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大中华地区最体现儒家精神的技术发明,恐怕既不是福建的土楼,也不是遍布各地的祠堂,更不是包裹出三寸金莲的裹脚布,而是朋友圈。
朋友圈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通讯工具与信息发布平台,充分体现了儒家“亲疏有别”的人际交往原则。譬如,你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将你的个人简讯在朋友圈中的可见状态从“一直可见”调整到“三天内可见”,或者干脆对某些人永远不开放,或者干脆就拉黑某人。或者,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私人的朋友遴选原则,立即组织出一个新的微信聊天群。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此便捷的操作,即使在技术条件远不如今天的东汉王朝也就早就有其雏形了,这就是以“八厨”“八顾”“八俊”“八及”为代表的东汉知识分子群体。
先来看东汉“朋友圈”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知道,太学是汉代利用儒学资源培养官僚后备队伍的重要机构。而在汉顺帝时期,东汉太学又得到了全面扩建,整个太学的教学与师生住宿面积可能有六万平方米,太学生数量有三万多人,而当时首都洛阳的整体人口也就六十万。如此多的太学生,显然是找不到如此多的官来做的,因为全汉朝也就是一千多个县令的职位。更麻烦的是,有限的官位被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大量瓜分,这自然更加引发太学生的不满。太学的同学经历与共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太学生立即组织了相应的社会团体,以便维护自身在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股权份额”。……