区域间集约度差异，从而使福建省整体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升。同时，在今后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应合理规划用地数量、协调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图2 福建省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